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同志做HIV检测 | 口述
20分钟之后，当我和他说“你的结果是阳性”的时候，那个人的虚汗滴滴答答往下流，突然虚脱休克，倒在地上，没有知觉。我掐着他的人中，整整10分钟，他才醒过来。我摸了摸他的脸，很苍白。
2017年12月1日，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学生用蜡烛点亮红丝带，纪念世界艾滋病日。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吴靖 实习生张紫璇 杨林鑫
编辑｜陈薇 校对｜陆爱英
►本文约4503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今年是世界艾滋病日30周年，距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愿景，还有13年时间。
2014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2020年将力争实现三个90%的防治目标：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90％已经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90％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
然而在中国，第一个“90%”这个初级目标还未实现。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HIV的检测，HIV诊断的方法以抗体检测为主，分为初筛检测和确认检测两个内容。初筛检测在疾控中心、三甲医院和非政府公益组织都是免费的。
2017年1-10月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新报告HIV感染者及病人3053例，其中异性传播758例，仅占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占大多数的是男男同性传播，共2208例，占总数的72.32%。
《2015年BLued大数据白皮书》指出，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集中、社会包容度越高的地区，如东部沿海和北上广深都市圈，“同志”人群也相对越集中。
此次艾滋病日前夕，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找到了3位在公益机构做同志HIV检测的人，聊一聊他们和被检测者之间的故事。
电影《最爱》截图。电影讲述了一个有关艾滋病和爱情的故事。图片来自网络
马跃：HIV检测员，护士从业者，26岁
我每周都送人去疾控中心
我做这份工作1年半了，周一到周五、9:30-18:30上班。
这是我第4份工作，我学的专业是护士，之前在家乡做男护士。我也考过会计证、社工证，也在医疗器械供应商那边打工，从毕业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
我做同志群体的HIV检测员，能体会到他们平时受到的一些冷眼和歧视，我的同志身份也能让这些来检测的同志们得到归属感。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接触这些来访者，给他们提供一些咨询和检测的工作。按照流程来说，一个人需要20分钟时间，10分钟聊天，10分钟等待检测结果。多的话一天能接待20多个人，少的话一天有8个人左右。
工作这1年半，我就记住了一个感染者，就是第一个来检测的人。
去年5月份，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来检测，一起工作的朋友陪他来的，是互相知道对方身份的那种人，来的第一句话是，“我可能会感染，我觉得我的身体不舒服”。
其实，会有一些大体相似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腹泻、发烧或者是皮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段时间精神状态不佳。这个人有段时间身体一直出现各种不适，然后才过来。
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把结果放在手边的抽屉里，不让他们看见，15分钟出结果，但是5分钟可以看到大体的结果了，和孕检试纸差不多，两条线就是怀孕，我眼睛一瞥，就发现不一样，他当时测出来也是两条线，阳性结果。
我看到结果第一反应是，心里一惊，该怎么和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就尽量控制了我的表情，尽量让自己镇静下来问他，“你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感染艾滋的同性啊？”他说，“我不太记得了”，然后慢慢诱导他，告诉他艾滋病是什么，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工作。说了好多之后，我才把有结果的托盘拿上桌子，告诉他“你的结果有一些异常，可能是阳性”。
一般当我告诉好多人阳性结果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呆住，在那个时间段思维都是空的。
