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刘俊：文本细读·整体观照 ——论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
文本细读·整体观照
——论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
刘俊：《文本细读·整体观照——论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13(01):107-122.
摘要
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解读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特点，那就是首先将《红楼梦》视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注重文本细读，代入创作经验，化用“新批评”理论，对《红楼梦》进行主题、人物、语言、场景、视角、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分析，并以这种分析为前提，对《红楼梦》的版本进行比较，对后四十回的作者、成就以及与前八十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析和判断，从而形成一种整体观照。
关键词：白先勇 红楼梦 细读 细说
一、以“文本”为本位阅读/解读《红楼梦》
白先勇阅读《红楼梦》为时甚早，“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1]。纵观白先勇的文学生涯，《红楼梦》可以说始终伴随着他的文学人生，并对他的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白先勇自己承认：“影响我的文字的是我还在中学时，看了很多中国旧诗词……然后我爱看旧小说，尤其《红楼梦》，我由小时候开始看，十一岁就看红楼梦，中学又看，一直也看，这本书对我文字的影响很大……”[2]。他不但阅读《红楼梦》，也评说《红楼梦》；不但教授《红楼梦》，也宣传《红楼梦》。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期间，白先勇长期开设《红楼梦》研究课程，2014年开始，他又受邀在台湾大学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2016年和2017年，经他力荐的程乙本《红楼梦》在海峡两岸相继出版，而他在台湾大学开设《红楼梦导读》的课程结晶——《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也于2016年和2017年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伴随着白先勇对《红楼梦》的一再言说，一股“《红楼梦》热”在海峡两岸顿然兴起。
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解读，很早就开始了。1972年，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读唐吉松<欧阳子的‘秋叶’有感>》一文中，他就将《红楼梦》和曹雪芹作为例子之一，引入论述，《红楼梦》精湛的对话技巧、无所不包的广袤与“伟大”、“慈悲为怀”的超越性和对传统（儒家道德）的反叛，都成为白先勇评判小说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3]。1976年8月21日，他在香港接受胡菊人的访谈时，曾多次谈及《红楼梦》。在这篇名为《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4]的访谈中，白先勇基本上是以《红楼梦》为例，来谈小说艺术的主要特点，其中对《红楼梦》的涉及，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主题：
（1）曹雪芹伟大，很多人都讲佛道思想，时间感，影响整个中国的儒家形象，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表现这些伟大的主题，……贾母可以说有儒家思想的“象征”在里面。
（2）《红楼梦》的主题非常大，把我们基本哲学，儒家、道家统统表现出来……。
（3）《红楼梦》是“表现永恒的人生问题”。
（二）人物：
（1）曹雪芹之所以伟大，他看人不是单面的，不是一度空间的，……《红楼梦》里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2）像《红楼梦》，凤姐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三言两语很难讲，但曹雪芹就厉害了，他设了很多线，每条线都表现了凤姐的一面，……他从来不讲凤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这才是戏剧化。
（三）场景：
（1）像凤姐出场，多了不起，……人未见，声音先来，声势凌人。
（2）整个来说，红楼梦里，每个人出场的先后，每个场景安排的先后，都很好的。……中秋夜宴那一场写得非常好。……他们在凸碧山庄赏月，……忽然贾母感伤了，大概是觉得人生无常，月亮不能永远团圆，人不能永远团圆。……这一场很重要，因为表示了由盛而衰，……我想贾母感觉到这一点。只是写贾母感觉，还不够力量，曹雪芹非常好，马上接上黛玉和湘云联诗，最后一句是“冷月葬诗魂”，这样一方面讲到贾府的衰亡，第二方面暗示了黛玉的死亡……这个mood是非常凄凉的，……人生无常，上面贾母感觉到，下面黛玉感觉到。这两场景相互辉映。若没有黛玉一场，直接写贾母的话，是不够的。若黛玉一场晚一点的话，也不对，紧接了两个，太好了。把红楼梦的主题也丰富了一层。所以说在小说里场景的前后安排时很重要的。
（四）“观点”（point of view）：
（1）如何表现贾家的荣华富贵，那种气势凌人？从作者的观点无从表现，……但是从一个乡下老太婆的观点来看就可以了。这就是观点的运用，自从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便用她的观点来看大观园，……我想观点的运用是小说里面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2）（曹雪芹）他观点的改变，不露痕迹，这个了不起。……宝玉在场时，大部分用宝玉的观点，在别的场时，他觉得应该以什么人来当这一场的主角，他就转到那个人的观点去，转得非常自然。每一次转动都有它的意义在，从观点的运用看，这部书很了不得。因为这么复杂一部书，不可能用单一观点，不能以第一人称叙述（first person narrator），一定要用全知观点来表现，全知观点里面又有由各种人物的观点出发，而且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技巧，用第三者的对话来批评某一个人物，不直接的讲。像兴儿在尤二姐家讲起凤姐、贾宝玉、林黛玉，是对他们的批评。
（五）技巧
（1）《红楼梦》的技巧之所以伟大，有一点，是对话了不起，曹雪芹很少旁白，解释人物的个性、人物的意念……总是让人物自己来表现自己，用对话的方式。
（2）中秋夜宴，海棠花开，宝玉失玉、这些都是Warning（警告），曹雪芹用了很多Warning。……《红楼梦》写得好，绝不只因为内容丰富，而且是表达技巧非常非常高超。
（3）这部书伟大，一方面在她的象征意义非常深刻，一方面写实能力达到了高峰。
（六）文字
（1）中国文字不长于抽象的分析、阐述，却长于实际象征性的运用，应用于symbol，应用于实际的对话，像红楼梦，用象征讨论佛道问题，用宝玉的通灵宝玉，用宝钗的金锁，很concrete、很实在的文字，……这是我们中国文字的优点，我们要了解。
（2）对话一定要生动，一定像生活里的人所说的，……黛玉与宝玉谈禅谈玄，都是开玩笑讲出来的，全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这是它伟大的地方，那么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却有那么深奥的东西。
