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尖，忧郁的博士生
读博后，章宁一直期待着某个“神迹”出现的时刻，某个被灵感砸中的顿悟瞬间。就像凯库勒悟出苯分子环状结构的那个梦：在梦里，他看到旋转的碳原子长链像蛇一样盘绕，衔住自己的尾巴旋转不停，被电击般猛然醒来后，凯库勒写出了苯的第一个环状式。那个梦始终没有到来，现实中以年为计算单位的研究无法缩短为一个瞬间，就像从毛衣的缝隙看到火光就灵感一现，终究只是《万物理论》电影，而无法概括霍金日复一日的工作。
对周启来说，读博的四年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孤身跋涉。做出原创性学术成果，顶着“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在密不透风的时间表内，周启艰难呼吸。直到博士二年级，在失去睡眠多日后，她望着13楼宿舍的窗户，萌生了一跃而下的念头。
现在，跨过疾痛的河流，周启从支离破碎的黑暗中抽取出曾经历的抑郁体验：失眠，理解力和注意力衰退，身体上持续不断的病痛，连报销单上的数字都算不清楚，思考的逻辑变成一截截漂浮的线头，无法写作。
周启的抑郁并不是个例。《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中国博士生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困于抑郁情绪的博士生们，有的被学业失败的恐惧和危机折磨，有的遭遇着学术生涯的种种风险，有的在持续被否定后产生对自己的负面认知。他们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抑郁体验，也在学术外背负着生命历程的命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读博期间也曾有过抑郁体验。关注到博士生群体广泛面对的抑郁问题后，程猛把目光聚焦于身处象牙塔尖、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群体，完成了《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
程猛认为博士生抑郁问题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投身学术、位于学历教育“塔尖”的博士生们，被困于象牙塔这一社会场景所规定的框架和系统中。他们在不确定性中前行，独自摸索着锚定人生方向，也接受着不可逃避的拷问：为何要做学术？所做的研究究竟有没有意义？真切地追逐过，努力过后，怎样面对失败和一无所获？
这些问题寻常，普遍，是缠绕每个人需穷尽一生回应的谜题。不同的是，在三年至五年坚固的博士学习年限里，博士生被告知要“限时作答”。
对31岁的周启来说，黑云压城般的抑郁，是从博士一年级下半学期那个失眠的夏天开始的。在南方一所985高校的博士宿舍楼内，从13楼的阳台向窗外看，校园东面和北面的两座山在远望中模糊成团团绿色，清晰飘荡进耳朵的，是凿山碎石的噪音。冲击性的当当声在清晨7点准时震响，周启知道，自己又是一夜未眠。
伴随着长期失眠的，是专注力和理解力的丧失。她失去了以往高效率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想继续写论文时打开电脑，却只能在电脑前枯坐一整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连报销单上数字的加减都变得不可控制，周启发现，她算不清数字了。
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也带来了躯体化的症状，周启头发上出现了大片斑秃，从前光滑的脸上长满了痘痘，因内分泌紊乱，月经也开始失调，她开始频繁地往医院跑，看妇科，皮肤科，生活失去了平衡的迹象。
崩坏的那一刻发生在2019年7月。一整个7月，周启被无法完成、又不得不完成的重负所压，开始惩罚性地逼迫自己学习。白天，她筹备公派出国申请，为拓宽研究视野报班学习日语。晚上回到宿舍后，开始通宵写论文，一直写到太阳升起，鸟啼声在窗外复活，才上床睡觉。短暂浅眠3、4个小时后，上午11点，她继续出门学习。
连续通宵十晚后，第十一个晚上的凌晨一点，周启猝然感到呼吸困难，眩晕无力，明明是炎热的七月，皮肤上却冷汗淋漓，汗水甚至濡湿了衣服。正值学校放暑假，深夜的校园寂静冷清，四下无人，觉知到身体的温度和能量在快速流失，周启拨打了120急救热线。接线的大叔在电话那头告诉她急救费用高，救护车不能进入大学校园，需要她自己走到校门口。像陷入泥潭般，周启躺在宿舍的床上，手指和脚趾发麻，动弹不得。“姑娘睡一觉吧，睡一觉就好了。”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极端无助恐惧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相信他。那时候我在内心祈祷，如果能让我挺过这晚，我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会再消耗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了。”周启哭泣着失去知觉，直到睁开眼睛，她看到一道清晨的光亮从窗帘缝隙流泻。
