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旧事 | 送别导演吴贻弓
“坎坷和曲折的经历，并未让我变得尖刻。相反，我更崇尚平淡和含蓄之美，这确实是性格使然，也是我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2012年6月16日，吴贻弓在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现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实习生 邓鹏卓 张司钰
编辑 | 苏晓明 校对 | 王心
►本文约4509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今宵别梦寒
9月14日一早，吴贻弓逝世的消息开始在电影界同行的朋友圈里传播。这位第四代导演在上海瑞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0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看到了讣告，有些恍惚，他在郊区的路上发了微博：悼念诗意艺术与人本影像大师的逝去。
在中国电影史中，吴贻弓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很难被忽视，他的作品也被视为“诗化电影”的开端。同时，作为曾经的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始人，他在几十年行政工作中也推动着电影事业的前行。
近几天，吴贻弓逝世的消息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人们开始重新谈论他的代表作《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因为他的影片而广为流传的歌曲《送别》也被多次提及：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周星与吴贻弓的首次交集便是电影《城南旧事》。上世纪80年代初，周星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收到通知让全体同学到八一剧场集合，帮忙拍一个电影。
年轻学子们换上老北京的坎肩儿，扮成赶集的老百姓，去给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当群众演员。那时候，大家对这位导演没有任何概念，只知道剧本是林海音写的，讲了一个老北京城南的故事，再无其他。
1983年，《城南旧事》上映前，吴贻弓在文章里写，也许人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一部影片吧：它就像一条缓缓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随着流水慢慢地往下淌，叶子被突出的树桩或水草挡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去……
《城南旧事》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影片上映后，周星和同学们约着跑去了电影院，盯着屏幕找熟人的身影。没有人注意叶子如何淌在水面上，也没有人注意这个“不讲故事”的电影如何用镜头写完了一首悠长的诗。
那一年，《城南旧事》获得了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首次获得的国际大奖，它被视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开端。也有人说，它是影史上“散文电影”的经典。
许多年后，周星开始学习影视专业，回头去看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电影这么好，这个导演这么出色”。再后来，他进入了电影领域，并成为了影视文化专家、博士生导师，每个学期都会把《城南旧事》拿到课堂上讲，“因为它是那个时期最好的电影”，到如今，来来回回看了至少十几遍，每一次都“充满了敬意”。
“这个电影的好是全方位的好。”周星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刚刚开始复苏，人们忙着拨乱反正、批判旧时代，这个时候突然看到这样的电影，它跨越了现实，直接去表现个体的内心、情感和生命，本能地觉得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等到那首《送别歌》出来的时候，简直把人心都摇醉了。”
《城南旧事》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平淡和含蓄
吴贻弓去世后，人们在不同的平台通过不同的途径悼念他。
演员刘子枫称他为“文人导演”，说他“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肢体动作幅度也不大，一切工作都是在一种安静平稳、有条不紊的状态下在进行着。他接人待物、处言谈事都很儒雅，与他高瘦的形态、戴副黑框眼镜的面相非常相称”。