如果说这次访谈，是白先勇借助《红楼梦》来谈小说艺术，《红楼梦》还不是他的正面话题的话，那么发表在1986年1月《联合文学》上的《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则是白先勇专门论述《红楼梦》的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白先勇提出了这样几个观点：
（1）虽然贾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但《红楼梦》中有几位男性不在此列，他们是：北静王、秦钟、柳湘莲、蒋玉菡。这“四位男性于貌则俊美秀丽，于性则脱俗不羁，而其中以蒋玉菡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最是微妙复杂，其涵义可能影响到《红楼梦》结局的诠释”。
（2）在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寓示袭人命运的诗句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诗中“优伶”即指蒋玉菡，“可见第一百二十回最后蒋玉菡迎娶花袭人代贾宝玉受世俗之福的结局，作者早已安排埋下伏笔，而且在全书发展中，这条重要线索，作者时时在意，引申敷陈”。
（3）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蒋玉菡行酒令时，吟出“花气袭人知书暖”之句，冥冥之中与花袭人结缘。此时虽然贾宝玉与蒋玉菡初次见面，却十分投缘，“两人彼此倾慕，互赠汗巾，以为表记。宝玉赠给蒋玉菡的那条松花汉巾原属袭人所有，而蒋玉菡赠的那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夜间宝玉却悄悄系到了袭人的身上”。“宝玉此举，在象征意义上，等于替袭人接受聘礼，将袭人终身托付给蒋玉菡”。在第一百二十回结尾时，通过两条汗巾二度相合，蒋玉菡和花袭人方彼此相知一为宝玉丫头，一为宝玉挚友，两人终于“成就一段好姻缘”。
（4）袭人在宝玉的生命中极具分量，且与宝玉有肌肤之亲；而蒋玉菡与宝玉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不仅两人名字中都有个“玉”字（《红楼梦》中凡名字中有“玉”者，都具重要意义），而且两人还有一段同性俗缘，宝玉为此还大受笞挞。后来宝玉出家，“佛身”升天，但“俗身”却附在了蒋玉菡身上，由蒋玉菡“最后替他完成俗愿，迎娶袭人”——“蒋玉菡当为宝玉‘千百亿化身’之一”。
（5）《红楼梦》中常用“戏中戏”的手法来点题，九十三回蒋玉菡扮演《占花魁》中的秦小官，秦小官原名秦钟（与“情种”谐音），而秦小官对花魁（美娘）的怜香惜玉，又寓示了蒋玉菡将来对花袭人的一种柔情——这也是宝玉希冀的心愿。《红楼梦》中除了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关系之外，还有宝玉—蒋玉菡—袭人的另一种三角关系。前一个三角关系中，宝黛是“仙缘”，玉钗是责任，均无真正的世俗之爱，而在后一种三角关系中，宝玉与蒋玉菡和袭人，均有过世俗肉身之爱，因此，宝玉与这两人俗缘最深。当宝玉出家，尘缘已了之际，他以功名报答父母，以儿子完成家族使命，却以蒋玉菡替代自己娶袭人，完成自己的俗缘。
（6）《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结尾，不但以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寓言式人物首位呼应，而且“宝玉出家，佛身升天，与蒋玉菡、花袭人结为连理，宝玉俗缘最后了结——此二者在《红楼梦》的结局占同样的重要地位，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更近乎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佛家与儒家，出世与入世并存不悖。……如果仅看到宝玉削发出家，则只看到《红楼梦》的一半，……作者借着蒋玉菡与花袭人完满结合，完成画龙点睛的一笔，这属于世俗的一般，是会永远存在的”。在宝玉自己出家这一半，符合佛家小乘佛法；而他成就蒋玉菡和花袭人的姻缘，则与大乘佛法的人间性相一致。
通过以上对白先勇接受访谈时的言说以及他自己论文中观点的大量引述，不难发现，（1）白先勇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只不过他对《红楼梦》的关注，不以《红楼梦》的版本考证为志业，也不以曹雪芹的身世索隐为追求，而是将《红楼梦》视为一个文学文本，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对作品进行“文学”阐释；（2）《红楼梦》（曹雪芹）在白先勇的心目中，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评判文学水准高下的标杆和尺码；（3）在对《红楼梦》的“文学”细读中，白先勇带领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曹雪芹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红楼梦》的深刻细腻，挖掘出了《红楼梦》的高妙精致，展示出了《红楼梦》的理路意趣——也就是说，白先勇对《红楼梦》的理解，紧扣《红楼梦》的文学/文本世界，文学/文本世界之外的《红楼梦》版本沿革和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经历，虽然是白先勇理解《红楼梦》的重要参考，但却没有成为白先勇研析《红楼梦》的主要方向和重点；（4）白先勇在对《红楼梦》研析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个版本最符合文学情境和美学风格的问题，此时白先勇也会对《红楼梦》的版本有所言说，但那是他在长期细读《红楼梦》的基础上，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所形成的文学敏感，以及自己创作实践的切身体会，在版本比较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文学”判断。
在白先勇第一次接触到《红楼梦》近七十年之后，在白先勇香港接受访谈四十年之后，在白先勇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三十年之后，在白先勇美国加州大学讲授《红楼梦》四十年之后，在白先勇台湾大学讲授《红楼梦》二年之后，他将在台湾大学开设《红楼梦》课程的讲义整理成《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公开出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看上去是《<红楼梦>导读》这门课程的讲义结集，但实际上，它是白先勇几十年熟读、精研《红楼梦》之后，运用新批评理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之加以精心研析的成果结晶，并完整、全面地体现了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认知形态和解读理路。
四十年前，白先勇在接受胡菊人访谈时，尽管他在言谈中对《红楼梦》的相关评说，已经可以大致看出后来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雏形，但毕竟在当时“还没有一本专书，讨论红楼梦的技巧，……还没有一本专书说为什么红楼梦写得那么好，譬如从观点、象征、文字、对比这一类的文学技巧来研究红楼梦”[5]，对此白先勇在言语之中颇感遗憾；四十年后，白先勇将自己“文学”研读《红楼梦》的毕生体会，以系统性、“集大成”的方式结晶为《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书，用实际行动消除了当年的这一缺憾。
二、化用“新批评”理论展开文本细读
