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陈少华：二项冲突中的毁灭——《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

二项冲突中的毁灭

——《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

陈少华：《二项冲突中的毁灭——<寒夜>中汪文宣症状的解读》；原载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汪文宣的悲剧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汪文宣内心结构中的二项冲突导致了他的毁灭，分裂的自我与焦虑的症状表明深层的压抑来自对家庭权威的服从以及对文化规训的认同；主体性的匾乏与成长中的阉割息息相关。汪文宣的悲剧是对重重苦难的批判。

（青年巴金）

蓝棣之将巴金的《寒夜》列入“虽显犹隐”一类的文本①，是通过对曾树生形象的解读去说明的。“花瓶”只是曾树生的外表和当时的社会角色，“她的本质是新的一代女性，曾树生喊出了‘五四’时代觉醒的一代女性在40年代的社会困境里的呼声”②。显与隐之间，无大遮栏，“隐”的意义不算突出。若“隐”指的是被忽视的认读，如曾树生新女性的本质、小说中人物“失常状态”源于经济压力；指的是巴金对汪文宣同情中“掺杂着传统男权意识”③，汪母对儿子依恋中的“性欲色彩”④，等等，以“虽显犹隐”概括《寒夜》则恰如其分：一是符合在“诅咒旧社会”的主题下，对《寒夜》的解读、研究不断有新发现，却仍有言犹未尽之感这一事实；二是作品乃巴金对境遇体认之作，“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我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象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⑤作品发表30多年后，巴金从《寒夜》汪文宣的身上，又有了与自我相关的新的认读。可见人物的意义对作家而言，也是虽显犹隐。我认为，《寒夜》虽显犹隐的特征，与人物内蕴的丰富性息息相关。本文对汪文宣形象的解读将进一步说明《寒夜》虽显犹隐的特征。本文提出的间题是，汪文宣的焦虑以及汪文宣的应对方式，以及相应的心灵结构是怎样的?汪文宣之死，在表达社会控诉的显在主题之外，还彰显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一、焦虑： 二项接近的欲求

关于汪文宣的焦虑，巴金在《寒夜》的第一、第二章就完成了结构性的描述。小说第一章，汪文宣一出场就非常焦虑，在寒夜的街巷踌躇，不知到哪里寻找出走的妻子曾树生，起因是昨晚汪文宣问起有人给曾树生送来的封信，争吵中，被惹怒的曾树生一走了之。汪文宣的焦虑很严重，症状呈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神志恍惚，不能确认现实事物存在与否；小说开头讲“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稍后，“飞机声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是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说了出来。”事实上，他先前“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尽管这样，他记忆中仍听到那种声音”，但他即刻否定了自己，但究竟有没有飞机的声音，感官不能确定，只好以“做梦”搪塞自己。其二，在些许的省思中，对内心微弱的抗争，害怕被察觉、被驳斥；夜的寒气使他的身子抖了一下，“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永远是个老好人吗?’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特征，可以借用米歇尔·福柯所谓“忧郁症的呆滞”去解释，“在忧郁症患者那里，滞重的木然状态会吞没各种刺激”⑥。在这一章里，汪文宣的滞重的木然状态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一度出现不知道自己在街上干什么的茫然，要靠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才能把他“惊醒”过来。当他回家仍然见不到曾树生时，“茫然地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象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直到母亲到他身边说话，他“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的”。随后不久，“踉跄地走到床前”，沉沉睡去。虽不能据此说汪文宣的行为是福柯所说的忧郁症的“嗜睡麻木”，但曾树生的出走给他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其行为已经不是关于忧郁的症侯，而是较为严重的忧郁的症状。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特征，其内容本来不过是自我心理活动的正常表达，汪文宣对自我流露的两种声音却感到惊恐。一个是愿望的自我的声音，一个是接受现实的自我的声音。愿望的自我一露面，立即遭到现实自我的质问。有论者指出，文中反问的“一个声音”是指他妻子的声音，事实上，小说至此尚未出现关于他妻子的只言片语，如果联系此章后面提到他与妻子争吵时，“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则这种对“一个声音”的理解并无不可。我认为，将“一个声音”理解为汪文宣接受现实的自我的声音，更为准确。一则这个声音，“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二则这个声音也可以是曾树生的声音、别人的声音、现实的声音，但终究内化为自己的声音并将其说出。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有一句话，却是强大的；代表愿望自我的声音，不乏抗争之努力，却微弱单薄，无法撼动汪文宣沮丧木然的现实的自我。第一章的情形表明，曾树生的出走，汪文宣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小说以后的展开告诉我们，只要曾树生在家，只要和曾树生在一起，汪文宣就安静快乐，否则，就悲伤沮丧。

