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蒲彦光：文学与世变——略论数位时代之叙事变迁

文学与世变

――略论数位时代之叙事变迁

蒲彦光:《文学与世变――略论数位时代之叙事变迁》，《通识教育学报》，第四期

摘要:随着科技进步，媒体发展亦随之日新月异，文学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数位媒体的威胁与影响，在叙事的形式及内容等不同层面，皆可以看出巨大变化。就表意形式、内容层面来看，当代数位媒体的多题材性、沉浸性、去中心化、游戏化等等特质，皆与传统叙事之习惯、或审美趣味上有所差异。此外，数位时代除了在叙事「文本」产生差异，于「作者」及「预想读者」之层面，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数位媒体发展下，使得话语权不再轻易由政府或学者专家所专擅，互动传播上的社群化与匿名化，使得普罗大众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叙事空间，建构出想象共同体，然而也有流于庸俗与市场化的现象。

关键词：数位时代，叙事学，社群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along with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swift recently. Writing,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digital media, is observed to bear huge differences in formats and in contents. Qualities of current digital media, such as multi-topic, immers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gamification, are all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narratology. Moreover, it also provides new possibilities on ‘authors’ and ‘expected readers.’ Und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edia, the ‘right to speak’ is no longer easily possessed by government or experts. Communitarianism and anonymization from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ake the general public own the narrative space which they never had. Imagined communities are thus constructed. However it can also lead to vulgar and marketization

Keywords：Digital Age, narratology, community

一、前言

随着科技进步，媒体发展亦随之日新月异，文学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数位媒体的威胁与影响，在叙事的形式及内容等不同层面，皆可以看出巨大的变化[1]。就表意形式而言，当代数位媒体在叙事上的改变，例如图像性、非线性、实时性等等表现，实与传统媒体的线性叙述不同。而就内容层面来看，当代数位媒体的多题材性、沉浸性、去中心化、游戏化等等特质，也与传统叙事之习惯、或审美趣味上有所差异。

数位媒体除了在叙事「文本」产生差异，于「作者」及「预想读者」之层面，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由数位媒体的发展，使得话语权不再轻易由政府或学者专家所专擅，互动传播上的社群化与匿名化，使得普罗大众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叙事空间，建构出想象的共同体，此外也有流于庸俗与市场化的现象。

二、叙事变迁与环境变迁

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叙事学(narratology)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及俄国形式主义的先驱的支持下，主要在法国发展起来的叙事理论，1966年法国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提出故事(被叙述的内容)和言说(叙述)二个概念，1969年在〈十日谈语法〉中首度提出「叙事学」一词。另一位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则在1969年《叙事话语》中根据托多洛夫的说法，将「言说／叙述」细分为叙述话语(discourse)、叙述行为(narration)[2]。

当然远在现代理论之前，无论西方或我国历史中都有对于叙事的相关讨论， 例如柏拉图有剧场演员的「摹仿叙述(mimesis)」与歌队的「单纯叙述(diegesis)」[3]，就是一种叙事学的分析。

又如《孟子》中提及：「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4也提及从王官「采诗」之歌谣，到散文「以一字为褒贬」的传承关系，分辨「事」(内容)与「文」(叙述)的不同层次。

当代叙事学与文学批评及社会变迁有密切的关联性，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叙事学一直从许多其他领域借用术语。在传统经典叙事艺术中，由富有穿透力的情节构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线性发展的封闭性结构，这种结构不允许来自外部的干扰。但人们日益意识到过于强调对作品内在的研究，已成为它继续发展的桎梏，于是叙事理论的研究开始也关注对文本与其外在关联的研究，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背景下出现的叙事学研究，即所谓「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post-classical narratologies)。它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出现了各种叙事学研究的变体，诸如电影叙事学(film narratology)、音乐叙事学(musical narratology)、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社会叙事学(socionarratology)、电子(网络)叙事学(cyberag narratology)等[5]。