在导演江平的回忆里，吴贻弓官至局长、厂长，但最听得进“导演”这一称谓。平日里没有架子，人情味浓，曾经在患肝癌离世的司机阿三的追悼会上，从外地出差的吴贻弓匆匆赶来，三鞠躬。
吴贻弓去世后的第二天，演员宋春丽在凌晨发了一篇长微博。她提到了与吴贻弓唯一的一次合作，关于沙漠、戈壁和长河落日。
1983年，吴贻弓的电影《姐姐》开拍，讲的是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在甘肃临泽掩护西路军西撤全军覆没后的故事。在一篇日后的访谈中，吴贻弓说起这部电影中最满意的一场戏：戈壁滩上，影片中的三个人静静地看着太阳落山，没有对话，被壮丽的日落所震慑，看呆了，最后只有姐姐说了句：“明天还会升起来的。”
电影《姐姐》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轻叙事，重感受，是吴贻弓的一贯风格，落日里关于生命力的挣扎与强悍，自然是他偏爱的。
宋春丽便是这部片子里的“姐姐”。在她的理解中，姐姐在此刻的情绪应当是：在西路军遭到重创后，仍对革命充满信心。于是在表演上很凝重，“明天”两字出口，刻意顿了一下。
没料到，吴贻弓很快从远处跑过来：“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把一句连起来，平淡着说，像说一句生活中的话那样说，让观众自己去理解你心里那个意思，观众不是傻子。”
另一场戏中，姐姐在荒原上看到了一个犁杖，她蹲下抚摸，耳边响起爹的话：“丫头子，向前走”。只拍了一条导演就喊“好，过了”！宋春丽觉得自己情绪不够饱满，想再拍一条，甚至和吴贻弓吵了起来。但对方只是平静地说：“你是不是觉得眼泪没流下来，可我已经感觉到了你的内心，此时流不流眼泪已经不重要了，你不要试图让观众知道你是一个好演员，你做减法，观众就会做加法”。
36年后，曾经的“姐姐”已经长了不少花白头发，她在微博上写：我当时没理解，但是执行了，他是对的。
淡淡的影视表达，给观众浓烈的情感共鸣。这成了吴贻弓电影的特点之一。他曾解释：“坎坷和曲折的经历，并未让我变得尖刻。相反，我更崇尚平淡和含蓄之美，这确实是性格使然，也是我对生活的真切感受。”
黄金时代
在吴贻弓留下来的照片中，他大多眯着眼睛笑，皱纹从眼角扩散出去，显得亲近谦和。
熟悉他人生经历的朋友和观众常常为此感到惊讶，按常理，那些流离动荡的往事应当会造就一个反抗者、批判者。
1938年，吴贻弓出生于重庆。当时的山城正遭遇轰炸，家人把对和平的祈愿寄放到了长子的名字中：“贻”为收藏，“弓”乃兵器，“贻弓”寓意刀枪入库、天下天平。
山河破碎的时局持续了很久，童年的吴贻弓跟随父母辗转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最终定居在了上海。
这座光影之城给了吴贻弓最初的电影启蒙，他用攒下来的早餐钱买电影票，甚至用纸盒、玻璃纸和手电筒自制电影院。1956年高中毕业后，吴贻弓在志愿栏填上了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北影刚刚完成改制，第一次招收导演系、演员系、摄影系本科生，吴贻弓和其他85位学子一起，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最早一批电影本科人才之一。
象牙塔的生活很快被打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曾给学校提意见“高等学府要兼收并蓄、学习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优秀电影”，吴贻弓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从低谷爬向坡顶，紧接着又赶上了“文革”，他被派去割芦苇、生产胰岛素、“战高温”。
后来，为了方便梳理和论述，吴贻弓等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被定义为“第四代导演”。在历史的裹挟中，他们的命运曲线显得尤其波折：甫一走出学院，尚未施展拳脚，便因为十年动荡，只能“成长在荒原和夹缝中”；动荡结束，蓄积的力量刚要喷薄，更年轻的第五代导演迅速崛起、超车。不过，这其中的短暂几年，成为了第四代导演们的舞台，也成了电影的黄金时代。
2012年4月10日，上海，吴贻弓导演在家中接受专访。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在当时，电影商业大潮尚未席卷，用电影学教授石川的话说，“在1980年代短短几年里，电影是什么？是一个被人不断追问和思考的终极问题。”
那段时间里，出现了《沙鸥》《青春祭》《湘女潇潇》等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和《城南旧事》等也陆续面世。但和其他导演的现实主义矛头不同，吴贻弓选择了用镜头写诗，写人心、人性，和那些持久共鸣的情感。