白先勇虽然大学念的是外文系，出国留学后又在美国学习创意写作，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却从未间断，即便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念书期间，他也常去旁听中文系的古典文学课程[6]。既专业学习外国文学又不忘怀中国古典文学，这种兼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念自觉和文学教育追求，使得白先勇既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和根基，又具有西方文学观念及理论的知识和视野——两者的结合使白先勇能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理论，来观照和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在白先勇对西方理论的接受中，“新批评”无疑是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文学理论，这不仅因为对他影响至巨的大学老师夏济安（及其弟弟夏志清）非常熟悉“新批评”理论，而且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期间，也修过与“新批评”理论相关的课程[7]。事实上在白先勇的一些评论文章和他自己的创作谈中，不难发现“新批评”理论对他的深刻影响。在白先勇对《红楼梦》的解读/细读中，“新批评”理论的分析特点，也十分明显。
“新批评”（New criticism）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英美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所形成的文学理论/批评特征的概括和总称，这些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以英国的艾略特（T.S.Eliot）、理查兹（I.A.Richards）、燕卜荪（William Empson）、利维斯（F.R.Leavis）和美国的兰色姆（J.C.Ransom）、泰特（Allen Tate）、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沃伦（Robert Penn Warren）、维姆萨特（W.K.Wimsatt）、韦勒克（Rene Wellek）等为代表，虽然这些被看作是“新批评”代表人物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们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流派，但在他们的文学理论追求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注重对文学文本主体/本体的形式强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等方面，却是颇为一致的。
“新批评”的名称源自兰色姆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新批评》。所谓“新批评”，是相对于在此之前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伦理道德批评以及作家传记研究——这种文学批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文学与社会、历史、伦理道德等“外部”关联及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而对文学作品/文本自身重视不够。“‘新批评’视文学作品为独立的客体，注重作品的内部研究”[8]，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从着重文学的“外部”关联转为对作品/文本的“内部”聚焦，倡导一种“文本阐释”（explication of the text）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风气。其“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9]。对文学作品/文本自身“内部”的重视，决定了“新批评”理论家/评论家们把文学作品/文本自身视为是文学活动的本质与目的，强调文学作品/文本自身应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10]，而在突出文学作品/文本自身的本体性同时，他们还特别看重文学作品/文本自身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布鲁克斯明言‘新批评’的信条之一是：‘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11]
“新批评”除了在认识论上强调文学作品/文本自身的本体性、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方法论上注重“文本阐释”和“文本细读”，还在认识文学作品/文本自身“内部”的具体操作上，提出了许多独特新颖的概念和见解，如“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理查兹）、“张力”的发现（泰特）、“反讽”的强调（布鲁克斯）等，这些概念/见解，对深入“细读”/分析文学作品/文本自身，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从以上对“新批评”理论的简略介绍中，不难发现白先勇在他几十年的《红楼梦》阅读/研读道路上，“新批评”对他的影响痕迹十分明显：首先，他对《红楼梦》世界的进入，不在《红楼梦》的“外部”世界（版本考据、作者索隐）盘旋，而是明心见性，直指《红楼梦》的文学世界“内部”，将《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文本对之进行“文学”认识和美学考察；其次，他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感悟，是通过文本细读/文本阐释，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全面把握；第三，他在具体精研细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依凭“新批评”的理论视野，并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从语言层（文学语言的语调、语气、语态）、修辞层（明喻、暗喻、借喻、象征）、元素层（张力、反讽）、结构层（整体性、统一性）等不同方面，对《红楼梦》展开“细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虽然以“新批评”为主要理论指导展开对《红楼梦》的细读，但他对“新批评”理论的运用并不是刻板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式的，而是对“新批评”进行了“化用”——具体而言，就是并没有像“新批评”那样一味关注文学的“内部”，而是在注重文学“内部”的同时也不或略与文学相关的“外部”世界（社会、历史、道德、伦理、作家生平等），此外，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时，其理论资源也不只限于“新批评”一家，卢伯克（Percy Lubbock）的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理论、“绘画手法”和“戏剧手法”理论；福斯特（A.M.Forster）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理论等，都是白先勇精研细读《红楼梦》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准确地说，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的时候，他对“新批评”理论的运用，是在“新批评”理论基础上，融合了社会批评、历史批评、伦理道德批评、心理分析批评、作家传记研究以及卢伯克、福斯特等人的文学理论之后的一种“化用”。
