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判决｜一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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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悲痛感与无力感，是失联者家属的集体写照。失联与判决，是本周的关键词。
12月26日，深圳滑坡事故救援现场，机械在摆放着白色花束的事故现场工作。
文 | 新京报记者 胡大旗
75名失联者
26日中午，深圳滑坡事故现场，救援的工程设备鸣笛三分钟，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干部，参加救援的武警、消防官兵等，向遇难者默哀。
当天，是深圳滑坡事故“头七”祭日。
截至26日，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75人失联，17人受伤。
国务院专家事故调查组认定，这不是自然地质灾害，而是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盲目堆放的渣土——高102米、体积300多万立方米，像小孩子玩的积木一样，爆发式涌出，覆盖了38万平方米的区域，掩埋了附近33栋建筑。
过去的一周中，事故中的失联者群体及其家属，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滑坡时，河南新野县人王永权抱着5岁的女儿跑在前面，父亲和姐夫架着腿脚不便的母亲逃生。跑出大概五百米后，王永权回头，他们不见了。
逃生之后，王永权突破封锁，折返事发地，靠手机定位，寻亲三天三夜。他将手机卫星定位图打印出来，在上面划了一个红色的圈，写着“家”。
他拉住一名救援指挥官的手不松开，浑身颤抖，央求他们救救自己的亲人；王永权使劲扇自己的脸，“为什么不去救他们就出来？好无能。”
巨大的悲痛感与无力感，是失联者家属的集体写照。
广东投入了数千名救援人员进行现场搜救。
23日，在大约6米的建筑废墟下，深圳市光明区消防队救出了一只活鸡。消防队长说，这只鸡代表着希望，以后要在消防队里养着。
这只鸡，是滑坡事故后，第一个被救出的活的生命。
21岁的田泽明是上天眷顾的人。
他在被埋67个小时后被救出，靠半瓶矿泉水、瓜子、口香糖等活了下来，带给他力量的，还有网络游戏，“我想到以前打英雄联盟，越想越精神，特别有活下去的动力。”
截至目前，田泽明是唯一获救者。救援人员握着田泽明从洞口中伸出的手的图片，传遍世界。成为事故阴影中，彰显生命意志的一抹亮色。
渣土围城的残酷现实，是典型的城市发展病症。
在滑坡事故第十次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市长许勤带着市领导班子鞠躬，向所有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道歉。
建市于1979年的深圳，以“深圳速度”为人瞩目。
新华社发文，面对这次灾难，城市管理者理应反省：“快”与“好”之间、速度与质量之间、利益与安全之间，应如何把握？
有罪判决
被查一年半后，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他被指控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1亿多元，在广西南宁中院法庭上哭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
时任广州市长时，万庆良曾劝人们在房子问题上转变观念，要从买房住变为有房住就行：“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每月交租600元。”他被调侃为“600帝”。
据媒体报道，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已被移交山西司法机关。吕梁市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张中生的案情，受贿额超过6亿元；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以上。
有网友算了笔账：一张百元人民币长约15.5厘米，25亿元的百元钞票，首尾相连摆地上，从广州一直摆到平壤都绰绰有余。
“级别是苍蝇，但问题比老虎还大。”报道中称。
万庆良受审痛哭。
万庆良和张中生均落马于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
万庆良落马后，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曾赴广东梅州、揭阳、广州采访，他由县级宣传部干事步列省部级领导干部，是“最年轻市委书记”，无论主政蕉岭县、揭阳市还是广州市，其施政思路一脉相承：大搞城市建设和开发；上马大项目，迅速拉动GDP增长。
万庆良的一路升迁，带有“GDP为王”时代的深刻烙印。
在缺少权力制约的情况下，也最终成为埋葬其仕途的坟墓。
张中生成长于一个黑金野蛮生长的年代。
2000年初，中国进入“煤炭黄金十年”，张中生在盛产焦煤的吕梁分管煤炭工作，被称为“吕梁教父”。
“一夜暴富”的煤炭经济造就了吕梁政、商之间互相支持的畸形生态。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有包括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在内的6名任职、曾任职于吕梁的副市级以上干部被带走，是山西肃贪重地。
张中生的腐败样本，是因煤而兴的吕梁红顶与黑金结合的缩影。
庭审时的沈灏。
在上周宣判的，还有沈灏案、律师浦志强案。
前21世纪传媒公司总裁沈灏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职务侵占案一审宣判，沈灏被判有期徒刑4年。他在法庭上现场认罪并道歉。
他被指控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逼迫企业“合作”，收取“广告费”。
沈灏曾经缔造了21世纪传媒帝国，写下“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篇章。是传媒界的标杆之一。
沈灏曾写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22日，法庭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浦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浦志强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环球时报》对此发表评论称，在国内，对浦的判决存在反对声音，认为判浦有罪是打击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很复杂的事，”《环球时报》说，“通过司法案例来逐渐厘清言论自由的边界颇具意义。浦案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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