他愣了大概几分钟，我也没有说话。几分钟后，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需要去疾控做进一步检查，你要去的话我现在就陪着你去。我们检测点的血液检测只是初筛，如果确认还需要去疾控中心做检查。
我打了个车，把他送到最近一家疾控中心。疾控的结果也是阳性。
后来我加了他微信，让他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之后我就移交给其他同事，给他一些后续建议，帮助他服药。他现在正常生活已经没问题了，状态也好。
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人在面对一个大问题的时候，刚开始是拒绝，或者是不知所措、愤怒，但是你帮助他过了这段时间以后，他就好了。
我每周基本会亲自送1-2个人去疾控中心。有的人初筛之后是阳性，不敢去疾控，去了以后也不知道找哪个科室。周末疾控不上班，我们就约周一去，这中间还要不断沟通，不然很危险，有的人就放弃了。
现在再让我想这些感受最深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每天接触太多人了，他们来的时候基本都是负能量，情绪不太好、有感情问题，也有对病的担心恐慌。
我用了半年的时候消化这些负能量，现在已经能够屏蔽掉这些，耳朵听不进去了。态度慢慢变得平静，我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笑容或者那么体贴，更趋向于常态化。
刚开始接触这个工作时，有点手足无措。以前没有接触艾滋病，就觉得我要时刻小心，有很强烈的消毒意识，来一个人检测就洗一次手。一滴血滴到我手上，我都会好担心，摸到了会不会传染给我。我戴着手套，也担心万一这手套破了怎么办。
慢慢开始了解传播途径，心理障碍就消除了，心理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是洗手的习惯还在坚持。
以前身边没有艾滋感染者，现在慢慢接触到，还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看电影，都没事，慢慢觉得，这些人都一样，没什么差别。
我们自己做过统计，2016年来我们这边检测的有4603个人，最大年龄72岁，20-29岁的有3126人，50-72岁的有34个人。
其实现在中国感染HIV的人老龄化在增高，但来做检测的老年人占少数，60岁以上来做检测的一年也就20个。我自己接待过50多岁的。
类似我们这种公益机构只能做HIV初筛检测，检测方式有尿液检测、血液检测和唾液检测，现在我们这边检测，血液检测在90%以上。
有人不愿意出来检测，网上也有卖试剂的，质量就参差不齐，贵的300-500一支，便宜的20块钱一支。需求很大，网站上唾液试剂的销售量好几十万。我们去年在北京赠送了700份尿液试剂，一抢而空。哪怕是7000份我们都能发得出去。
很多人不愿意露面。有的人会把试剂寄过来，我们寄给疾控，再把结果寄回去，这样我们三方全程不见面。
现在来看，这些年下来，很多患者慢慢对HIV阳性都有一些了解，对HIV感染有一定的接受度了，情况正在慢慢变好。
2017年12月1日，青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艾滋病患者”在向行人索求拥抱。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牙套：HIV检测志愿者，金融从业者，30多岁
听到结果，他休克了10分钟
我做HIV检测志愿者做了5年。做志愿者也是一个巧合，2012年正好看到淡蓝公益检测HIV，当时梅毒也比较流行，我考虑安全问题就去测了，不过后来检测出来结果是阴性。
很多同性恋对检测很害怕，不敢去知道结果，还有对自己不认同，怕别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更多人不愿意去疾控中心检测，需要身份证的真实个人信息。我们这里只要昵称、性别、年龄即可，但是现在来检测的人还是都会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全副武装，就露个眼睛。
我做志愿者，第一个人就是阳性。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当时HIV检测室是设立在三里屯的一个酒吧，不到10平方米，一个桌子，后面一个架子，还有一些检测设备。
那时候还是夏天的周六，屋子里还挺凉快。一个30岁左右的人来做唾液检测，我把唾液试纸放在抽屉等结果，不让他看见，咨询过程中看到试剂条有变化之后，他有些忐忑，紧张，我就开始和他普及艾滋知识，但是他并没有太多耐心在听。
20分钟之后，当我和他说“你的结果是阳性”的时候，那个人的虚汗滴滴答答往下流，突然虚脱休克，倒在地上，没有知觉。我掐着他的人中，整整10分钟，他才醒过来。我摸了摸他的脸，很苍白。
当时整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我和他两个人，我把他扶起来，他躺在椅子上，浑身无力。
突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了。我立即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不要害怕，给了他一个拥抱。
如果你第一时间知道他感染，还会给他一个拥抱，他就会很有安全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一直和他说了1个多小时，他基本没说话，瘫软在椅子上，我给他拿了些纸不停地给他擦汗，最后，他和我说了一句，“你帮帮我吧。”
他走之前我留了他电话，周末我们一直电话、短信和微信在沟通，害怕他想不开、没有地方排解情绪。周一我请了一天假，带他去疾控做进一步检查，领药，觉得必须要对这个人负责到底。