由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是对《红楼梦》原著条分缕析的逐章细读，创见纷呈，亮点毕现，因此在本文中，对于《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精彩之处，难以一一指陈，无法面面俱到，而只能举起要者，加以叙说，由管窥豹，略见真章。
从总体上看，《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文本化”、“文学化”和“艺术性”的看取角度和研究立场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及，从白先勇“读《红楼梦》”、“讲《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历史来看，他自始至终都是聚焦《红楼梦》的作品/文本，深入《红楼梦》的“内部”，以对《红楼梦》的文本解读为旨归。在有关《红楼梦》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将《红楼梦》当做“天下第一书”，化用“新批评”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艺术维度的细读和阐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堪称首创！白先勇的阅读视野横跨中外，贯穿古今，人类创造的文学经典，白先勇所阅多矣！以丰厚的经典阅读为前提，而将《红楼梦》视为“天下第一书”，可见《红楼梦》在白先勇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显赫”，而这一“显赫”地位的获得，并不是因为《红楼梦》版本的多样和作者身世的复杂，而是因为《红楼梦》文学成就的巨大和艺术水准的精湛！因此，白先勇看取《红楼梦》的角度和研究《红楼梦》的立场，是“文本化”的，“文学化”的，“艺术性”的。白先勇自己坦言“我在台大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的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把这部文学经典完全当做小说来导读，侧重解析《红楼梦》的小说艺术：神话架构、人物塑造、文字风格、叙事手法、观点运用、对话技巧、象征隐喻、平行对比、千里伏笔，检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何将各种构成小说的元素发挥到极致”[12]。在白先勇看来，“曹雪芹是不世出的天才”，他虽然成长在十八世纪的乾隆时代，但他在“继承了中国文学诗词歌赋、小说戏剧的大传统”的同时，却能“推陈出新”[13]，以至于十九、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各种新形式（如叙事观点的运用、写实与神话/象征的叠合、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设计、场景作用的自觉等），“在《红楼梦》中其实大都具体而微”[14]——也就是说，曹雪芹以他的文学天赋，在《红楼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手法，已经不自觉地暗合了后来的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使得“《红楼梦》在小说艺术的成就上，远远超过它的时代，而且是永恒的”[15]。
由于白先勇几十年一贯地从“文学”角度深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因此对于《红楼梦》在文学表现和艺术创新上“内在”具有的超凡性、超前性和永恒性，白先勇能够深刻体察、鞭辟入里并全面开掘、完整阐释，能够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予以充分展现和彻底释放，从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完整、细致地认识到《红楼梦》的“第一”性、超前性、伟大性和永恒性！
（二）“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结合的分析理路
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对《红楼梦》的分析理路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结合的特点。所谓“形而上”，是指白先勇对于《红楼梦》中的哲学意涵、神话结构和象征手法，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所谓“形而下”，则是指白先勇对于《红楼梦》中的生活细节、人物心理和写实手法，有着细腻的发现和精准的剖析，而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分析《红楼梦》的深湛和高妙，就成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的一大特点。在对《红楼梦》第一回的分析中，白先勇开宗明义指出曹雪芹首先“架构了一个神话，由超现实引领，进入写实”，并认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或说它奇妙之处，就是神话与人间、形而上与形而下，可以来来去去，来去自如……好像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真有这么回事，然后一降回到人间，贾母、王熙凤、宝玉、黛玉……也觉得是真有其人”[16]。《红楼梦》本身具备的“形而上”（哲学、神话、象征）和“形而下”（社会学、人间、写实）之两重性，为白先勇从这两个方面去发现《红楼梦》的神妙并对之进行细读，提供了“文本”基础，而白先勇能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结合的理路去分析《红楼梦》，也说明白先勇是曹雪芹真正的知音，是《红楼梦》真正的解人。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既对《红楼梦》中的“形而上”抽象进行了细致分析，也对小说中的“形而下”具象展开了深入剖析，从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结合中，以与《红楼梦》文本契合的对应方式，进行了独到的阐释。
如在分析第五回的时候，白先勇明确提出“第五回是全书极重要的神话架构”[17]，在这一回中，“真与幻，人与仙”——也就是“形而上”的哲学沉思与“形而下”的人生百相，借着“宝玉神游”联结了起来。在细读/解读的过程中，白先勇既指出小说中的“形而上”内容（太虚幻境中的种种场景、人物和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其实是“形而下”内容（宝玉未来的现实人生）的一种“预言”和“警示”，又指出“形而下”内容（秦氏卧房及其中的华美陈设）其实是“形而上”内容（宝玉“情”的觉醒和人生感悟）的一种“诱导”和“启迪”。这样的“两结合”分析——包括指出很多人物（如宝玉、黛玉、北静王、贾雨村、甄士隐、秦钟、秦可卿等）既是象征人物，“同时也是实在的人物”[18]，不但与《红楼梦》作品本身相“匹配”，而且也体现出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时，抽象与具象、哲理与人生、象征与写实——一言以蔽之，也即“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二为一的一种分析/解读特色。
