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教中，我学会了“放下”
对自己，学会“放下”或许是她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之一——放下对“支教老师”身份的传统认知，放下那些宏大的理想，放下可笑的怜悯心，去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认识更真实的乡村、更真实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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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5703字 阅读8分钟今年春节假期，我在家乡天津见到了好友刘晨欣，她刚结束了将近半年的支教，从2500公里外的广西百色市回到天津。
在大多数同龄人执着于“向上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竞争中时，她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在25岁这年，辞职离开一线城市，“向下”流动到乡村，加入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
作出这样的反向选择，没有太多浪漫的“说走就走”，更多是基于现实考量——对她的职业发展来说，支教会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她不愿把“理想主义”挂在嘴边，但她也承认，自己曾以为手握一群孩子“命运的旋钮”，可以在张弛间改变他们的人生。
半年后，她发现这个“旋钮”只不过是自己的执念。与她出发前的想象不同，当下的乡村早已不是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荒蛮之地”，“支教老师”也不再是无私的、伟大的现代文明传播者。
她意识到，“走出大山”固然重要，但已经不是支教的最终目的。当孩子们的人格发展得足够稳定、成熟，不管未来是走出大山，还是留在家乡，不管从事哪行哪业，都能度过一个平和幸福的人生。
对自己，学会“放下”或许是她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之一——放下对“支教老师”身份的传统认知，放下那些宏大的理想，放下可笑的怜悯心，去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认识更真实的乡村、更真实的学生。
“越想改变孩子，他们越无动于衷”
今年是我与晨欣认识的第14年。她高中就去了新西兰读预科，大学毕业时拿到了教育学的学士学位，接触了戏剧教育课程。
我在2017年暑假参加了一家公益组织举办的支教夏令营，在我的推荐下，2020年初，晨欣参加了同一个组织的冬令营。
短期支教带给我们微小的成就感，但又会留下一些浅尝辄止的遗憾：一个支教老师短暂地出现在孩子生命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没有继续探索这个问题，晨欣却在2023年从一家工作了一年的公司辞职，决定去长期支教，“我要去体验当一线教师的感觉，试试能不能把戏剧教育带给孩子们。”
辞职去长期支教，并不是晨欣的临时起意。大学选择教育学专业，就是因为相信“教育改变中国”。而一直以来，在她的认知里，支教老师都是一种近乎神圣的形象：“小时候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支教老师，都充满干劲、不怕困难，他们在学校破旧的小平房里，穿着白衬衣、西装裤，衣服被汗水打湿，仍旧充满激情地讲着课。教室里的学生只有七八个人，一丝不苟地看着老师，认真做笔记，每个孩子脸上都充满对未来的向往……”
不过她的热情没有维持太久，很快被更现实的无力感浇灭。她发现，支教的日常里，自己面对的不仅是淳朴、懂事，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也会和外界的同龄人一样有各种成长问题，有时甚至表现得会更激烈。
她看到，这些孩子排队打饭时会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架，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贴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学生在课上突然哭起来，甚至冲动之下吵着要跳楼……
直到一天中午，晨欣遇到一个小孩因为误会就去掐了另一个同学脖子，她苦口婆心地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从暴力行为聊到法律条文。小孩最后看着她，面无表情地说，“老师，我能走了吗？”
“我突然发现，我是那么地想改变他们，但是我越想改变，他们越是无动于衷。”一瞬间，晨欣说自己脑子里不断冒出“为什么这点事我都做不好”“怎么我说话都说不明白”的种种想法。
学生走后，晨欣崩溃大哭了一整个中午。很长一段时间，她潜意识里都认为支教老师就是“伟大”的，或者支教就是去“奉献青春”“自我牺牲”，似乎从外界带来的东西就都是“好的”。现在，她对支教老师的认知开始崩塌，“我问自己，凭什么认为自己的想法就一定比孩子们的更好、更正确？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做法就更能适应孩子所在的环境？”
她意识到，“支教老师”这个社会身份，很容易蒙住自己的双眼，阻碍她看见真实的乡村、真实的学生，也阻碍她看见真实的自己。
晨欣想试着放下自己的执念，看看真正进入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中午她拿着自己的饭盒加入孩子们的小团体，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八卦”。有的孩子父母离异得早，从来没见过亲生母亲，继母和晨欣同岁；有的小孩特别喜欢研究飞机，听说她家在天津，一直问“老师你来广西的时候，坐的飞机是波音还是空客？”
她问孩子们，周末去做什么了，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争着告诉她：帮家里收稻谷、和奶奶学做饭、去同学家的菜地里种菜、跟着爸爸去河边钓鱼捉虾……
支教快3个月，这是她第一次去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她突然发现，孩子们本身就对生活充满向往与热情，不需要外人再往上添些什么了。她能做的，是接受他们的热情，再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分享出去：“哇，你们好厉害，我从来都没有去河里捉过虾，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融入孩子们之后，晨欣听到了孩子不愿和其他人说的秘密。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理解能力差，遭到了班里同学的排挤。她偷偷找到晨欣，说有人在黑板上用脏话骂她，还有人向她课桌上吐口水，弄乱她的东西。