（电视剧《寒夜》剧照）

小说第二章描述了汪文宣的梦。在《寒夜》中，巴金多次讲到汪文宣做梦，但都是一笔带过，唯有这一章，完完整整将梦中情境呈现出来。梦的内容比较简单，讲的故事是“敌人打来了”，在战乱逃难的紧急关头，汪文宣要妻与子还是要母亲。这不过是妻子与母亲一同掉进水里，儿子先救哪一个之类的老故事。在梦中，事情巧就巧在逃难之际，“母亲不在家”。妻子在梦中的形象极差，“爱发脾气”，“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仅仅是为着他母亲的一件小事争吵，就导致这样的结果。显然，妻子过激的行为宣泄着她对母亲的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她还阻止汪文宣去寻找他的母亲：“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我们走吧，不要管她”，最后带着小宣一走了之。“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那高傲的眼光看他。”梦中的汪文宣则义无反顾，抛妻别子，坚定追寻他的母亲。这在最初的反应和行动中即可见一斑，“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即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这个梦是汪文宣呈现给自己的。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与实践表明，梦的作用之一是表达人的愿望，梦中的文饰尽管千差万别，扑朔迷离，但终究要回到愿望的满足。汪文宣的这个梦，没有曲折迷离的东西，战乱逃难时刻母亲不在身边的巧合，造成要妻子还是要母亲的两难情境。与现实中的妻子相比，梦中妻子的形象受到了歪曲。在小说现实中，曾树生的行为不难理解，她与汪母有冲突，也有对汪母的理解，不致于像梦中妻子那样胆大妄为，即便汪母当着汪文宣的面骂她是儿子的姘头，她的回应并不过分。如果汪文宣在梦中将妻子呈现得很贤良，于两难情境中对母亲的倾斜，则可能引起某种不安，反而影响对母亲选择的坚定性。梦中的巧合以及对妻子形象的歪曲，都是服务于一个动机：一切要有利于对母亲的选择，而不是去动摇这个选择。对这个梦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汪文宣的意识深处，有一种声音在提醒他，与妻子比起来，母亲要重要得多。

（电视剧《寒夜》剧照）

联系起来看，第一章的内容与第二章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妻子是一端，母亲是一端，分别是汪文宣不能释怀的对象。第一章中曾树生出走，引出汪文宣失魂落魄般的牵挂；第二章借一个梦，表明汪文宣选择母亲的态度坚决彻底。对妻子牵挂太厉害了，就做一个梦去表达对母亲的牵挂。一明一暗，把汪文宣的焦虑抖露出来：和母亲在一起时，牵挂的是妻子；梦中的情形则相反，和妻子在一起时，牵挂的是母亲。一部《寒夜》，汪文宣焦虑的演绎就是如此，明处的焦虑一览无遗，暗处或无意识中的焦虑要复杂一些，每当婆媳争吵，汪文宣要规劝的总是曾树生而不是母亲，不能不说明他处在维护母亲的紧张中。情况完全符合尼尔·米勒所描述的“接近——接近冲突”这一心理冲突类型，即“同时出现两个具有相等诱惑力的目标，冲突介于两个目标之间”⑦，汪文宣既要曾树生又要母亲。小说中曾树生和母亲的水火不容，是使汪文宣的二项接近成为难题的客观原因。第一第二章主要是展示汪文宣二项接近强烈欲求中的焦虑。不可否认，其焦虑与二项接近之冲突息息相关。