濒死的体验后，周启意识到自己的抑郁，开始努力自救。今年28岁，在北方某985高校就读博士四年级的章宁，更早地觉察到自己的抑郁，并寻求了心理医生的帮助。
博士二年级时，章宁觉得自己陷入了醒不来的梦境。后脑如同终日压着一块大石，身体被昏昏沉沉的疲惫感捆缚。为了驱赶脑中的混沌，专注学习和工作，她喝咖啡，一罐80克的咖啡一周便可以喝完。
情绪也变得跌宕和敏感。平日里性格温和的章宁变得具有攻击性，“气愤，疯狂揣测，与所有人争辩。就像吐着蛇信子的蛇。”有时舍友的一句话会惹得章宁愤怒哭泣，而后又悔恨自责。研究不顺利时，走在校园的路上，她会突然崩溃，开始号啕大哭。缓解压力的方式是暴饮暴食，一个月内，章宁增重了10斤。
知晓自己的身心状态都无力支撑学业后，2020年7月，章宁去医院寻求帮助，被诊断为中度抑郁。
2019年，完成研究生规定课程后，经济学相关专业的章宁因成绩优秀被择优选拔为博士研究生。读博的大部分时间，章宁严格遵守着自己的时间表。她每天7点半起床，8点半开始在图书馆学习，去食堂吃完午饭后，继续学习。晚上10点30分，图书馆闭馆的音乐声响起，在灯光熄灭前，她走出图书馆，回到宿舍洗漱睡觉。
“虽然枯燥，但也习惯了。”章宁说。作为博士生，生活的枯燥是被困围于校园，往返图书馆和宿舍两点一线的轨迹。工作的枯燥，则从章宁完成论文所需的几个数字中可见端倪。
896，根据研究方向参考了896篇文献。其中英文居多，大约有600篇。博士二年级的一整年，章宁陆续阅读了600篇相关文献，一篇较短的文章十几页，长的则有30、40页，重要的需要精读的文献会花费三个小时，有些会阅读很多遍。阅读文献是写论文必须攀登的一座高塔，章宁说，研究者需要完成一种“穷尽”：文献综述需要穷尽关于所做选题的所有顶刊，才能确定边界贡献。
10.1GB，为研究整理的数据在电脑里占用的大小是10.1GB。一篇论文的成立要求严谨的创新，任何已有的类似的研究都会削弱文章的价值。有些论文依靠方法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对章宁来说，上述两点是可遇不可求的，她能做的是积累数据、构筑“笨拙的护城河”。有些个性化的数据虽然公开，但数据量以万为单位、且并未被数据公司整理，章宁会设定关键词、利用软件进行爬取。为了构建一组关键变量，章宁下载了6万份上市公司的公开报告，用一个月的时间反复调整关键词、摘取关键信息、进行人工校对，但最终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结论。
储存数据的文件夹里，章宁备注着“重要！”两个字。10.1GB大小的数据是片广袤无垠的电子田野，她辛勤耕耘，在经历了松土、播种、施肥等过程，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后，原野颗粒无收。博士一年级的尾巴，因为数据不完整无法支撑实证研究，章宁只能放弃先前的研究方向。“科研是否顺利很大程度看运气。很多选题做到一半，它对应的现实问题消失了、研究价值被削弱了，或者是被其他团队研究了、不再具有创新性，或者是找不到突破口，做不下去了。顺利是一种天时地利。”章宁总结。
博士三年级，章宁不得不再次面对另一片陌生的荒原。“不知道路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前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失去一些东西。”回忆时，章宁语气缓慢，似乎仍处于那片茫然里。
学历教育的前半程，章宁以一种游刃有余的姿态轻松度过。章宁出生于晋南的一所小城，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时，她便经常考全校第一，中考后进入市重点高中的实验班。通过高考，她考进北方一所985大学的金融系，本科毕业后，进入排名更靠前的大学攻读硕士。2019年，章宁硕博连读开始博士生的学术生涯。
以往的顺利给章宁编织了一场幻梦：她是被选择做学术的人，是可以延续优秀穿过学术门廊的人。章宁的学习生涯反复践行着成功者的叙事，直到读博后开始学术研究，她第一次，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中承受着确定的失败。
