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徐诗颖：白先勇与《香港文学》
白先勇与《香港文学》
徐诗颖：《白先勇与<香港文学>》，
《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白先勇
内容提要：回族作家白先勇曾在香港生活三年（1949—1952），就此与香港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1985年创刊的《香港文学》作为香港当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办刊 33年来一如既往地为白先勇开展各种文学活动提供重要平台。白先勇同样在这33年中持续关注和支持《香港文学》。因此，白先勇和《香港文学》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相互促进，共同为推动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向前发展以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做出努力。
关键词：白先勇；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回族身分；文化性格
回族作家白先勇[1]与香港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联系。1949年，随着国、共两党内战形势的巨变，12岁的白先勇与母亲及其他家人离开大陆而逃难至香港[2]，从此以后便与香港以及香港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缘分使白先勇从未停止过对香港文学的关注和支持，包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台湾《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上发表小说《香港——一九六〇》到今天在香港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以及在香港参加各种文艺、评奖和学术活动等。同时，香港文学对白先勇的文学贡献也给予了肯定和重视，把他视为世界杰出华人作家，希望他能常为香港文学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正因为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白先勇在香港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那么这种互动关系表现在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良好的效果？给香港文学未来的发展带来什么启示？为了更集中地把问题说清楚，本文以《香港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来对以上问题进行阐释。选择《香港文学》[3]作为范本进行分析，首要原因是从创刊以来，白先勇就是该刊的顾问之一。其次，它是迄今为止在香港存在时间最长（从创刊至今达33年）且影响广泛的纯文学刊物。有学者曾对该刊作出极高的评价：“《香港文学》不仅三十而立，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它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4]在33年的发展历程中，《香港文学》经历过一次主编的更换：香港作家刘以鬯于1985 年 1 月创办刊物并任主编，直到2000年9月由香港作家陶然接任主编至今。在两任主编的努力之下，三十多年来刊物所刊登的文学评论栏目不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香港文学以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不断影响着它们的发展。不可否认，两任主编都极为重视白先勇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地位，尤其在陶然主编时期，经常会发表白先勇的各种文章以及报道他近期在香港参加的各类活动。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史料范本来研究白先勇与香港及香港文学的关系。
《香港文学》
一、白先勇与香港
对于香港，白先勇的印象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5]。这个在他少年时期留下过重要影响的城市，一直为他的创作和反思提供灵感和动力。自逃难到香港以后，他考进九龙塘小学，相对稳定的环境使他恢复了之前时断时续的学业。此时，也是他逐渐找回自信的时候。一方面，他因生病而中断的社交活动逐步恢复，并结交了二三知己，消解了重新走进“社会”的焦虑。另一方面，优异的学习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重新面对“社会”的自卑。后来由免考而直接入读的初中是一间天主教学校。西化的教育环境“使他从语言到思想文化，都沉浸在西方的世界里，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教育背景’，无疑会对成人后的白先勇看取西方时采取何种姿态和立场，产生深远影响”[6]。因此，在香港生活的这三年，白先勇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重新走入“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使他更有勇气和信心面对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过了十多年以后（1964年），白先勇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艺术硕士学位时创作了一篇与香港有关的小说《香港——一九六〇》。该小说描写了一个师长夫人从中国大陆来到殖民地香港艰难的生存处境以及自甘堕落的生存悲剧。虽然这个悲剧不是发生在海外，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同样给白先勇反思中华文化提供了素材，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使不少中国人原来已形成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尊严受到强烈打击，不少人因此失魂落魄并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可见，这个时期的白先勇处于新的人生阶段，把留学期间所获取的全新体验聚焦在没有精神魂魄的（海外）中国人身上，从而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行动打下了基石。又过了十多年（1979年），白先勇赶赴香港担任首届“中文文学周”之“中文文学奖”小说组的评审人员，并且惊喜地获知小说《游园惊梦》和《谪仙记》被香港大学“海豹剧团”搬上舞台并引起轰动。这启发了他其后将《游园惊梦》改编成舞台剧并在台湾上演的想法。自此以后香港对以各种艺术形式改编白先勇小说的兴趣越发浓厚，上演了包括舞台剧《玉卿嫂》《游园惊梦》以及《孽子》等在内的多部艺术剧。