后叙事理论顺应着读者反应批评、文化研究等新兴学派，关注读者和语境。如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1944-)将作品本身转到了读者的阐释过程，率先提出「四维度读者观」：(1)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2)作者的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3)叙述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4)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言辞.[6]经典叙事学是叙事语法和叙事诗学，讨论的是规约性的、叙事语法等共同性的东西；而后经典叙事学是叙事批评，自然要结合具体文本，必然涉及到读者反应和语境，二者是并存的关系[7]。

三、从数位移民到数位原生代

「数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数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这两个用语是从美国作家兼教育学者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在2001发表的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8]这篇文章而来；Dr. Marc Prensky在观察了数位时代的学生后，认为在上世纪末以后出生，生活中伴随着电玩、网络、电视中长大的人(Digital Natives)，其思考方式及工具使用方式，都和老人家们(DigitalImmigrants)截然不同，最明显的不同点是信息沟通方式，Digital Natives拿起手机不见得是打电话，可能是听音乐、看影片或发简讯；但Digital Immigrants大多数是只用打电话一项功能，他们把手机视为传统电话无线化来使用，买了新工具但却是老用法。有些人可能因工作关系而被同化了，但他们可能仍然是用旧工具的思维在使用新工具，比较难去创新使用。

学术界多半把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国民，称作是「网络世代」、「N世代」或「数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这些人是一出生就活在计算机、网际网络世界的一代，这些住民在数位国度里成长，对于数位科技不会赞叹，从不犹疑如何使用， 也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用的物品属于数位，他们流利的使用数位语言。这一世代的人没有一天不与计算机、网站、手机以及其他新奇的数位用品或玩具，密切的共生共存。从小在键盘上打字，字对数位原生代来说，是打出来的，不是用写的。

数位原生代有着跟1980年代以前（也称为数位移民）不一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生长在一个充满科技的世代，他们习惯同时处理许多事情（所以数位移民们都认为这些学生较不专注）；他们偏好主动探索，很少听收音机、不看报纸，但是爱看电视、更爱网络；他们不玩单机版的游戏，99%有手机，常用简讯，喜欢触控荧幕、储存大量音乐，喜欢图像式的说明；他们的特色是实时性、个别性、互动性、虚拟性、参与性、多元性、控制性。

数位原生代喜欢掌控自己的东西，喜欢个别化的事物，希望所有都是实时的，也是互动的；他们可以生活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而且喜欢参与所有事务，但都参与不久，喜欢集体行动或共同参与，但也喜欢展现自我；他们喜欢自订步调、有弹性，特别喜欢视觉跟影音，也喜欢探索、更喜欢立即反馈。而他们不喜欢独自作业、默默承受，及受他人主导；不喜欢制式、没有变化；不喜欢统一规范、一视同仁；不喜欢文字及静态听讲和延迟反馈。[9]

另根据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2016年6-7月以全台湾家中年满12足岁成员为调查对象，进行网络使用情形的调查[10]；其调查结果发现，过去半年来， 全国12-29岁的民众使用网络已达到100%，相对于30-34岁使用网络人口数只达64.5%、35-39岁只达51.8%，40-45岁约为44.9%、45-59岁约在21.8%-25.6%之间，60岁以上则仅占12.5%，结果显示「网络」已经成为年轻世代的主要使用工具， 与30岁以后的世代有显著差异。

而根据政治大学教育学系余民宁教授2013年的研究11发现，国小学生平均一周使用计算机及网络约3、4天，中学生（含国中生和高中职生）约为5、6天，大学生甚至天天挂在计算机及网络上；而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国小学生平均一天使用电脑及网络约为2小时，中学生约为2.5小时，而大学生约为4小时；到了周末及假日，国小学生平均一天使用电脑及网络约为4小时，中学生约为5小时，而大学生约8小时，整体而言，计算机及网络的使用时间大约是倍增的。由此可见，全国学生使用计算机及网络的频率，系随着年龄层提高而增加，且于周休二日的假期期间，使用量是平时的两倍。