二、退行与肺结核： 症状与疾病的意义

二项接近的冲突可以变得十分严重，“谚语中有驴子饿死在两个想吃的草料桶旁边的说法，便是证明。不过，在典型的意义上，这类冲突可以通过先达到一个目标然后再达到另一目标的得法，轻易地得到解决”⑧。例如，一个既饥饿又磕睡的人可以先吃饭后睡觉。汪文宣二项接近的困难，不是饥饿又磕睡这样简单的问题可以比拟的。曾树生不回家的道理，讲的很清楚，“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汪文宣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曾树生不回家，无法满足既接近母亲又接近妻子的要求，所以有“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的沮丧感。在冷酒馆与中学同学唐柏青喝醉了酒，则给事情带来转机，回家的路上遇到曾树生，被她扶着回家。他哀求她不要走，握着她的手睡去。小说写到这里，叙述中用了一句插入语，“这晚上她留了下来。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难题就是二项接近的冲突，得到暂时的缓解，读者读到这里，也松了一口气但说`她自己还不知道”，则不尽然。冲突是怎样获得缓解的呢?小说的叙述中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小孩似的”或“孩子似的”，是汪文宣应付难题的一种身体与情态语言，能收到一定效果。请看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对话时，曾树生态度是“冷冷的”，当汪文宣的说话情状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孩似”的，“她软化了”；在曾树生表示送他回家时，“`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地说”；回家后妻子给他脱鞋袜和外衣，“他象孩子似地顺从她”。给人的印象，此时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关系不像夫妻，更像母子。更像母子关系时，冲突则不那么厉害。我认为，汪文宣这种非成人化的应对方式，可以借用精神分析学中所谓“退行”（Regression）予以阐释，“退行”指的是本能的退行，即重新回到原先的客体或满足方式。例如一个人从成年期的生殖器阶段退回童年的口欲期寻求满足。汪文宣退行到儿童化的应对方式，是二项接近的冲突使然，其目的是满足减轻冲突的需要。但长此以往，非此不可，其性质不能不说是病态的。汪文宣向非成人化应对方式的退行，并“固着”（Fixation）于此，根本上说，并不能解决他的难题，不能解决它的冲突，但冲突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退行是一种导致冲突减轻的反应，“当一种成功的症状出现时，它就得到了强化，因为它减轻了精神病人的痛苦。这种症状就是这样作为一种习惯习得的”⑨。汪文宣“孩子似”的退行实际上是习得的，有意无意中他是“知道”其作用的，核心就是无助感。因此，一切显示无能、忍受、哭泣、痛苦、默默中牺牲等等都和“孩子似的”退行症状具有同样意义：一方面呈示自我中存在二项接近的冲突，一方面是习得减轻冲突的方式。我们以小说中两段描述，去看看他是怎样习得其“症状”的：

当母亲与妻子互相敌视的对话不能罢休，二项接近的冲突摆在眼前，他的话语不能表达对任何一方的倾斜，“`我——我——’他费力吐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结果是妻子“怜惜”母亲“心软”。这一幕可以说，无助可怜也是一种有用的“症状”，化解了他的难题。吐血一事，进一步显示了“症状”的意义。“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它的心在燃烧。`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此后一段，妻子和母亲似乎不再竞争，二项接近被平衡了。“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汪文宣的总结表明，他不仅习得了减轻冲突的方式，而且对种种减轻冲突方式中的疾病有了隐约的渴望。