（三）从“人物”到“语言”的精准“细读”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所体现出的对“新批评”理论的化用，除了“观念”上重视“文本”之外，最丰富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细读”《红楼梦》时，在人物塑造、文字风格、叙事手法、观点运用、对话技巧、平行/伏笔手法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和详细解读。在人物塑造方面，白先勇除了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塑造人物时，不但“摆脱了说书的传统，在整本书里面看不见曹雪芹这个人”[19]，而且“写一个人，没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20]，写出的人物“一个个都非常个性化（individualized）”[21]，还特别指出“《红楼梦》写人物，用各种的侧面来描写”[22]，如写凤姐第一次从林黛玉的眼中看，第二次从刘姥姥的眼中看，第三次从兴儿的眼中看（嘴中说）……“就这么一个人，从各种角度写，正面写，反面写”[23]。此外，白先勇一再强调《红楼梦》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设计人物、描写人物”时，“不是单面的，它有一种“镜像”（mirror image），就是说一个人物，他另有好几个，方方面面来补强他。一个林黛玉，有晴雯，有龄官，还有柳五儿，好几个女孩子，跟黛玉的命运相似，个性也相同，但又不完全一样……宝钗也有镜像，袭人是一个，探春也是这一类型”[24]。
能把《红楼梦》中塑造人物的精妙之处，如此深切地探究挖掘出来，白先勇显然得益于 对“新批评”理论的熟稔和对作品人物关系的理解——“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帮助白先勇发现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方面以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描写人物，另一方面则以一个“中心”人物为核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人物以“群”（类/系列）的方式，另外塑造数个人物，以达到映衬、对比、补充、丰富这个中心人物的目的，并形成以这个“中心”人物的气质、特点为代表而又各不相同的人物群像。这样的人物塑造法，在世界小说发展史上，应当说都是一个创举。而曹雪芹在塑造人物时的这番良苦用心 也在二百多年后的一位文学同道那里，得到了“共鸣”，遇到了真正的解人和“知音”。
除了在人物塑造上匠心独运，别具新意，曹雪芹在关乎小说创作的其他所有方面，可以说都心思缜密，精心设计、巧妙安排，整体布局。由于曹雪芹艺术用心深藏不露，将种种深湛的艺术手法如盐入水与作品融为一体，因此一般读者在阅读《红楼梦》时往往习焉不察，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时，对种种艺术手法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将这些“精妙”之处一一展现。
比如在小说语言和对话方面，白先勇就有很多精彩的分析。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在与贾母、王夫人见面时，有”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之语。白先勇在分析这句话时，既指出其背后蕴藏着无尽的辛酸和凄凉——“皇妃的生活岂是好过？”[25]，同时也赞赏“一句话就把她变成一个人，真的人，不仅是皇帝的妃子，也是贾家的女儿”，“她也非常有人性，有她自己满腹的心事，有她自己说不出的苦处”[26]。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一句普通的家常对话，经过白先勇这么一分析，其丰富的含义和对塑造人物具有的张力，就一下子呈现在读者眼前。
再比如在观点/视角（point of view）运用方面，白先勇也对《红楼梦》的匠心独运深有会心。对于大观园的繁华、奢华、尊荣和尊贵，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政（客观）/宝玉（主观）、元妃（主、客观兼具）等不同的视角表现过，可是大观园在刘姥姥眼里是怎样的观感，则是从完全不同的观点/视角展开的一个世界。对此，白先勇充分体悟到曹雪芹的神思妙用：“刘姥姥进了潇湘馆，进了蘅芜院，她的感受，让我们刷新（refresh）一次认识，重新对大观园有一番新的印象。这就是曹雪芹厉害的地方，他前面很久没有讲到大观园了，已经知道的他不讲了，新发生的，等刘姥姥来的时候，又给它一个近镜头（close up）,夸大地来看大观园”[27]。“由于刘姥姥进来，用不同的眼光再扫一遍以后，……我们等于跟在刘姥姥后天进去看大观园。”对于“曹雪芹三番四次用各种角度描写”大观园，白先勇认为“这很重要的。如果换一个作家，可能他忍不住，抢先把那么不得了的一个园子，主观地写了一大堆，那样的写法，也许反而让我们脑子里糊涂一片，也失去身历其境的乐趣”[28]。
至于白先勇对《红楼梦》中平行/伏笔手法的剖析，早年《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一文，就已是这方面的精辟之作，到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对曹雪芹运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手法的分析，更加全面、充分、细致。由于前文已举白先勇的文章为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版本互校与整体观照
（一）“程乙本”与“庚辰本”相比照的版本互校
“版本学”是《红楼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作者、版本、文本是支撑“红学”的三大主干，从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俞平伯，到林语堂、周汝昌、冯其庸、张爱玲，无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三大主干展开。前面说过，白先勇虽然不以“《红楼梦》研究专家”名世，但他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许多红学家，因此，他以《红楼梦》的文本为对象，以一个著名作家的阅读感受和创作体验为支撑，以化用后的“新批评”理论为指导，展开对《红楼梦》的讲解、细读和研究，也就在《红楼梦》的版本认知上，形成了他的独特判断。
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结合教学的需要，对在当代读者中最具广泛影响力的两个《红楼梦》版本——“程乙本”和“庚辰本”——进行了比照，通过版本互校，白先勇发现“庚辰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人物语言与身份不符、人物性格前后矛盾、甚至人物行为的因果关系产生了颠倒等问题，而“程乙本”则基本上不存在这些问题，因此白先勇对待这两个版本的基本态度是：“庚辰本做为研究本，至为珍贵，但做为普及本则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29]，而“《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当然应当由一个最佳版本印行广为流传。曾经流传九十年，影响好几代读者的程乙本，实在不应该任由其被边缘化”[30]——也就是说，在白先勇看来，“庚辰本”自有其研究价值，而“程乙本”作为大众阅读的文学文本，则更符合文学经典的特征和要求，更应作为文学经典文本得到普及和流传。
为何同样一部《红楼梦》，却在“庚辰本”和“程乙本”中会出现这样的分野？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白先勇有这样的介绍：