他晚年所制作最为重要的文化节目—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最初想法也是来自一次在香港的演讲。期间大、中学生所表现出对昆曲的热爱使他产生了将“年轻人”与“昆曲”结合起来的想法。为了回馈启发他产生这种想法的香港，他两次安排《牡丹亭》赴港演出，并且决定“牡丹亭文化基金会”永久落户于香港。此外，香港不间断地邀请白先勇来参加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各类评奖和学术活动，并愿意听取白先勇的意见。为了向世界宣传这位杰出华人，香港主动为他拍摄专题片以及首次集中成规模地出版他的著作。在此期间，香港岭南大学以授予白先勇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方式来对他的文学成就予以肯定和致敬。而白先勇也没有辜负香港对他所付出的这份感情，积极开展或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希望能为香港文学未来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香港能使白先勇产生更进一步好感的原因是他的大姐曾经长期住在香港，而他的小说《玉卿嫂》也是以大姐身边的一个保姆作为原型。由此可见，香港是白先勇及其创作一路成长的见证者。
事实上，香港文学与白先勇能够形成一个相互吸引的气场是有它内在原因的。一方面，由于英国政府实施统治意图的复杂性以及地理位置相较于大陆的边缘性，香港文学一直以来杂糅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的要素。无论在经济、政治亦或是精神文化层面，香港文学都无法摆脱一百多年来中英双方文化共同作用下的影响。也就是说，香港文学的文化身分是在中英双重视角下建构起来的。尤其是霍米·巴巴的“杂交性”理论，为带有“混杂”文化身分的香港文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香港文学期待能形成一个既包容又超越于中国和英国话语力量支配下的“第三空间”，以便能有效抵抗这两种文化所形成的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使香港文学永远保持一种不受某一话语力量支配的开放多元状态。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使得香港文学相较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华文文学更具有全球化的胸襟和眼光。这也为白先勇从事各种创作和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同样，在香港生活的这三年是白先勇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到了香港以后，西化的氛围使他有机会置身在西方教育环境当中，这为他以后建立看待西方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奠定了基础。有意思的是，唯一一篇涉及香港话题的小说《香港——一九六〇》是“白先勇笔下第一次出现的一篇意识流色彩占绝对比重的小说，而且在题材上，他也开始初露他在《台北人》中以民国时期上流社会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情感为题材的端倪”[7]。可想而知，在香港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以及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关注使他在 1960 年代写出了这篇佳作，而且也为他日后重新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中合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打下根基。由此可见，白先勇的创作与香港有类似之处，即：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于一身。他愿意关注和支持香港文学的发展除了香港对他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造成重大影响外，香港文学的多样性使他产生了共鸣。作为体现香港文学特色的《香港文学》，从创刊以来就把“香港文学”放在世界华文文学场域进行定位和考察。《〈香港文学〉创刊词》对“香港文学”中的“香港”做了如下定位：“它是货物转运站，也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桥梁”[8]。因此，它愿意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作品刊载其中，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本地创作。白先勇作为著名的华人作家，《香港文学》自然不会忽视他的文学成就，而且还请他成为该刊顾问，以便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由此可见，白先勇在香港文学的地位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文学和白先勇的创作特色是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于一身，所以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何处才是他们的“根”？香港学者洛枫曾对香港文化形态做出如下阐释：“既不属于中国本土又不属于英国传统的产物。事实上，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历史里，透过兼收并的包容性，香港已发展出一套属于她个人的、唯一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内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亦有西方外来的冲击和养分，结合而成国际性大都会的文化模式。”[9]可想而知，已经混杂了多种文化元素的香港文学要找回自己的“根”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目前学者对“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解释莫衷一是，无法找寻属于它的本质含义，属于一种“无家”状态的表现。这已然成为香港文学的常态。既然无法对此提出确切含义，大陆学者刘俊便对此提出新的见解以把握“香港文学”的鲜明特征：与其将它“视为是一个静止的、固定的、自足的地理名词”[10]，还不如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更具包容性和抽象性的名词”[11]。于是，“香港文学”就从平时我们所界定的“地区文学”转化为“特征文学”。也就是说，所有与香港相关，且涉及到对“香港”理解和认识的作品都可以视为“香港文学”，从而超越了地区限制而把所有与“香港”有关的各地区作品都容纳进来。同样的，以“香港文学”命名的《香港文学》秉承着香港文学当下发展的开放多元特征，所发表的作品也是超越“香港”地区而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这也使《香港文学》不再仅仅属于香港地区的文学杂志，还成为发表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平台。