现在想起来很后怕，当时应该打120，万一醒不了怎么办？但当时我担心120那边会问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才会晕倒，当时会不会把他曝出来是同性恋、感染了HIV？想了想还是没报120。
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今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他发的照片，他现在状态挺好的。想起那次经历，我感觉自己好伟大，身后有光环，帮助到这个人了。就像你吃块糖，你自己会很开心，但是你掰开之后，两个人一起吃会更开心。
5年多了，当年的志愿者好像就我一直在，我想想，还是一直做下去吧。
现在志愿者队伍不断在扩大，我们这个公益机构有100多个志愿者。同性恋偏多，女性也有，占少部分。
去到其他地方我也会经常留意当地的同志HIV检测点，有些地方的检测点做得就不太好。
2012年左右，那个时候大部分公益机构都会在一些酒吧附近设立检测点，我去一个地方，看见一酒吧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唾液试剂等设备，七八个人排着队检测，试剂就放在桌子上，不卫生，不规范，大家也都看得到彼此的结果，这对做HIV测试的人有很大的心理负担。现在情况应该改善很多了。
海南一所大学里的5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红丝带前点燃蜡烛来纪念“世界艾滋病日”。
陈子煌：HIV检测咨询师，公益组织负责人，27岁
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去共抗艾滋
2012年，我第一次接触到HIV检测。检测到第一个人是阳性的时候，人家在那里哭，我也在那里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感染者。
第一个感染者是个小男孩，1992年的，又黑又瘦，给我印象特别深。
我刚开始和他做咨询的时候并不觉得他的风险很高。风险评估我们有一个问题量表，由国家疾控中心和复旦大学一起设计。很多人觉得自己是风险极低的，测完之后发现是极高的风险。实际上，自我评估风险和实际评估风险是不符的。
这个小男孩的结果也出乎意料，是阳性。他来的时候我们快下班了，我们聊了快1个小时，聊得天都黑了。
之前我们都做过培训，知道阳性结果应该怎么说，阴性结果应该怎么说。
如果是阴性，我会告诉他如何去继续保持，同时强调会有窗口期，在一定时间内是检测不出来的，要做第二次复检，告诉他具体复检时间，再告诉他哪些行为是有风险的，给他一些怎么降低风险的建议。
用安全套基本可以避免传染HIV，但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不用套是错的”“不用套是不负责任。”别人就不会愿意和你聊，而很多机构是不愿意花时间和来访者讨论性行为的方式或者做进一步咨询。
另外，我们会建议，如果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固定性伴侣，你就要留个心眼，隔三个月你就要检测一次。
如果是阳性的话，我就偏用阳性咨询法。我会告诉他阳性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初筛的结果，所以还要做一次确证实验，即使感染了，有哪些方法可以去治疗，“正常服用药物是不会有问题的。”
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策略，比如说确证之前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一般不会第一时间告诉他让他的性伴侣来检测，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好，他会觉得自己是个祸害，感染者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感染者没有义务告诉其他人，但是有义务告诉性伴侣。但是我们了解到的现实情况是，很多感染者不会告诉自己的性伴侣。
据我所供职的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起码30%-40%的同志人群是没有接受过检测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而这个时候他传播给别人的风险是最大的。
我们在2012年开始做HIV检测，那个时候政府才放开让公益组织做快检。最开始是做唾液检测，有的人不喜欢刺痛感，抽血检测没法做。可以选择唾液检测，但我建议血液检测，目前选择唾液检测的人连1%都不到。
有一天，有人在微信上和我联系，说之前是由我带他做确诊、服药，特别感谢。他是事业单位的，说现在开始健身了，开始变好。我其实不记得他了，但觉得挺感动的。
艾滋病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当这个问题不能被科学完全攻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有人去不断尝试，不只是说疾控中心或者是一个预防机构去做，也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去共抗艾滋。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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