至于网络活动的内容方面，年龄层愈小的学生，愈把时间花在网络的「娱乐功能」活动（例如：玩在线游戏），较少从事高层次「知识分享与学习功能」活动上；而年龄层愈大的学生，则愈把时间花在网络的「浏览、搜寻与通讯功能」活动，但较少从事「知识分享与娱乐功能」活动。但是，无论年龄大小，全国学生都喜爱且经常从事「社群网站」活动，其中，使用Facebook和实时通讯（例如：Skype）为最大宗工具和管道。

四、数位时代的叙事模式举隅

(一) 以视觉表意取代言辞表意

随着通讯科技的进步，在信息传递上，视觉性的图画照片或是动态影像，毕竟比起纯文字讯息来得亲切与易读。就叙事性上，视觉影像有文字言辞所不及之处；就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影音与图像对于商品的营销，自然比起文字描绘要更胜一筹。可以说，人类社会这一百年来的叙事特征，就是从文字符号转向为图像或影音之表意。

显著的案例，比如最近外电报导[12]，Facebook(FB-US)高层Nicola Mend- elsohn 于今年六月中旬公开表示，她认为未来五年之内社群网络可能「全部都是影音」。Nicola Mendelsohn表示Facebook平台上影音内容成长速度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快，且他们近期推出的在线影音直播功能受欢迎程度也超出预期。比起预录好的影片，影音直播收到十倍以上留言评论。「大家热爱这些幕后内容，参与率高出很多。」

Nicola Mendelsohn指目前FB用户每日总计观赏1亿小时在线影音，一年以来影音每日点阅数也从10亿次增加到80亿次，但文字内容的点阅次数却一年比一年下滑。「有太多信息朝我们而来，影片实际上是向全世界说故事的最好方式。它用更短的时间传达更多信息， 帮助我们快速吸收信息。」

至于台湾网络新世代正流行所谓「有图有真相」，与传统古典小说「有诗为证」的作法刚好相反。在这种趋势下，台湾的苹果日报推出了所谓「动新闻」， 以动画或影像方式再制新闻。东森电视的经营策略正好是一个具体的例子[13]，张忆芬于2014年底接任东森电视总经理后，先将东森集团旗下90几个粉丝专页合并成「东森新闻、东森财经、噪咖与关键时刻」4个，去年下半年再砸750万脸书营销费用，为4个粉丝团增加300万粉丝，其中规模最大的「东森新闻」粉丝团，粉丝数高达219万，比桃园市的人口还多。

有了巨量粉丝群后，接着就要满足他们、给他们想看的东西，并让粉丝愿意把粉丝团内容扩散出去。根据INSIDE专访14，张忆芬15有一支专门编辑影音的团队，每天剪50支短影片：这些影片大多来自网络上或自家素材，经过重新剪辑、押上字卡后，时间控制在两分钟内，内容可能是小猫小狗搞笑、天兵爸爸怎么带小孩、女生最嫌弃男友的十个习惯 ，总之轻薄短小、轻松有趣，适合读者边走边看。

为什么是影片？因为彼时脸书算法「喜欢」影音内容，因此制作团队只要把影片全部上传到「东森新闻粉丝团」，等算法将其送到可能感兴趣的读者面前，一天就能创造2000多万个观看次数──快和台湾人口一样多。后来，脸书又开始推广「直播」，张忆芬团队便立刻跟上。INSIDE报导指出，无论是行车记录器掉进水沟，或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直击，还是从表演吃「巷弄美食」到瑜伽教室恶性倒闭的现场，只要题材「足以引发网友围观」，记者手机拿出来、马上拍摄为影像讯息上传。