由此可见，要想在《香港文学》上去寻找香港文学的确切含义也是很困难的。刊物以自己的办刊理念诠释了香港文学的重要属性，如同刘俊所归纳的香港文学是“在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12]。事实上，它确实成为了正宗“香港文学”的代表。对于“香港文学”无法找到自己的“根”以及《香港文学》也不再仅仅是一本属于香港的文学杂志的复杂性，白先勇同样面临着类似的情形。他曾在接受《幼狮文艺》的访谈中表示：他自己所日思夜想的“家”不是具体指涉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13]。因此，他认为家不在“桂林”或者“台北”，而是将其浓缩成一份对曾经历过的一切的怀念之情。这是由他的身世所决定的。虽然他出生于抗战时期的桂林，但因逃避战乱从小就开始随着家人辗转多个地方（如重庆、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国共内战结束后南下香港，后又迁徙到台湾生活，最后又选择去美国留学并永久定居在美国。当毕业后在美国教中国文学（化）时，白先勇才深深发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极大魅力与自己身上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使得他不再把感情单独放在一处（小“家”），而是将其扩大到整个中国（大“家”），并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个大“家”。久而久之，当回过头来思考他的“根”之所在时，他自然而然就会把所唤醒的记忆融合成一个整体，并将这个整体放在世界文化这个维度上进行反思，从而在日常的创作和批评中“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14]。从“寻根”这一点上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香港文学》与白先勇是有相似之处的。《香港文学》中的“根”本应该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学，但实际上它不仅仅与“香港”这一地方有关，而且还跨越地域将自我定位扩展至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平台，而世界华文文学也通过这个刊物向“香港文学”聚集。同样，白先勇心目中的“根”也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具体故乡，而是超越这个概念并将其“虚化”且延伸至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同时，他在把这种传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这个范围内进行考察时，也用世界文化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具有这样的相似性，所以《香港文学》欢迎白先勇来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而白先勇也愿意把香港当成自己其中的一个“家”，在里面参与并开展各类文学活动。总之，这个相互吸引的气场使二者建立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持久关系。
香港殖民时期
二、白先勇与《香港》文学
白先勇曾在香港生活三年（1949—1952），既是他从离开大陆往后去台湾的过渡时期，也成为了他人生新的转折点。他虽然对香港的印象较深，但由于没有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所以至今也仅发表过一篇关于香港的作品。20 世纪 80 年代他曾在香港接受访谈时表示：“香港的生活很复杂，要多了解才成……我想，写香港由‘老香港’来写会好一点。”[15]即便如此，这既不妨碍他支持香港文学的发展，也不影响香港文学对他的首肯。
从 1985 年创刊以来,《香港文学》就经常关注和讨论白先勇的创作以及所参加的各类文学活动，具体涵盖如下：他本人的创作和文学评论、别人以他为对象的创作和评论，以及他所参与的各类文学活动等。为了更好地将它们呈现出来，我把以上所涵盖的内容以刘以鬯主编和陶然主编两个时期进行分类，且将创作归为第一类、评论与访谈归为第二类、参与的文学活动归为第三类，具体详见下表：
从以上表格可见，在刘以鬯主编时期，发表关于白先勇的文章多集中在80年代，90年代反而较少。在所发表的文章和参与的文学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重点发表由小说《游园惊梦》在大陆首次改编而成舞台剧所演出的内容，共有5篇，这主要因为此次话剧演出是白先勇在离开大陆故土将近四十年以后的重大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引发白先勇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话剧的关键原因是1979年香港大学“海豹剧团”把这部作品改编成了粤语版舞台剧，所以这场话剧到了香港演出，自然而然会引起港人的高度关注，《香港文学》也必会对此进行评论。在所刊载的两篇访谈里，主要是访问白先勇对文学的看法，其中有一篇是在香港接受的访谈，可以看出刊物对白先勇创作地位的重视以及希望他能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给予一些必要的指导。此外，《孽子》的香港华汉版后记也被刊载在刊物上。由此可见，刘以鬯所关注的白先勇更为集中在他与香港文学之间的联系。而到了陶然主编时期，由于刊物的约稿理念是：“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所以它不仅关注白先勇与香港文学的现实联系（这主要体现为他在香港所参加的文学活动），而且将他放回当下世界华文文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包括刊载他本人和以他为对象的创作，关注他所出席的各类活动（如：巴黎“中国文学在法国”研讨会以及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以及刊登对他的创作和人生经历进行评论的各类文章和研讨会选辑等。其中，涉及篇幅最多的就是对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关注，分别于2005年和2012年组织专辑并邀请多位专家和学者发表观后感或者做学术层面上的探讨。由此可见，《香港文学》33年来从不同方面持续关注着白先勇的文学动态。同时，白先勇也在刊物上开展着各种文学活动，给这个自由开放的平台一如既往的支持。二者的良性互动推动着香港文学向前发展。无论是白先勇之于《香港文学》还是《香港文学》之于白先勇，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昆曲《游园惊梦》