晨欣并没有太意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这种事情常有发生，只不过乡村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她清楚，一个教育者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但作为一个单科老师，她能做得很有限，需要一个契机。
有一天刚上课，另一个班的小孩冲她喊：“老师，你知道伤心的蜜蜂用英语怎么说？”她愣了一秒钟，便反应了过来，这是英文翻译的谐音梗，读出来声音像是中文中的“傻X”。
晨欣知道，时机到了。她在课上提起了刚刚遇到的“提问”，向学生讲了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由此讲到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侮辱，男女性的生殖结构、人的出生方式、月经和痛经的原理、青春期的发育，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以正确而非冒犯的方式讨论这些话题。
晨欣想象中的孩子们强烈羞耻和抗拒并没有发生。他们的表情带着好奇，偶尔害羞，就像是自己小时候一样。
这个话题转了一圈回到脏话。最开始用“伤心的蜜蜂”希望引起注意的男生问她：“老师，是不是以后有人骂‘傻X’，我就可以说他其实是在骂他妈妈？”晨欣点了点头。
这堂课讲完后，晨欣又去了那个被欺负的女生所在班讲了一遍性别课。过了两天，那个女孩找到晨欣，告诉她自己很开心：带头骂她的男孩开始和她玩了，有一个平时欺负她的女生也来道歉了。“虽然还是有人孤立我，但是我已经很开心了。”女孩说。
想要让孩子们快速改掉说脏话的习惯很难，不过晨欣发现，这堂课后有的孩子会在不小心讲出脏话时，尴尬地捂住嘴；也有孩子愿意跳出来制止别人说脏话。
晨欣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
比起“要为孩子带去什么样的体验”，支教后期晨欣更多思考的是，“我要以什么样的状态给孩子们带去这些体验”。
“我相信，只有自己心智完整和成熟，只有展现出自己愿意接纳生活中的挑战，孩子们才会建立‘我也可以’的信心。”晨欣说。
她发现，老师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在课堂上，这些比单纯的课堂形式更能打动孩子的内心。
来广西支教前的一年，她一直在从事着戏剧教育工作。这是一种关注孩子自我表达的教学方法。晨欣在中学时偶然接触戏剧，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在发现戏剧教育这个学科后，她一直想在学校里应用，试试能不能为现有的教育系统带去一些活力。于是去年10月，她在学校招募了10个学生，把戏剧社团搭了起来。
晨欣带着孩子进行即兴表演，从模拟一辆汽车、一台游戏机开始，锻炼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她借用了公益组织原有的“羊村总动员”戏剧教案，自己写了剧本带着孩子排练。
这是一个黑羊村和白羊村分分合合，从暴力对抗走向民主协商的故事。教案只是一个基础框架，在这个故事里，学生们需要自己去建构羊村里每一个村民的性格、年龄、职业以及长相特征，并在白色T恤上画出符合人物个性的衣服。
在带领孩子们进入剧情之前，晨欣自己会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从年迈的老爷爷，到说个不停的“话痨”村长。孩子们最开始看着她拙劣的演技会觉得尴尬和好笑，但是逐渐接受了这个疯狂的设定，开始在自己的角色里创建各种各样的形象，比如“腿脚不便还总爱找人麻烦的守桥老太太”“傲慢狂妄到用黄金造厕所的黑羊村村民”和“羞赧腼腆一说话就会发笑的新闻主持人”……
这些平时在班上没什么存在感的孩子，会在戏剧游戏里打滚，在设定的人物矛盾场景中“大打出手”，在剧情里扰民的环节中又唱又跳。
他们并不像老师同学描述的那样“不爱说话”“文文静静”，他们也有充满活力的一面。只是这些珍贵的生命力，在课堂上很难被看见。
刚进入学校时，为了快速理解乡村的孩子，更高效地和他们达成合作，晨欣会不由自主地给他们身上贴各种标签：内敛的、暴躁的、表达欲强烈的、有领导力的、爱幻想的……但孩子们会很快打破这些标签。
戏剧社团里有一个男孩很拘谨，第一堂课坐得板板正正，全程配合游戏，但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
一个学期结束后，他成为了那个可以“领导”许多人的小孩。和搭档配合演“村长”，他会主动指导搭档怎么演比较有趣；和小组一起制作演出道具，在大家遇到困难、有些沮丧的时候，他会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前脚刚觉得某个小孩非常吵闹、不讲规则，后脚他就会主动过来关心老师“累不累”。有一次晨欣大腿韧带附近的软组织发炎，请假去南宁治疗。
让她惊喜的是，三四天后回到学校，孩子们特别兴奋地喊着“miss刘（刘老师），你回来啦！”有个孩子拿作文纸写了365遍她的名字，还有一个在网上搜到各国语言“我爱你”的书写方式，抄下来满满一篇。
临近新年，她让学生们写一些对自己过去一年的回顾，以及对新年的期待。大部分学生会用力思考，断断续续写一些东西，有一个戏剧社团五年级的女孩从拿到纸的那一刻就不停地在写。
英语课上晨欣几乎很少看到她主动表达。直到下课，她交给晨欣，孩子写的所有话，都是想对这个年轻的支教老师说的。令晨欣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过去一年中，我最幸运的就是认识了你。”
这一年来，她的倾听、理解、安慰，在这一刻获得了反馈。
相互陪伴成长，这是最大的意义
回到最初困惑我的那个问题：“支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我问晨欣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给我讲了同在支教的几个伙伴的故事。
一个支教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毕业。小时候她爱看汪曾祺写的北京胡同，虽然自己在北京长大，但是住楼房，感受不到那种人文风情。她猜想乡村里具有中国群居文化的“根”，于是就来了。半年的时间太短了，她还没有获得一个准确的答案。
还有一位支教老师，她被分配去往的学校，离她家乡只有30公里。她和大多广西的学生一样，都是壮族人。她很遗憾自己了解民族文化并不多，想趁着这个机会和孩子们一起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也算回报养育自己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