“读博的困难，好像一开始就被我低估了”，章宁形容，研究生和博士的差别，就像是从课外兴趣班到谋生的职业。硕士期间，能写出逻辑通顺、符合规范的论文就已经达到优秀标准，“但这种正向的反馈，就像新手第一次就做出及格作品会被夸奖一样。读博后，这个及格线在疯狂上升。”不同于硕士时跟着导师和同门师姐师兄写论文，博士意味着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必须具备做出原创性学术成果的研究能力。硕士时期尚有导师在方向和细节上进行指引，读博后，章宁依然时常对研究问题充满困惑，导师似乎可以指出方向，但不再全知全能。“就好像导师指了一个方向，我去撒网，但能不能捕得到鱼、多会儿能捕到鱼，我们都不知道”。同时，导师也成为了她需要争取认可和说服的对象。
选择读博的人几乎都与章宁有相似顺遂的“优等生”学习生涯。从初中到大学，周启在各个重点学校学习，2015年，在南方一所211高校政治学院结束本科后，周启被保送硕士，2018年7月，周启考入南方985高校攻读政治学博士。
与需要看大量文献，与数据打交道的章宁不同，人文研究需要看书，从书中才能学习完整、系统的观点。不足10平米的二人间博士宿舍内，属于周启的区域到处都是书。三层书架上，“站立”的书未填满的空间被平放的书塞满。桌面上的书和读书笔记围成半包围的形状，占据桌面一大半空间。书桌旁凳子的一侧，两排书高高摞起。“为了避免圈定议题偏狭，但凡与研究相关的，我都会读一读，尽可能追求比较全面。”周启说。除了躺在床上的时间，几乎所有清醒的时刻，周启蜷缩在书与书的“围城”中，阅读，写作，思考。
周启勤勉而投入，坚信努力会带来回报。读博，对周启来说是信条失效的四年。“好像陷入了虚无和随机的机会性命运当中，它无法通过我的努力去把控。我开始怀疑努力的价值。”
博士一年级的尾声，由于研究方向进展不顺利，周启转变了研究思路，转为政治和历史交叉性学科研究。这不是导师擅长的领域，意味着是一条更难走且孤单的道路，是只能自己推演又反复推翻自己的“看不到终点”的路。
有些事不再可以通过努力做到。周启询问政治系导师意见，也请教历史系的导师，来学校讲座的那些“大佬”们，在会后她追上他们询问他们的看法。所有的权威都不看好她的研究，也无法给予指导，能建议的只是让周启自己探索。“是不是对的题目，这样做是不是合理的？”面对学科的壁垒，承受着不同学科老师的不解和批评，周启陷入了自我怀疑。
与周启和章宁相似，在读博时期有过抑郁体验的人并不在少数。《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690名中国博士生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其他国家则为36%。
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编写的报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在被调查的博士生中，有一定程度抑郁表现的有36.6%，抑郁高风险群体占到了12.9%。
20世纪末，我国高等学校实施的扩张政策推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展。据《2021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主要结果》，在读博士生人数从1999年的5.4万人，增加到2021年突破50万人次。
博士申请趋于白热化，博士生群体学术科研压力也日渐增大，博士生的抑郁问题开始从“个人困扰”上升为“社会议题”。尽管如此，公众对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因抑郁选择结束生命的新闻报道，也习惯将博士生抑郁的原因归结为“想不开”、“压力大”，甚至是自私、懦弱、不孝等道德指责。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看来，“这类粗糙、静态的理解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简化了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忽略了疾痛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程猛也曾有过抑郁的体验：早醒，凌晨3、4点醒来后便再难入睡。没有胃口，体重下降。2017年，在博士毕业后的两三周，程猛感觉自己“就像跑完马拉松后，已经倒在地上了，但还要爬起来继续跑。”基于这段经历，程猛找来与抑郁相关的文献，试图为自己找一个答案。后来，他开始慢慢关注到博士生群体广泛面对的抑郁问题。2018年，程猛尝试开始自己的研究，他把目光聚焦于身处象牙塔尖、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群体，完成了《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
谈到抑郁的原因时，博士生们常把自己的抑郁归因于自身的人格特质。章宁自省：“可能是我思想极端，不能接受失败。”周启则认为“读博是和性格缺陷和解的过程，于我而言，那个性格缺陷是完美主义”。不同于将博士抑郁问题归因于内部人格特质，或“科研工作复杂”“毕业要求过高”等浅层外部因素，程猛认为，博士生抑郁不只是个体体验，还是一种社会体验，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