拒绝再用传统媒体的广告商业模式赚钱，改靠高流量粉丝团所带来的脸书广告获利，张忆芬紧紧拥抱脸书，脸书说什么，就做什么，甚至于读者流量曾经一度导「太多」到自家网站时，张忆芬还提醒应该要「修正回来」，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取代脸书」。张忆芬成立的「新媒体兵团」叫做「噪咖」，除了经营粉丝团和剪影片外，噪咖也和台湾当红的网络、Youtube素人明星合作，一起为广告主制作原创影音来营销。「噪咖」就是东森电视的「印钞机」，张忆芬受访时表示，东森电视2016年的整体在线营收，预估可达1.3亿，预计明年、最晚30个月内，可以损益两平[16]。

(二) 强调实时性与易于吸收

因为手机在摄影及视讯功能上的便利性，人们很快就能发出一个我们正在何处进行何种活动的讯息，并向其所属社群提出邀请、或发表相关意见及宣言，因此，就一般传播媒体（如电视新闻、报纸、月刊等）、或社群平台（如FB）来看，其中大部份的信息都表现出一种实时性的报导内容。

这样的叙事内容与传统作法自然有别，在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时代，书写者会先说明一个历史发展的轮廓，再把当前的事件放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中来审视、来评断。但影像媒介并不具备这种时间感的表述能力，而在于空间的丰富性与事件（新闻）的变异性。另一方面，过去的文字书写及印刷出版，比起现代的数位影音产制能力，在能力要求及门槛上相对较高，因此现代人在讯息产量上也是一个爆增的年代，在讯息爆炸的年代中，人们更加把焦点转向于当前的生活感受， 而放弃太宏大的叙事脉络。

惯于使用手机通讯软件的人，对于通讯的急迫性也与过去时代有别，过去的书信往返，提出一个问讯得到回音可能是三日、五日，甚或更久。电话传真机通行后，可能就是半天，但数位原生代则不同，现在的手机通讯软件，如MSN、LINE、WECHAT通行后，他们对于回覆的迫切要求可能是以小时计的。对于人际关系亦然，以所谓「已读不回」来反映自己讯息被漠视的心态。

这种对于（公众或私人）讯息的焦虑感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网络上出现了各种议题的「懒人包」，提供给网民简单的整理。在台湾近期流行的懒人包公众议题，例如讨论劳工权益的「一例一休」、英国公投脱欧、菲律宾诉请国际法院的南海仲裁案等等，但是懒人包是否正确、如何排除了「不必要」的信息、而留下「有意义」、「有脉络」的内容，则网民未必有意愿及兴趣深究之。另一个例子如「谷阿莫现象」，则是台湾有个网络写手「谷阿莫」，以紧密的影音剪辑手法，教导观众如何于「5分钟看完电影《2013超人：钢铁英雄+2016 蝙蝠侠对超人》」、「5分钟看完2012电影《寒战1 Cold War1》」、「5分钟看完2016电影《换脑行动 Criminal》」等，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懒人包，以满足想看又没空看电影的民众，可以用最简短的时间消化他的整理。当然，这与美国TED17 的设计逻辑是相关的，TED每个教育议题都要求浓缩在18分钟内讲完。这些掌握人们大数据的资料巨头，例如Google、Facebook、Amazon等等集团，形成了新型态的信息垄断，讯息供应者将人们放在巨量而缺乏脉络的信息下、放在超量的人际互动中，因为讯息早已超乎个人所能负担处理的数量，因此人们会本能倾向选择、并仰赖「自己方便易懂好接受」的世界观，例如直觉诠释或标签化，于是「大脑补时代」来临[18]。

因此泡面式的实时讯息充斥了各种在线平台与电视，人们习惯在紧凑且庞杂的讯息堆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能够真正掌握所有的讯息、也无法确保讯息的有效性。此外，为了表意的方便，也为了广告营销的效果，实时性的讯息传递上更流行「标签式的语汇」。例如「贱人就是矫情」、「宝宝有委屈，可是宝宝不说」、「只能给87分，不能更高了」、「工具人」、「河蟹」、「三宝」、「ㄈㄈ尺(Cross Cultural Romance)」等等。尽可能把复杂暧昧的社会现实、或心理感受，贴上简化鲜明的标签，以博取身份认同。