三、共同的信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白先勇在写《台北人》的过程中，就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对于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对待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断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白先勇觉得不可思议且极其惋惜。自此以后，他希望通过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活动能早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2017年，当白先勇踏入人生第八十个春秋时，他更坦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其实，这种对“文艺复兴”理想的执著与坚守与白先勇的回族文化性格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先勇虽然曾坦言自己信仰佛教而不信仰回教，但还是相信家族基因遗传的。他在《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里就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好的坏的，不知负载了多少我们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基因。据我观察，我们家族，不论男女，都隐伏着一脉桀骜不驯、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揖让进退、循规蹈矩的中原汉族，总有点格格不入，大概我们的始祖伯笃鲁丁公的确遗传给我们不少西域游牧民族的强悍基因吧。”[16]
回顾此前他所从事的该类文学活动，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前期多关注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话题，包括在各地演讲或者接受访问时重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强调“光学习西方文化是不够的”。1988年他在加拿大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示，虽然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纯文化”，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比如唐诗宋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就不可能很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吸收了也无法融会贯通”[17]。当然，这种想法产生于他在美国教书时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他的“中国”文化立场的显现。事实上，他唯一一篇书写香港的小说《香港——一九六0》表面上写的是香港，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衰微的情形隐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借余丽卿对“无法回到过去的中国”所流露出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来隐喻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文化断根”的困境中。这篇小说恰好写在白先勇出国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期间，所以是有它独特的意义和价值的。此外，他知道要想实现文化复兴，就得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否则就会出现断层的局面。因此，只要有演讲或者授课的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向青年学子们重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为了使这一理想顺利实现，他用实际行动来召唤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其中，于是就有了1982年舞台剧《游园惊梦》和2004年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尤其是后者的上演，使青年学子真正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精髓，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果说前期还属于零散的反思阶段的话，那么后期则是把这些反思付诸实践，希望能以实际行动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付出自己的一份心血。可以这么说，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所获得的多方认可中就表明这种反思和付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所期盼的文化复兴。
无论是《游园惊梦》舞台剧版还是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最初的构思均萌芽于香港。在《游园惊梦》舞台剧上演后，香港还多次上演由白先勇小说改编而成的戏剧（包括《玉卿嫂》和《孽子》），均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捧。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同样在香港极受欢迎，白先勇还因此与香港大学结下了学术姻缘，成为香港大学昆曲研究发展中心的名誉主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使得昆曲在21世纪重新绽放出亮丽的光彩。两部戏剧的上演成为了香港文学两大“盛事”，作为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香港文学》自然也不会错过对此的关注。从前文所列举的表格里可以发现，《香港文学》33 年来关注最多的就是舞台剧版《游园惊梦》（刘以鬯主编时期）和昆曲青春版《牡丹亭》（陶然主编时期）的上演。《香港文学》通过提供平台给参与其中的当事人和已观赏过的学者发表切身感受和学术评论，从而立体多层次地展示这两部戏剧的独特魅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文学》是大力支持白先勇的文化复兴信念的。陶然曾在2005年9月号的《卷首漫笔》里对白先勇的这一信念寄寓了厚望：“牡丹还魂，会不会是文艺复兴的开始？也许，路途尚遥远，毕竟，这是极度喧哗的年代，也是灵魂寂寞的年代；但只要跨出第一步，便会有希望。”[18]看到刊物大力支持自己的文化复兴行动，白先勇也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向香港地区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区传递这一信念，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子）行动起来，共同为传承和早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往更深一层思考，从《香港文学》的办刊立场出发，它能做到33年来始终如一地支持白先勇的文化复兴信念到底原因何在？