在当下，“不发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已成为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程猛引用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研究里，程猛写道：伴随着近些年追求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审计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士生成果发表的硬性规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紧箍咒”。
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与期刊承载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学术论文刊发难的现实情况以及延期毕业现象的泛滥，导致发表资格论文要求的可行性较低。而论文的创作和发表，又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博士二年级时，章宁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论文，在给导师汇报论文时，她连着汇报了三次，肉眼可见地，导师的笑容褪去，神情变得严肃，“不行，你没有找到创新点”。在场的除了本专业的同门还有其他专业的人，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人群，章宁如芒在背，努力忍着已经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
论文投稿后，进入匿名评审阶段。“没有创新”，“质量很差”，“没有意义，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没有差别。”评审的意见比导师更言辞激励，以毋庸置疑的确定给章宁判处了失败。章宁觉察到自己手指止不住地颤抖，被无法回答评审人的担忧和恐惧所笼罩。
从确定研究选题，到理论推导提出假设，数据收集和整理，实证分析……章宁的论文写作用了1年。论文投稿，外审，拿到意见后修改，再次发给评审人，若顺利接收则发刊，若被拒稿则需要再投其他期刊。在较好的期刊，一套流程所需的时长大多超过1年。稿子投递出去后是漫长的等待，“就像对着虚空打拳一样，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反馈。得到的反馈也都是负反馈，从没有得到过正向的激励。”章宁说。
在章宁所在大学的学院，博士论文发表要求是，需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直到现在，博士四年级在读的章宁仍没有达到毕业标准。章宁坦言，“没办法接受，很强的挫败感，非常焦虑。”
没有合乎规定的发表就不能按时毕业，也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寻找到一方安身立命之所。“想清楚研究问题需要时间，毕业年限却是限时的，毕业时间又会影响到评职称，找工作，评教职，申请基金，这些都是有年龄的坎的。”章宁无奈地说。相比延毕，最让章宁感到恐惧的是就业，“写两篇CSSCI达到毕业要求不难，难的是让这段经历真正转化为就业的竞争力，无论这个就业是去学术界还是去业界。”章宁补充。
从开始读博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隐形的倒计时时钟已经按下。程猛介绍，与“在既定年龄做既定事情”的社会时钟相似，读博同样也有“读博时钟”，即一种被视为“正当”的特定时间观，在恰当的时间范围和节点达成相应的目标。
在博士生董皓岳所在的南方某“双一流”高校，四年是“标准”的毕业时间。第一年修满9门课程学分，通过学科综合考试后，博士二年级上学期开题，若未通过，第三年上学期第二次开题，然后是论文写作，发论文，预答辩，盲审，答辩等一系列工作。董皓岳就读的新闻学院，学生需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的身份发表1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同时也要有一次国际会议的发表才能按时毕业。