语言本是为了弥补知觉与思想的某种不足所形成的一种人为器具（artifacts）。一般理论指出，「言辞」语言较有利于叙事，而「视觉」语言则较有利于挑起感情。[19]也就是说，视觉符号较善于表达某种「当下」（here andnow，在此指「时间」与「空间」的当下，亦即大约在「短期记忆」的时间内感官知觉所感知到的内容、与形成的意义）的情感或意义，言辞符号则较易于「非当下」、「复杂」与「多向」等类型之意义呈现。言辞符号发生、发明的原因， 某方面便是被设计成一种补足知觉而对「非当下」意义的记载与思索，如对「时间」的表达、对「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甚至到如「正义、民主」等概念皆是。过份强调实时性，自然也容易产生出一种浅碟式的社会与文化。

(三) 社群互动与虚拟乡民

当讯息多到现代人无法完全处理与掌握，且当所有讯息又聚焦于短暂瞬间， 观众可能会觉得疲于应对，在这么庞杂的讯息中，人们所能给予正面肯定支持的回应，就显得格外珍贵。网络讯息的产制者，所遭遇到的观众或读者，不再像以往就是些身边的亲友熟人，现代的通讯方式，阅读我们发文讯息的人可能是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慢慢的也造就以各式议题为中心，所形成的大众或小众社群，例如专门研究传播的社群、专门讨论某项运动的社群等等。

各式社群的成立，最初都建立在「赞友团」的基础上，所谓赞友，就是支持我们发文与按「赞」的网友，支持声浪大了，就蔚成一股势力，使发文者的意见更具有客观性或代表性。反之，如果赞友寥寥，则表示人际关系欠佳、或是意见并不中肯。发文如果涉及个人情感上的委屈，希望文章受到网友的安慰与支持， 就称为「讨拍」，同样是以网络上的虚拟社群(所谓「乡民」)为诉求对象，以期获得舆论的安慰。既有人受到委屈，就有蛮横之人或事，例如有人车祸肇事逃逸、或有人骗婚骗钱、有人虐待小动物之类的，透过网民发起搜索与谴责，则称为「肉搜」。这些都是社群化的叙事表征。

台湾近期有两个案例颇值一提，一是今年（2016）三月初，有位2岁女孩因为得到A型流感，经医生诊断告知即将不治，女孩的母亲（网名「宫原奈美」） 在她病危的床榻前，以FB录像歌唱女儿所喜欢的歌，算是向小女孩诀别，也希望向网友（观众群、赞友团）取得支持（她称之为「集气」），此举引发许多非赞友的批评与肉搜。

其二，则是同样发生于今年（2016）7月7日的台铁爆炸案，此案「令人意外」之处，首先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人还未到现场勘灾，却先行在个人脸书上发文表示遗憾；其次是东森新闻主播吴宇舒于第一时间被告知有爆炸案需要临时播报，吴却在个人脸书上书贴文表示「本来以为是个无风无雨的台风夜，没想到台铁车厢爆炸！加班！」而警政署长陈国恩也在9日于脸书上报告破案经过，违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至于肇事嫌犯林英昌呢？根据调查55岁的他罹患扁桃腺癌多年，「久病厌世」，离婚、居无定所、离家流浪6年，这样孤僻与自我放弃的一位嫌疑人，竟然也有三个脸书账号，在脸书上分享重金属乐团「闪灵」的一首有政治诉求的歌曲。

从这里，我们应该惊讶脸书竟然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或情感寄托，因为脸书所带来的社群化现象，会有效放大了个人的情感与意志。当然，这些社群也可能形成政治筹码、或是商业市场的有效资本。

