朱维群：吃百姓俸禄，就该给百姓办事
“一些文章，发之前，就知道会轩然大波，那我也得说出来。别人说或者学者说，那和官员自己说，还是不一样的。”
朱维群，1947年生于江苏建湖，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编辑｜苏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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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早春3月，朱维群和其他委员一样，住在友谊宾馆里，参加全国两会。
这段日子里，他时不时回到毗邻的母校校园散步，看着迎面一茬又一茬单车骑过的在校生，总会想起52年前，自己穿着一身蓝制服，戴着中国人民大学白底校徽，那副“恰同学少年”时的样子。
一家三代都是人大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朱维群家庭中不可剥离的一条纽带。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特质。
“人大从延安走来，始终忠于党和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直至后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人大精神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维群。
彼时大学，与政治紧密相连
朱维群泡了一杯茶，回忆着52年前的校园生活。追溯至记忆深处，他的指尖不由地轻敲沙发扶手。
朱维群小学时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并在196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当时的人大有了新建的图书馆与教学大楼，但四周却还是成片庄稼地。两层的宿舍楼，六七个人一个屋，硬板床上垫草席铺床单直接睡，没有褥子。朱维群为了锻炼自己，连草席都不铺。
干部家庭出身的朱维群，没什么优待，大家伙一起拿饭票买伙食，一天5毛钱，一个月15.5元。家庭条件差的，申请到国家补助，一个月能到20块钱。“入学那年国家经济恢复，能吃饱，还有肉，我们都觉得很不错了。”他回忆道。
专业是朱维群凭自己喜好选的，语言文学系里学文艺评论，他最喜欢《中国古代文学》。
可第二个学期，整个班都去了海淀苏家坨，响应政策下乡到农村办学。住在农民家里，一边劳动一边上课，师资力量分散，除草、割麦、种庄稼、盖房子朱维群倒是学会不少。
彼时的大学，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连，身处其中的学子，记忆中抹不去时代特有的烙印。
入学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大成了“重灾区”，学校全面停课，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我们这届比较特殊，经历了最混乱的时候，当时以文科为主的人民大学伤筋动骨。对我们这届学生来说，学业收获也是要打引号的。”同年6月，朱维群所在的65级，毕业了。
大学时的朱维群。受访者供图
一家三代，皆因人大结缘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人民大学复杂尖锐的思想意见碰撞中，朱维群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朱卫卫。
与朱维群同年入校，朱卫卫在人大新闻系就读。“文革”中，朱维群与朱卫卫属于保守派。观点相近的两人在共同的经历中建立了友谊，大学毕业4年后，两人确立了关系。
朱维群一家，有三代三对校友，皆因人大结缘。
他的岳父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的负责人之一，在延安结识了一位投奔陕北公学的女青年，这个女青年后来成为朱维群的岳母。朱维群女儿1992年入读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系，在大学与同届商贸系的爱人相识相恋。小外孙尚未出生时，朱维群笑称，等小家伙长大了，也把他送到人大读书。
三代渊源，使得人民大学成为朱维群家庭聚会里，常被谈起的话题。朱维群经常和女儿一起，把各自的大学生活做着比较。“人大早期教育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但女儿那会儿学习环境就好太多了，能读很多东西，学术自由度高，自主选择也多。”
1970年大学毕业后，朱维群被分配到沈阳郊区当老师，一边种地，一边教语文。别说学生了，连当老师的朱维群都没有书可看。好不容易弄到一本赫胥黎的有关进化论的书，他来回翻看几遍，做了详细的笔记。
离开沈阳，朱维群先后到成都市委宣传部、江苏省高教局、人民日报社、中央办公厅以及中央统战部任职。
在统战部，朱维群工作中继续了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缘分。
1998年以后，中央统战部决定安排宗教界代表人物到普通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朱维群首先想到的是向母校求援，人大最终被选定为高校集体办班点。“我国宗教中青年代表人物，他们宗教造诣比较高，但很多人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在人大设点学习普通高等教育社会科学，如历史、文学、经济、哲学，提高宗教界人士的综合水平。”
如今，已举办11届授课班，先后600多名宗教界人士在人大学习。谈及这件事，朱维群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
“有些话得罪人，也得说”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朱维群已从人大毕业数十载，但人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
1991年，还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朱维群第一次进藏，冬天里，一留就是40多天。“第一次到拉萨，机场只有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拉萨城里基本都是平 38 34611 38 13307 0 0 2750 0 0:00:12 0:00:04 0:00:08 2750，一到晚上满城都是野狗叫。早上起来打水，水龙头都是冻住的，屋里也没取暖。”在之后数十年的民族宗教工作中，朱维群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在涉藏工作上，特别是和达赖集团的斗争。至于先后进藏多少次，已经很难统计了，他一点点看着藏区发生变化，拉萨有了大都市的气派。
当时藏区没有铁路，朱维群下基层常常连坐几天汽车，到了地儿就开始工作，“别把高原反应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适当注意一点就可以了。”
“那会儿人的状态最好，活力焕发，像颗子弹一样。”
2013年进入全国政协，他身上的劲儿也没有松下来。每天上班，他总提个包，先到办公室安排完工作，再回办公室。
2016年9月，朱维群开办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介绍语写着“江山万里，不失寸土。青史千年，无愧后人。”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精选后发在了公号上，延续了他一贯敢说话的风格。
即将卸任统战部副部长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改改我们的文风》，强调官员文风应务实，忌虚华与官话套话。“那会儿我知道自己快要卸任了，就觉着得抓紧说了，有些话得罪人，也得说。”
近几年中，朱维群就民族宗教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答记者问，其中有些引起了不少争论，有人坚决支持，有人强烈反对。“一些文章，发之前，就知道会轩然大波，那我也得说出来。别人说或者学者说，那和官员自己说，还是不一样的。”
如今，朱维群已至古稀之年。但他“从没有觉得是年纪大的人，有时候一想都到70岁了，感觉很奇怪。”他最担心退休后，松了劲儿，人没了状态。“很重要一个问题是要继续关注新的动态、观点、争论。一个人最怕信息源枯竭，信息枯竭了人肯定枯竭。”
他想着，以后有更多的时间了，要好好打理自己的写作，“文章千古事，吃老百姓的俸禄，就该给老百姓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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