《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及其复杂，是门大学问。要之，在众多版本中，可分两大类：即带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评语的手抄本，止于前八十回，简称脂本；另一大类，一百二十回全本，最先由程伟元与高鹗整理出来印刻成书，世称程高本，第一版成于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即程甲本，翌年（一七九二）又改版重印程乙本。程甲本一问世，几十年间广为流传，直至一九二七年，胡适用新式标点标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的程乙本出版，才取代程甲本，获得《红楼梦》“标准版”的地位[31]。
然而，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于1982年的新版“庚辰本”（这一新版“庚辰本”与传统八十回版的“庚辰本”不同，它也是一百二十回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则截取自程高本），却挟体制之力，以“横扫千军”之势，取代了此前“程乙本”的“标准版”地位，并使“程乙本”逐渐有消弭于无形的危机。如果这个新版（1982年版）“庚辰本”确实优于“程乙本”，那么以优汰劣，理所应当！问题在于，白先勇经过对两个版本的仔细比照互校，发现这个新版“庚辰本”“隐藏了不少问题，有几处还相当严重”[32]，因此他从“小说艺术、美学观点”的角度，在《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比较两个版本的得失”[33]，一一指出“庚辰本”的缺失和不足，为事实上已经基本消失的“程乙本”“正名”、“平反”、“鼓与呼”。
白先勇通过比照互校，发现了1982年版“庚辰本”中的不当/错误之处有190处之多，这里举几个最为突出、典型的例子：
（1）“庚辰本”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中的尤三姐形象前后矛盾，不合逻辑。这一回按照“庚辰本”的描写，尤三姐前面是这样的：“贾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起来。小丫头子们看不过,也都躲了出去,凭他两个自在取乐,不知作些什么勾当”，“这尤三姐……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饧涩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压倒，据珍琏评去，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他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谁知这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得出色，另式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这样一个不知自重放浪形骸的尤三姐，到了后面却以自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柳湘莲有退婚之意，来向贾琏索要定礼“鸳鸯剑”——引者注）。好不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甚么话来，把自己当作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于是她走出来一面对柳湘莲说“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颈上一横”。
对于尤三姐的这种前后变化，白先勇认为前面的描写“庚辰本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把尤三姐写得那么低俗，……把尤三姐完全破坏掉了。第一，尤三姐绝对不可能跟贾珍先有染，有染以后，她后来怎么硬得起来，她怎么敢臭骂贾珍、贾琏他们两个人？自己已经先失足了，有什么立场再骂？”因此“如果它是这样写，下面根本写不下去了”[34]，而且按照“庚辰本”的描写，如果尤三姐真的是“淫情浪态”在先，那么后面柳湘莲的判断就没有错，尤三姐也就没什么好冤屈的，她刚烈地自刎也就显得非常矛盾和突兀，在人物性格的逻辑上也明显不合。比较起来，“程乙本”对尤三姐形象、性格的描写、刻画就合情合理得多，也更加符合尤三姐这个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逻辑。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引用白先勇对“程乙本”的分析、举例了[35]。
（2）“庚辰本”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程乙本”回目为《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在绣春囊事件上，“出了离谱的错”[36]。这回在迎春的大丫头司棋那里，抄检出一双男子的锦袜并一双锻鞋，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庚辰本”中的（潘又安）字帖儿上这般写道：“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白先勇指出“这错得离谱，完全倒过来了”[37]，也就是说，“绣春囊本是潘又安赠给司棋的定情物，庚辰本的字帖写反了，写成是司棋赠给潘又安的，而且变成两个”[38]。而在“程乙本”中，则写成“再所赐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两相比较，很显然“程乙本”是正确的。
（3）在人物的语言与身份关系上，“庚辰本”也有诸多人物语言与其身份、情境不相符合之处，而同一处的“程乙本”表达，则显得要贴切、高明许多。此类例子甚多，难以一一列举，试举两例：“庚辰本”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程乙本”回目为《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贾母在向林黛玉介绍王熙凤的时候，写作“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而“程乙本”则写成“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两相比较，白先勇认为“庚辰本‘泼皮破落户’我觉得不妥”；而“‘南省’何所指？查不出来”，“程乙本把‘南省’作‘南京’，南京有道理，贾府在南京”[39]；再如“庚辰本”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凤姐见到尤二姐，讲了很多话，并称尤二姐为“姐姐”而自称“奴家”——白先勇指出“凤姐不可能称尤二姐为‘姐姐’，她只能叫她‘妹妹’，而且她对尤二姐绝对不会自称‘奴家’，以王凤姐的地位，王凤姐的威，怎么可能用这种自谦自卑的语气，而且是在情敌面前”[40]——而在“程乙本”中王熙凤则称尤二姐为“妹妹”，也没有“奴家”的自称。“庚辰本”里这种人物言语、身份不搭调的现象，在“程乙本”的同样地方则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合理又合理、妥帖且熨帖的表达。对此《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举例甚多，这里就不再引证了。
通过对“庚辰本”和“程乙本”的版本比照和互校，白先勇以一个个具体的例证，证明了“程乙本”作为文学文本，比“庚辰本”更加成熟也更具经典意味！
（二）从“文本”自身的呈现形态和逻辑发展实现整体观照
由于《红楼梦》的版本有八十回本的“脂本”系统（共有十二种）和一百二十回本的“程高本”（有“程甲本”和“程乙本”两种）系统，而八十回本出现得早，一百二十回本出现得晚，因此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以及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红学研究中的又一重大“论题”和焦点，也是导致红学界/不同红学家之间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程高本”系统的“生产者”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以及和高鹗共同署名的《程乙本·引言》中，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由来进行了说明：“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41]；“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42]。