（电视剧《寒夜》剧照）

在这个意义上，汪文宣让人捕捉到其患肺结核的心理成因，“阅读《寒夜》中肺结核的多种含义的方法之一种，便是把它视为心理促生的，甚至有意为之的疾患，通过它，汪文宣使自己的身体经受难熬的痛苦，从而得以转让他生活中更大、更加不可名状的焦虑’⑩。把汪文宣患肺结核，说成“有意为之”，不免残酷，但隐约的渴望是有的。然而“焦虑”却是“转让”不去的，只能在作为症状的肺结核中去呈现其所指，“焦虑”与肺结核是汪文宣存在的一体两面：“焦虑”也不是更大、更加不可名状，国难与时局的悲愁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然包括了汪文宣。“焦虑”其实是更加具体的，即前面讲的二项接近的欲求及其冲突。汪文宣是在第十一章的末尾发现自己吐血，在接下来的第十二章中，他一直在思考死亡的来临，他的悲哀愁苦在于死亡会终止他与母亲、与妻子在一起。“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但走向死亡的吐血，正如上述分析所示，让他感到减轻了内心的冲突。当母亲与妻子的争吵愈演愈烈，妻子随银行迁往兰州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汪文宣就如巴金所说：“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⑪。无论西医中医，他都是不在乎的，态度很敷衍。身体的日渐衰败见证着二项接近之冲突；身体的日渐衰败又最低限度地维持着二项接近的欲求。妻子终于去了兰州，“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与母亲在一起，“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在现实的层面，二项接近的冲突不存在了，则二项接近的欲求，作为病症的肺结核已无从表达，然而寂寞中的惨状，分明在说二项接近是他的宿命。他终于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内心的欲求以及难题终于不能困扰他。

需要略略提及一点，在作为与心理现实相关联的症状之解读中，汪文宣的退行以及肺结核彰显着反抗的意义。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以格里高里变成甲虫的“退行”方式，表达了他对充满敌意的公司的反抗，不去上班，既获得自由，又免去父母的责问。汪文宣内心的难题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我们不禁要问，汪文宣对自己内心的难题有怎样的认识?其内心的难题是怎样形成的?汪文宣死亡之途的种种症状，表达了对“旧社会”的反抗，此外，还反抗了什么?

（电视剧《寒夜》剧照）

三、自觉的受难者： 成长的苦难

汪文宣内心难题所表述的二项接近的欲求，是否可以变通?小说第十八章，汪文宣与曾树生有一段对话，否定了这种可能——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电视剧《寒夜》剧照）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这句话，是汪文宣命运的写照，汪文宣知其然未必知其所以然，因为从小说的旁叙以及汪文宣自己的思绪去看，没有显示这方面的内容。汪文宣说自己宁愿受苦，表示他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办法自然是有的，正如曾树生所说，也许分开一段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对汪文宣来说，夹在妻子与母亲之间是唯一的办法。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到汪文宣的母子关系。即便承认汪母对儿子的控制，与曾树生的竞争，折射着早年丧夫性压抑的宣泄不无道理，但并不能说明汪文宣为什么要自觉地成为这一宣泄的对象。汪母在操持家务、缝缝补补、自我牺牲方面，是典型的慈母；但在对儿子的规训上，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儿子方面，无疑是苛刻的严父，表达着不容挑战的权威。这样，在汪家，父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旁落，汪母对汪文宣父亲的贬损，对汪文宣的规训，实际上足将父亲的权威移置于汪母自身并代行这一权威。汪母与儿子的关系是权威的施行与承受的关系。汪文宣自觉承受权威的原因可以作如下的分析。其一，汪文宣与汪母有一个“共谋”即驱赶懦弱的父亲形象，小说写汪文宣第一次喝醉酒回家，母亲的责怪中有一句话：“你不记得你父亲就是醉死的！我从小就不让你沽一口酒”。父亲的形象显示的是负面的价值，父亲不是儿子效仿的榜样。汪文宣在汪母代行的父亲权威中生活，不知所措中不自觉地需要母亲的权威。在《寒夜》开头，汪文宣寻找妻子，于街巷中四顾茫然，不知道曾树生是否会回来时，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母亲的声音出现了，“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虽然他对母亲如此镇静的动机有些怀疑，但权威的需要使他未能将怀疑进一步展开。小说中最早提及母亲的就是这两句话。可见，一出场的汪文宣就表达了他对权威的认同。这个细节以及随后汪母对他的的控制实际上告诉我们，一出场的汪文宣已经是被权威阉割，已经习惯于对权威的接受，已经习惯以权威的意见去表述自己。汪母从来就没有将汪文宣看作一个成人，“他在母亲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这是权威控制的结果，也是汪文宣自觉按照权威要求去实践的结果。其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子关系的亲密，是受到高程度的容忍的，不存在西方式的“性”的困扰，但文化的要求与代价是儿子长久地停留在孩子的阶段，而不鼓励表述成人化的成长行为。这种母子关系甚至影响到儿子与其妻子的关系，因此，下述说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说中国的夫妻关系多是母子型的，是殉难型的妻子任劳任怨地照顾那不负责任的儿子型的丈夫；相对地，西方的则多是父女型的，是白马型的丈夫保护弱女公主型的妻子。⑫”曾树生与汪文宣母子型的夫妻关系在此也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在这种母子关系中，不成长的儿子，不成器的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受到相当高程度的容忍的。换言之，在这种文化中的母子关系，是鼓励儿子把一切交给母亲负责的，而母亲并不因此产生不安。汪文宣自觉承受母亲的权威，不能不说是文化的要求与限制的结果。其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孝的强调，孝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服从。一个人即便内心有多么大的不平和委屈，服从却是道德所要求的第一要义。汪文宣对母亲的服从根本上不出孝的自觉要求，在孝的背后，我们已经看到，汪文宣对自我的舍弃与牺牲。自我的舍弃与牺牲，在孝的社会里是容易被掩饰，较少被过问、被怀疑的，成长中的心理是否出了问题，更无从提起。汪文宣之死，除了控诉当时的社会，还牵扯进绵长的文化传统中对人的成长造成种种苦难的事实。