社群互动既是自我意志情感的放大，对于外在讯息也就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与封闭性，这个现象造成了既有传媒与自我接收新知的危机。脸书算法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会根据搜集到的使用者资料，塑造出我们的「数位双胞胎」，也就是由大数据累积起来、活在算法当中的「数位你」，在你的意识之外替你筛选信息，让你「只看到你想看到的」，并形成「回音效应」[20]，引导你的行为、重塑你的人格，削弱你的自我想象。

传统新闻媒体多为「综合性媒体」，也就是「新闻的杂货店」，什么题材都有、什么都报，而过去碍于信息传递的单向限制，媒体报什么，读者就只能看什么。但脸书的算法能有效过滤、也能让读者主动追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内容，突然间，读者不必再被迫接受其他和自己无关的内容时，综合性媒体就面临内容不够深入、隔靴搔痒，对读者可有可无的灾难[21]。

例如，根据《新新闻》的报导[22]，包括今年（2016）五月时台湾《苹果日报》和《壹周刊》提出「优离」方案，接着，《苹果日报》从草创时期就外派来台的十位香港主管也同时下台一鞠躬，《壹周刊》社长裴伟递辞呈、民视总经理陈刚信则闪电离职   ，张忆芬离开东森，也只是其中一朵浪花。那么，综合性媒体能突围的新模式和恰当的新策略究竟在哪？

《Rocket Cafe》总编辑施典志的评论〈综合性媒体的冬天，与深度分众媒体的春天〉[23]则认为：「深度分众」才是机会。他举了一个很典型的「分众社群」经营案例，就是2015年9月爆红的「金萱体」字型，金萱体开发团队justfont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于募资平台上募破千万资金，而爆红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justfont长期经营字型爱好者社群。justfont发起人在数年前，就开始于脸书、部落格上推广字型设计，例如他们的脸书粉丝页「字恋」、脸书社团「字嗨」中，有数万个字型爱好者长期在社群中，讨论字型设计案例、字型产业脉动等话题。

因此justfont不但可以从中观察到「目标受众」（Targeting Audience, TA）的需求，据此设计一款爱好者想要的字型，还能观察到爱好者的热情，讲一个关于字型设计的好故事，以打动人心。此外，爱好者更是宣传力道强的「铁杆粉丝」，能将justfont的影响力扩散到一般大众间，这些都是深度分众社群才能办到的事，也是值得媒体参考、有别于传统广告收益的「新获利模式」。[24]

(四) 去中心化的私语

往往会遭受到更大的挑战。发生在2011年初的北非突尼西亚革命即为一例，此事件导致时任总统的班‧阿里政权倒台，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第一场因人民起义导致推翻现政权的革命。有人指出正是因为新媒体将当地情况传播至各地，有助于推翻政权，因此又称作「Twitter革命」或「WikiLeaks革命」。

由于行动通讯、社群媒体的发达，这些新媒体的互动性甚强，信息生产的成本与技术门槛大减，因此具有强大的社会与政治转型的潜能。英国传播学者Nick Couldry在2012年出版的新书《媒体、社会、世界》内容中，指出「政治走到了在线」(politics goes online)，他对于新媒体所促成的网络政治(networkedpolitics) 的讨论，很适切的可以运用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这个具有指标性战役的观察与评估中[26]。

首先，谁才是网络政治的行动者？不是政党领袖、名嘴、记者或党员，而是如柯文哲这样的「素人」或「庶民」，虽然没有太多政党奥援或政治资源，却有可能在网络的政治中浮现与出线。亦即，柯文哲坚持要超越蓝绿，如果没有网络平台的支撑，也许只能成为一个泡沫的口号。因此，网络不只打破了地理的疆界，也有能力打破政党的疆界。

然而，除了柯文哲、林飞帆、陈为廷这些网络世界中所创造出来的新型政治领袖之外，不要忽略，还有一群广大「潜在」的政治行动者──乡民们，他们在在线敲键盘生产信息、转发讯息、按赞、或仅只是潜水张望，用各种的在线沟通行动，进行政治的参与，而且更进一步的与线下的政治行动进行连结，包括：抗议、投票等。特别的是，在线公民们所事的政治活动常具有「反政治性」，反对既有政治的权力分配与角力方式。