从程伟元和高鹗的自述中，《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来历”，已交代清楚：为历年搜集所得。只因张问陶的一个“诗注”（《赠高兰墅（鹗）同年》注：“《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而使得胡适认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补，且艺术成就大不如前四十回——胡适的这一观点对后续的红学家/《红楼梦》研究者如俞平伯、周汝昌、张爱玲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容庚、宋孔显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百二十回本是曹氏的原本，后四十回不是高鹗补作的”[43]、“《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44]。红学后来者周策纵、高阳、王佩璋、舒芜、吴组缃、冯其庸、胡文彬、蔡义江、赵冈、吴新雷、宁宗一、郑铁生等人，也都对高鹗续补之说有所质疑，其中一些学者还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认为后四十回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原作——只是没有铁证罢了。
白先勇明确主张《红楼梦》后四十回来自曹雪芹的原稿，整个《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是个有机整体！只不过他的论证方式与其他红学家们有所不同：他主要是从一个作家的创作感受/体验，以及通过对《红楼梦》的文本分析/细读，两者融合后得出这一结论。在白先勇看来，“世界上的经典小说似乎还找不出一部是由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作者合著的。因为如果两位作家才华一样高，一定个人各有自己风格，彼此不服，无法融洽，如果两人的才华一高一低，才低的那一位亦无法模仿才高那位的风格，还是无法融成一体”；而且，“《红楼梦》前八十回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千头万绪，换一个作者，如何把那些长长短短的线索一一接榫，前后贯彻，人物语调一致，就是一个难上加难不易克服的问题。《红楼梦》第五回，把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以及贾府的兴衰早已用诗谜判词点明了，后四十回大致也遵从这些预言的发展”。对于“有些批评认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文字风格有差异”，白先勇认为这很正常，“因前八十回写贾府之盛，文字应当华丽，后四十回写贾府之衰，文字自然比较萧疏，这是情节发展所需”[45]。也就是说，白先勇以一个作家的经验和立场，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前后渐进过渡衔接得上的”[46]，应当为一人（曹雪芹）所作[47]。
当然，除了这种源自创作经验和写作逻辑的推论之外，白先勇断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也是出自曹雪芹之手的更有力论据，是来自他对《红楼梦》的阅读感受和美学体会。在白先勇看来，《红楼梦》的两大主线：贾府兴衰、宝玉悟“道”（从“情”走向“佛”），在整个一百二十回中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而且很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线索，在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对应也堪称完美。在白先勇的阅读/细读经验里，《红楼梦》作为一个整体，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不但没有任何违和感，而且还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性。前面提到的《贾宝玉的俗缘：蒋玉菡与花袭人——兼论<红楼梦>的结局意义》一文，已经充分证明了《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的前后呼应是那么的自然、优美、天衣无缝——从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寓示袭人命运的诗句“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到第二十八回蒋玉菡行酒令时吟出“花气袭人知昼暖”之句，以及贾宝玉与蒋玉菡彼此倾慕，互赠汗巾，而互赠的汗巾又都与袭人有关；再到第一百二十回末尾，由两条汗巾，蒋玉菡和花袭人方知原来姻缘前定，宝玉早已为他们“牵线”，为他们两人“成就一段好姻缘”，而他们的结合，也完成/实现了宝玉的“俗缘”。白先勇的这篇文章，可视为是从一条特定的线索/一个特定的维度，阐明/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和协调的有机整体性的！
类似的例子当然不止一处，比如《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黛玉之死、贾府抄家等场景，白先勇认为都“写得非常好”[48]，而宝玉出家，则是“整本书的高峰”[49]。在白先勇看来，《红楼梦》后四十回里的这些“好”和“高峰”之所以能够形成，端赖前面的铺垫和能量的积聚，只不过是到了后四十回后爆发、释放出来了——这也证明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之间的一体性。第一百二十回“宝玉出家”这一幕，白先勇认为“是红楼梦整部书最高的一个峰，也可能是中国文学里面最有力量（powerful）的一个场景。前面的铺叙都是要把这个场景推出来”，“如果宝玉出家这一场写得不好，写得不够力，这本书就会垮掉（collapse）……”[50]。白先勇一再强调《红楼梦》有个神话架构，而宝玉出家则是“神话架构里最高潮的一段”[51]——最后一回中的宝玉出家，不但与第一回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神话架构”上形成接榫，而且也完成了《红楼梦》中宝玉以“情”之维度呈现补天顽石人间历劫的全过程，使全书无论是主题、故事，还是人物、结构等各个方面，都浑然一体，达至圆满。
对于宝玉出家这一场景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和意义，白先勇特别撰文专门论述：
《红楼梦》作为佛家的一则寓言则是顽石历劫，堕入红尘，最后归真的故事。宝玉出家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作者费尽心思在前面大大小小的场景里埋下种种伏笔，就等着这一刻的大结局（Grand Finale）是否能释放出所有累积爆炸性的能量，震撼人心。宝玉出家并不好写，作者须以大手笔，精心擘划，才能达到目的。《红楼梦》是一本大书，架构恢宏，内容丰富，当然应该以大格局的手法收尾。[52]