正在读博士二年级的董皓岳，目前仍没有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选题是否成立，能否顺利开题都无法预测。而同一个学术领域的同学，有的已经通过了开题，有的甚至在很好的期刊发表了论文。似乎在读博生涯的第一个关卡，董皓岳便已落后于他人。为了将自己纳入这张紧凑的时间表，他制定并遵循着同样严苛的时间表，9点起床已经是“睡懒觉”，在精神状态好时每天保证8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基本就泡在阅读文献和写东西里”。
与他人交往时，董皓岳豁达开朗，甚至他自己也认为自己能处理好一切难题，直到反复梦见相同的梦境，他才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抑郁的情绪。
2022年9月以来，董皓岳几乎所有梦境都关于“导师，学校，教室”。萦绕梦境的是来自导师的拷问“论文写出来了吗？”每当梦到这句话，他会突然醒来，随后心紧张得无法继续入睡，躺在床上，脑袋里思考着关于选题的细节，塞满了对未来的忧虑。一看时间，原来自己只睡了两个小时。
除了学术本身的创新压力和来自同辈群体的比较和竞争压力，让26岁的董皓岳焦虑的还有生活的压力。博士生每个学年要交1万元的学费，每个月的补贴只有1500元，加上年底补贴，每年补贴共约3万元，为了维持开销，董皓岳在校外兼职做家教。自己仍是象牙塔内存款只有千元的“穷学生”，校园外，已经就业的同龄朋友基本都有了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也逐渐迈入结婚生子的人生新阶段。董皓岳记得今年七夕时刷朋友圈，看到高中同学分享了自己和爱人在餐厅的约会照。点击定位，他看到餐厅的人均消费高达4000元。
“那一瞬间有被戳到的感觉。对我来说，人均300已经是一顿特别奢侈的饭了。”董皓岳说。
章宁也有类似这样“被同龄人落下”的感觉。章宁身边，即使是读完硕士的朋友也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当大家在讨论“结婚”“买房”“赚钱”等话题时，章宁往往沉默。进入金融行业的同学有的年薪达到30万，不从事金融的经过几年工作跳槽，也不乏年薪达到20万，甚至50万的人。“如果我不读博，未尝不会和他们一样。读博付出的主要是机会成本。”章宁说。她每年收到的来自学校的补贴只有3万元，“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穿童装的成年人，没有与年龄匹配的生存能力。父母生病等问题，我不敢想象，也无法承受。”
独自前行的学术生涯，章宁同样被读博时钟牢牢捆缚。她每天至少学习10个小时，很少外出，难得地和朋友去趟公园，她也随身携带着电脑。北方的冬季寒冷，朔风凛冽，路边行人裹得严实，行色匆匆。章宁和朋友走在马路上，导师发来消息，她会在路边坐下，打开电脑开始查找资料，给导师反馈。章宁形容，就像坐牢的感觉。“有一个隐形的东西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的产出，看着我的进度表。我不敢懈怠，浪费时间是可耻的。”
董皓岳表达了相同的负罪感。不在状态时，一天只能学习3、4个小时，每每这样度过一天，晚上躺在床上，他被负罪感重压，脑子里都是诸如“我的同学今天应该做了很多事”的念头，而后，是注定的失眠。
在社交中，董皓岳常告诉朋友，自己做好了5年毕业的准备。虽然说得云淡风轻，但他内心知晓：“延期”毕业的后果不仅只是难以按时获得学位，还意味着在延期的半年、甚至几年之内丧失获得潜在的机会，进而还可能影响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等重大人生选择。
“冲卡闯关式的读博生涯，每一个关卡都充满了不确定和风险。一旦在某个环节耽误时间，机会成本可能会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时间观下，博士生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达到这一预期，正常的放松和享受生活就会被认为是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是‘浪费’时间，甚至产生浓重的负罪感。长此以往，时间的严苛意味着心灵的严格，自我已被制度内隐着的一套道德规范完全占据。”在研究论文中，程猛这样写道。
接受采访时，受访的三位博士生均提到了两个词。第一个词是“幸运”。他们说，幸运在有个好导师，幸运在抑郁尚可控，幸运的是自己没有成为新闻报道里因抑郁而结束生命那个人。
第二个词是“不想认输”。最痛苦的时候，董皓岳想过放弃学业，有时候看到心仪的工作单位在招聘，他也会萌生出去应聘的念头。但动摇只是片刻，如果退学，只能拿到硕士学位，“退学的成本太高了”，他补充，“放弃是认输的表现。我不想认输。”
中途放弃，意味着过去几年的读博时间都将成为“沉没成本”。对博士生们来说，读博是一条不允许退出和失败的道路。章宁看来，读博的四年是自己全身心追逐学术的四年，读博顺利不仅关乎家人的期待，自己的未来，同样也是自我价值的全部支点。