没过多久，张艺谋和陈凯歌们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了电影新舞台，所谓的“第四代”则迅速地隐退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到如今，那个年代仿佛更寂然且遥远，吴天明带着《百鸟朝凤》的悲歌去世了，谢飞转向了电影教学和理论研究，郑洞天病居在家……鲜有人留在电影领域。
吴贻弓去世后，周星看到了诸多缅怀和感慨，他猜想，这些关注和感叹或许不只因为吴的去世，也有另一重情感因素在其中：那样的一个时代，是不是结束了？
“申江小吴”
片场上的吴贻弓平静、稳妥，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佳作。不过，在生活中，他常常让人哭笑不得。
一次，妻子张文蓉让吴贻弓去买米，吴满口答应。于是，妻子准备好了米袋、粮票、换粮证，并叮嘱他：“米好就买，不好就别买。”没想到这让吴贻弓为难了起来，懦懦地问：“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最终还是叫妻子同去，她负责决定好坏，他负责扛。
还有一次，吴贻弓在家里写东西，妻子要到厂里拍戏，临走时告诉他晾台上晾着衣服，天黑前记得收下来。吴贻弓依然满口答应。晚上十点多，妻子回到家，发现收回来的衣服中，少了一件吴贻弓的白衬衫，追问缘由，吴贻弓理直气壮：“晒台上一共晾着三件白衬衫，我怎么知道哪件是我们的，如果搞错了，把邻居家的收进来，岂不难为情？”他的对策是等邻居先来收衣服，剩下的一件白衬衫便是自己的了，没想到一晚上往晾台上跑了好几次，还是没等到邻居。
这些往事被记录在一篇题为《话说我的丈夫吴贻弓》的文章里，是妻子张文蓉在二人结婚20周年时写下的。她在文章中形容他“傻得出奇”，有时免不了让人发脾气。邻居劝她：“算了，人家态度还是蛮好的。”张文蓉戏谑：是啊，他什么都不会做，就剩下态度好了。
一晃携手走过几十年。吴贻弓在书中记载，有时候，他还会追着问张文蓉：“这辈子嫁给小吴，悔也不悔？”张文蓉便装作不耐烦：“去去去！一边待着去。”
晚年，吴贻弓和家人偏居沪上西南一隅，只有百十来户人家，“可以静静地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怡然自得”。
他学电脑，上网，在2006年给自己开通了新浪博客。他把博客的英文名字“BLOG”翻译成了“不老客”，还给自己取名“申江小吴”。
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现场的吴贻弓（右）。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博客以每个月二三十篇的速度更新，有时记录一下学习电脑遇到的难事儿，有时发几张小吴当年拍电影的手稿，也有时写写旅行中的见闻和感受。
他在文章中依然自称“小吴”，标题也简单明了：《日记》《好久没有去苏州了》《昨天小区停电》，还有一篇叫《我得了糖尿病》。
这是他近70岁的事，医生叮嘱，一天蔗糖的摄入量控制在30克左右。但小吴嘴馋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拜访歌唱家周小燕时，对方请吃蛋糕，他便毫不客气来了小半块，还说“要不是糖尿病，我能把老师手里这一盘蛋糕都吃了！”和朋友见面时，也偷吃过冰糖糯米藕。为此，张文蓉总要大力稽查。
2018年12月1日，是吴贻弓80周岁生日。当天，上海市文联出版的《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举行首发仪式。近200页的艺术评传，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的成长和电影生涯。很多影视界的朋友和嘉宾出席了活动，但在整个过程中，吴贻弓只发了一次言。
他说：“离开电影界已经快20年，后来到了文联，到了局里，不当导演，人家说你当官了。事实上，在我心中，所有的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曾在病榻上为上海电影题写寄语：“上海电影万岁！吴贻弓。2019年5月24日。”字迹歪歪扭扭。
2012年4月8日，在导演表彰大会上，吴贻弓鞠躬致谢。
媒体报道，一个月前，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刘澍还曾到吴贻弓家做客，吴贻弓留其在家里吃年糕，还在刘澍带去的吴贻弓电影海报上一一签名。
半个月前，刘澍曾给吴贻弓家人打电话，家人说他状况不好，没想到半个月后的2019年9月14日，吴贻弓与世长辞。
去世后，吴贻弓的人生经历被后人像电影一样逐帧追溯、放映，也许人们看到了这样的一部影片吧：它就像一条缓缓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随着流水慢慢地往下淌，叶子被突出的树桩或水草挡住了，但水流又把它带向前去……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上海文联、《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花语墅笔记》、宋春丽微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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