白先勇认为曹雪芹通过宝玉完成尘世“俗缘”（给父母一个功名，给宝钗一个儿子、给袭人一个丈夫）的“人间情”，和出家“佛缘”（归彼大荒，“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超越情”，从写实/社会和神话/宗教两个层面，为红楼梦画上了完美的句点，而这一句点最“画龙点睛”之笔，就是最后的“宝玉出家”——“情僧贾宝玉，以大悲之心，替世人担负了一切‘情殇’而去，一片白茫茫大地上只剩下宝玉身上大斗篷的一点红。然而贾宝玉身上那袭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又是何其沉重，宛如基督替世人背负的十字架，情僧贾宝玉也为世上所有为情所伤的人扛起了‘情’的十字架”，“最后情僧贾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担负起世上所有的‘情殇’，在一片襌唱声中飘然而去，回归到青埂峰下，情根所在处。《红楼梦》收尾这一幕，宇宙苍茫，超越悲喜，达到一种宗教式的庄严肃穆”[53]。从某种意义上讲，“宝玉出家”也是《红楼梦》作者一体化（就是曹雪芹一人）、作品具有高度完整性的最充分证明和最集中体现！
纵观白先勇的《红楼梦》解读式，不难发现，其历史颇为悠久，其特征可谓鲜明，其成就堪称显著，其影响相当广泛。白先勇从《红楼梦》的文本入手，化用“新批评”理论，不但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场景、结构、语言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说”，而且还在这种“文本化”分析中，从创作/文本维度和作品的整体性角度，对《红楼梦》的版本优劣、后四十回的作者认定及其文学成就，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从而在创作体验/感受代入、“新批评”理论化用和文本细读/美学评判相结合这一《红楼梦》解读式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思路、视角、方法和风格，为文学认识和美学理解《红楼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
[1]白先勇：《蓦然回首》，收入《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68页。
[2]同上，第142页。
[3]白先勇：《谈小说批评的标准——读唐吉松<欧阳子“秋叶”>有感》，收入《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35-52页。
[4]《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胡菊人白先勇谈话录》，收入《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163页。
[5]《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胡菊人白先勇谈话录》，收入《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
[6]参见白先勇《蓦然回首》，收入《蓦然回首》，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65-78页；
[7] 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8]王腊宝、张哲：《新批评·译序》，收入约翰·克罗·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9]李欧梵：《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收入约翰·克罗·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0]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页。
[11]王腊宝、张哲：《新批评·译序》，收入约翰·克罗·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新批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2]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13]同上。
[14]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15]同上。
[16]《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17]同上，第73页。
[18] 同上，第132页。
[19]同上，第49页。
[20] 同上，第50页。
[21] 同上，第94页。
[22]同上。
[23] 同上。
[24]同上，第156页。另参见第78页。
[25]《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26] 同上。
[27] 同上，第303页。
[28] 同上，第304页。
[29]白先勇：《抢救尤三姐的贞操——《红楼梦》程乙本与庚辰本之比较》，未刊稿。
[30] 同上。
[31]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
[32]同上，第10页。
[33] 同上。
[34]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6页。
[35] 参见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536页。
[36]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页。
[37] 同上，第638页。
[38]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9] 同上，第64页。
[40]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59页。
[41]曹雪芹：《红楼梦》（程乙本校注本，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42] 同上，第23页。
[43] 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收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44] 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收入《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8页。
[45] 白先勇：《贾宝玉的大红斗篷与林黛玉的染泪手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未刊稿。
[46]白先勇：《贾宝玉的大红斗篷与林黛玉的染泪手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未刊稿。
[47]在另一处，白先勇也有过类似的表达：“我的看法是曹雪芹写完了，高鹗删润的”。见《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48]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49] 同上。
[50] 白先勇：《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4页。
[51]同上。
[52]白先勇：《贾宝玉的大红斗篷与林黛玉的染泪手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未刊稿。
[53] 白先勇：《贾宝玉的大红斗篷与林黛玉的染泪手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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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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