程猛提到，多数高校和媒体宣传仍以“某研究者克服困难，终攀科研高峰”为主，在这样的主流价值观和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下，同学们在生活中很难看到其他可能的道路，遭遇学术研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很容易责怪自己。“读博需要一个既鼓励勇攀科研高峰，也鼓励多元价值的生态。如果我不想读了怎么办？如果我没办法读下来怎么办？如果我不读了，是不是一样可以在学术之外闯出自己的天地？这些夜深人静扰动博士生内心的疑问，终归需要自己找到一个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来自高校、家庭和全社会的多方面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程猛说。
确诊抑郁后，章宁开始定期接受心理咨询。“不想输的潜台词是有输赢，这是谁制定的输赢，输赢的标准是什么？”心理咨询师的问题叩击着章宁的心。聊天后，章宁猛然发觉，自己不是为得到导师和父母的认可，不是为了讨好权威，“这个敌人，好像是我制造的一个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方式，我是用不认输的信念做研究。”周启说。没有写出一篇“完美的论文”便意味着失败，曾经的她不想输。现在，在国内C9联盟高校任职博士后的周启回望曾历经的博士四年，她说，博士最难的地方在学术外，在于读博背负着生命历程的命题。周启语气轻松，“努力后失败也很正常。如果拥有不怕退学不怕延毕的勇气，反而才能走出恐惧，到达毕业的终点。”
“濒死”的体验过后，2019年下半年，周启彻底告别了昼夜颠倒地超时工作。她停了下来，不再逼迫自己向前。“那时每天的目标是如何不去死。”她说。时间变得不再奢侈，她练瑜伽，锻炼身体，走路，直到把自己走得筋疲力尽，挥霍掉一天的时间便是胜利的一天。
湿冷的冬天到来后，周启每天从郊区的学校赶地铁去市中心，再走路去老师的研究室，帮老师做一些最简单的数据整理。校园外是宁静少人的大路，有时落雪，视野里白茫茫宽阔一片。感知力和专注力在走路中恢复，“我从抽象的思维世界，回归到具体的现实世界”。周启看到雪团融融地堆在树桠，自己的呼吸间是团团雪一样的热气。她越走越畅快，在雪地里大声唱起了歌。周启记得最无助那一夜自己身体的体温，那种冷和凉让她恐惧。她没想到，经过一个冬天，她的身体终于在走路时热了起来。
经过生活的停顿，周启逐渐体会到，构成世间一切的不是纷杂的观念和主义，不是严丝合缝的知识框架，而是通过观察、实践和感受，更真切具体地认知世界。这仍不是一个“研究者穿过困境勇攀科研高峰”的主流故事，2020年以后，顺利的事情仍然没有到来，周启没有通过日语考试，出国申请也因为疫情而终止，与2019年相似，全力以赴的所有事情都没有结果。
“最好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已经完成的论文。”导师这样宽慰她。周启开始重启写作，按自己所能，两行两行地写。除了导师的理解，跨过孤立无援的河流，周启和朋友结成“读书小组”，也常和朋友们相约去玩剧本杀和户外活动，从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支持。她形容自己的精力是一块枯竭的电池，通过各种放松的方式，这块电池有了低电量，能够支撑着她继续工作。
接受心理咨询一年多的时间里，章宁接受“即使失败也没关系”。配合药物治疗，她的思考力和理解力开始恢复，章宁说，就好像4年来她第一次学会思考。“做实证研究是洞悉规律的过程，如果人类是上帝用规律支配的提线木偶，当发现规律的那一刻，我感觉抬头看到了某些东西。”
读博后，章宁一直期待着某个“神迹”出现的时刻，某个被灵感砸中的顿悟瞬间。就像凯库勒悟出苯分子环状结构的那个梦：在梦里，他看到旋转的碳原子长链像蛇一样盘绕，衔住自己的尾巴旋转不停，被电击般猛然醒来后，凯库勒写出了苯的第一个环状式。那个梦始终没有到来，现实中以年为计算单位的研究无法缩短为一个瞬间，就像从毛衣的缝隙看到火光就灵感一现，终究只是《万物理论》电影，而无法概括霍金日复一日的工作。
2022年10月，章宁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北方的秋云冷树冷，阳光却很明媚。落叶像凝固的阳光滴落，她边走边想，边走边想，是一个宁静的金色时刻，章宁脑袋里的实证和熟知的理论开始串联，看过的报道，文献，和当下生活的联系也都一一展开。“它们工整地形成了一个闭环，向我迎面扑来，交汇到我这里”。按时毕业，发顶刊，找好工作，或是顿悟的时刻，都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阳光穿过树叶的空隙撒下，章宁知道，自己正被阳光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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