实际上，《香港文学》已经意识到白先勇所期盼的文化复兴对香港文学当下所面临的转型是有启发性意义的。我们知道，香港文学很早就流露出“本土”意识，而在回归过渡期[19]“本土”一词却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香港学者蔡益怀曾针对当前“本土”一词所具有的属性指出：“本土没有错，但是在香港现时社会语境下的‘本土’，已经带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变成了一种分歧对立的姿态，跟国族对立起来的，是排他的。香港曾有人在一个研讨会上提出要拒绝中国文学的收编，他们不是把香港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已经带上意识形态的对立色彩，存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姿态。现在，‘本土’似乎变成了一种政治论述，在这样的语境下谈论本土，很容易堕入他们的话语逻辑里面去。”[20]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隔阂已在香港文学和大陆文学之间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使香港文学并未能在回归过渡期结束后（或者往后推进到21世纪）有效找到新的转型方向。香港文学到目前为止依旧不同程度地在探讨如何能从“混杂性”的文化氛围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主体性”。我们知道，香港文学的创作以先锋尤其是后现代特色为主，在“西化”方面确实走在中国文学的前面。可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西化”而忽视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那么香港文学创作就会只停留在对形式层面的探索，而不会过多关注作品所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久而久之，香港文学便会离创造出伟大厚重作品的目标越来越远。对此，白先勇中国化的小说美学实践实际上对香港文学未来的走向是有启发性意义的，这包括：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抽象与具体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21]。同时，如果不能客观看待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那么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也会面临自我解构的尴尬。实际上，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香港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是需要依托中国母体才能更好地凸显出来，即：它应该是以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地区文学（大陆文学、台湾文学）作为参照的语境来谈主体性、独特性和丰富性。其他地区文学无法代表香港文学，香港文学亦然，但它们都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人骨子里还是蕴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结，尤其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很深。刘俊曾针对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做过如下分析：“香港文学之所以会具有‘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从根本上讲是由香港文学是中国‘特区’文学这一特质决定的——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区域’文学，香港文学既在中国文学之中又区别于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地区文学（大陆文学、台湾文学），这样的一种特殊性就使得其‘中间性’、‘在其间’和‘兼间状态’，说到底其实是香港文学中的香港特质和中国属性交织重叠的结果。”[22]因此，香港文学要想发出主体性的声音，就得先搁置意识形态对抗的问题，重新把目光聚焦到审视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而白先勇在香港实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正寄寓着他对香港文学的浓厚希望，刚好为香港文学解决这一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他在 2000 年出席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文学沙龙里就明确提出香港在 21 世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征途里是能起到带头作用[23]。同样，《香港文学》也在用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白先勇的期盼，希望借此机会重新审视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香港文学能找到新的转型方向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由此可见，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信念上，白先勇与《香港文学》之间确实达成了共识并且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香港文化符号
结 语
白先勇在香港生活的这三年，不仅接受了良好的国文教育，而且也接触了西化的教育氛围，为他以后形成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给予了相当大的启发。往后，白先勇在文学创作上与香港再续前缘，而且还通过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大力支持香港文学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与香港结下的这半个多世纪的缘分使白先勇深深觉得香港已成为他其中的一个“家”。《香港文学》作为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办刊33年来一如既往地为白先勇开展各种文学活动提供平台。白先勇也对它予以持续的关注并支持它的发展。事实上，白先勇和香港文学能形成相互吸引的气场是有它内在的原因。一方面，白先勇的创作特色和香港文学都是“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另一方面，在面对“何处才是他们的‘根’”这一问题上，他们也是有着相似性，也就是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白先勇实践复兴传统文化这一行为恰好给当下香港文学所面临的困境打开了新的契机。《香港文学》致力于推动香港文学的发展，尤其在陶然主编时期，为香港作家和学者发表作品和评论文章提供了大量篇幅。既然白先勇致力于此并大力支持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文学》也确实希望能用实际行动践行白先勇的这一信念，并借此机会重新审视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为香港文学在新世纪如何转型提供一些思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项目编号：12& Z D 164）阶段性成果。