（电视剧《寒夜》剧照）

一般的人格心理学承认，人终其一生，其人格都在发展，从不间断。在汪文宣的苦难中，自觉不自觉中，汪文宣一直没有放弃挣扎。汪文宣为什么抓住曾树生不放?汪母与曾树生都无从理解。我认为，这其中固然存在汪文宣不能舍弃两人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互相理解的一份情感。但同样重要的是，曾树生这个方向，是代表自我、独立、民主、个人价值的方向，与汪文宣在母子关系中被要求的服从权威、取消自我的方向是对峙的。汪文宣抓住曾树生不放，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母子关系中已经内化为自我人格一部分的那个方向的抗争，表达了曾树生的方向实际上也是他所愿望的方向。只要曾树生还在身边、在争吵着，汪文宣自我中那一份张力，不论多么微弱，都不曾消失。曾树生是他得以获取些微力量的地方。曾树生终于随她的银行迁往兰州，汪文宣的内心渐渐死去。无需再为曾树生辩护，同时意味着内心张力的消失。小说第二十四章，汪文宣和母亲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事实上，汪文宣对母亲的孝可以看作“超我”的要求，就是对母亲权威的服从，自我则受到极大的压抑。在小说中，汪文宣尽管不时流露出对母亲的不满，但很快又被压抑下去了，自我的言语中，更多的是对母亲的维护。

总之，汪文宣作为自觉的受难者，其二项接近欲求的对峙与张力，是成长中自我主体确立的相关表述：其焦虑与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自我主体无从确立的挣扎生不逢时，是其苦难；在回避与驱赶懦弱的父亲客体时，却承受着母亲代行父亲似权威对他的扼制，是其苦难；重视孝梯、漠视个体牺牲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作为不可回避的超我，是其心理深层的苦难。在重重苦难之中，我们看到汪文宣自我主体终是无以确立，其挣扎的惨状，不能不说是对重重苦难的控诉。

本文前言提及巴金对《寒夜》的再认识，指作品发表30多年后，巴金在汪文宣这一人物身上再一次照出了自己：“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催眠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⑬。斗转星移，沉积的东西并未消除。其中的自责和深思，正是对汪文宣形象再一次解读所得，也使《寒夜》中被忽略、被遮蔽处得到照亮。

（晚年巴金）

①本文依据的《寒夜》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所引《寒夜》原文同此版本，不一一注明。

②蓝棣之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第11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张新颖《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

④刘艳《情感争夺背后的乱伦禁忌——巴金（寒夜）新解》，《东方论坛》1995年第2期。

⑤巴金《关于》，《寒夜》附录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第118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⑦详【法】B.R.赫根汉著，冯增俊、何谨译《人格心理学》第十章，作家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88年版。

⑧同注⑦第289页。

⑨同注⑦第305页。

⑩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第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⑪巴金《谈》，《寒夜》附录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

⑫曾文星主编《华人的心理与治疗》，第218页，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⑬同注⑤。

图片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丁一、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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