香港手绘
★ 注 释 ★
[1].据《桂林白氏族谱》记载：“白氏是元朝时来自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答失蛮人），有族谱记载的始祖伯笃鲁丁，是江南应天府上元县进士，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元世祖至元三年，伯笃鲁丁以广西道肃政廉访副使职莅任桂林，致仕后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夏家凹。伯笃鲁丁的孙子永龄（官名伯龄）于洪武十三年再次至桂林任职，镇守两江道，其兄永清、弟永秀随之入桂，并由此落籍桂林。相传明代时由于明太祖禁止民众用外国姓，于是伯笃鲁丁一系乃改伯为白，是为白氏之起源。”（参阅《桂林白氏族谱》（内部资料），转引自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页）此外，白先勇在《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里也提到自己的回族身分，他说：“按照我们族谱记载，原来我们这一族的始祖是伯笃鲁丁公，光看这个姓名就知道我们的祖先不是汉人了。伯笃鲁丁公是元朝的进士，在南京做官。元朝的统治者歧视汉人，朝廷上任用了不少外国人，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从中亚细亚迁来的回族，到了伯笃鲁丁公已在中国好几代了，落籍在江南江宁府。”（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57页）
[2]. 据大陆学者刘俊在《情与美：白先勇传》里记载：“白先勇随家人在广州住了不到半年，在培正小学刚读了两个月，又不得不于 1949 年 9、10 月间，与母亲马佩璋及家人一起再次乘船‘逃难’，这次是南下香港—全家人在战乱中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年，第 13 页）
[3]. 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拟讨论《香港文学》的时间范围定在1985年1月——2016年4月
[4].本评价来自大陆学者袁勇麟在庆祝《香港文学》创刊30周年举行的“从《香港文学》看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刊登于《香港文学》2015 年6月号
[5].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年，第214页
[6].同上，第14页
[7].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
[8].刘以鬯：《〈香港文学〉创刊词》，《香港文学》1985年1月号
[9].洛枫：《世纪末城市》，载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10].刘俊：《香港文学：从“地区”文学到“特征”文学》，《香港文学》2006 年 1 月号
[11].同上
[12].刘俊：《〈香港文学〉与“香港文学”——以2002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香港文学》2005 年 11 月号
[13].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14].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第31页
[15].关艳霞、马汉瑜：《访白先勇》，《香港文学》1985年10月号
[16].白先勇：《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58页
[17]. 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第172页
[18].陶然：《尘世喧嚣，灵魂寂寞》，《香港文学》2005 年9月号
[19].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于1985年5月27日正式换文生效，香港便开始进入为期十二年的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刘登翰：《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01 页）
[20].该文是2015年12月蔡益怀在广州举行的“穗港文学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详见蔡益怀《在地抒情》，《香港文学》2016 年 4 月号
[21].南翔：《千江有水千江月—论白先勇小说的美学特征》，《文学世纪》（香港）2004年6月号
[22].刘俊：《香港小说：中国“特区”文学中的小说形态—以〈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小说卷〉为论述对象》，《香港文学》2012 年 5 月号。
[23].2000年 1 月 20 日，白先勇出席由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主办的文化沙龙时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后来被《明报月刊》整理成文，以《眉眼盈盈处—二十一世纪上海、香港、台北承担融合中西文化的重要任务》之名发表。在讲话中，白先勇以上海博物馆为例，认为“我们的古文化经过现代的包装，是不是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美？—上海博物馆给我这种感受”；而香港有大量的英语人才，台湾传统文化保留较好同时又向“外”开放，在白先勇看来，上海、香港、台北这三个城市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应该能起到重要的带头作用。因为它们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有国际性的文化视野，两相结合，正好可以既“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又可以“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该处解释引自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年，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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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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