这些在在线分散的公民，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可以针对特定的议题、或政治的紧急事件，在在线轻易的连结，形成一个公共的社群，发挥集体的力量。因此，所谓「乡民的力量」大大翻转了过去「宅男」或「腐女」疏懒的、画地自限、与被动的形象，成为具有自主性的公民身份[27]。

「当时局越不确定、时事信息越趋复杂矛盾，个人倾向选择的世界观就会越单纯；解释越包山包海，人们越渴望简洁有力的答案。」[28]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哲翰〈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观察到德国社会中「主流媒体失势」和「极端主义壮大」的现象。经济、移民等问题造成社会不安，使德国人近年越发质疑现行体制的政治规则和社会共识，并将这些质疑投射在对主流媒体的批判。有超过六成的德国民众认为主流媒体受体制操纵、只呈现片面事实，因而不再相信主流媒体，黄哲翰说，德国媒体已经丧失以往能凝聚社会共识的能力， 而数位政治社群接手，越来越多网友加入极端政治势力。黄哲翰强调，他并不是要带着阴谋论去看待这些网络工具，而是试图厘清工具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带来的效应；「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不去回应，无力将数位网络这套工具『人性化』， 那么，阴谋论般的工具逻辑，就会在不远的将来主宰人类命运。」

当然，数字化社群化的叙事焦点，除了对于政治与革命的狂热解放之外，另一方面却也充斥了资本主义的消费／逸乐现象，缺乏社会意识或社会关怀的网民，反之追逐展现一种物质崇拜与感性表现，吃喝玩乐也要讲究流行与时尚，从这里找到自我可与社会／时代接轨之处。

「去中心化」的叙事逻辑，就是放大细节，不论脉络之本末终始、轻重缓急，因为全体考量不是自己需要去承担的义务。此故，某基地今年6月底因为虐狗致死案，最后在舆论及政治的压力下，迫使基地指挥官押着营区内3位军士官兵公开向媒体道歉，新任国防部长也为此致歉两次。因为非如此，无法平息网民所怨，也无法彰显新政府形象上的改变。只是道歉了以后，却又有另一派「酸民」批评政府及国防部失格，认为践踏了公部门的尊严。发生在2013年的下士洪仲丘事件也是个类似的案例，最后造成了国防部长高华柱请辞下台，甚至可能影响民众对于执政党之信赖。

五、结论：叙事变化的危机或转机？

在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悠久传统中，「知觉」与「思维」普遍被认为不属于同一层次，虽然相互需求但又互相排斥。人们假设知觉只能处理个别事例（刺激），无法形成概念，而概念却是我们对思维的要求，于是方才产生了「知觉结束之处，乃思维发生之处」的信念。

知觉往往被认为是具体的、个别的和直接的，而思维则是抽象的、一般的和间接的。就认识论之阶段观点来看，知觉低于思维的原因在于虽然没有知觉就没有思维的材料，思维最终还是会离开知觉性。这种把「直觉」功能与「抽象」功能分裂的看法存在已久，一直影响到今天[28]。

视觉传播究竟是不是依靠「语言」（在此指「言辞语言」），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并曾引起典型的知识论问题，因此形成两个观念的对立阵营。

第一派认为，视觉传播相当容易了解，因为这种过程和我们每天运用的视野感知过程相当接近。大部分视觉传播都是采取类比概念，认为视觉传播所涉及的认知机制位于人类感知的核心面向，并不依赖特定历史或社会的理解符码。这些符码隐含某些心理空间，刚好对应于真实结构。换言之，他们认为真实已主动地烙印在电影中，再投射到观者意识；这派主张支持西方世界的「常识观」。

至于第二群研究者则挑战这种常识观，强调感知与再现都是主动建构，如哲学的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等。此学派预设视觉传播必然涉及制码和解码的复杂过程，这个立场在感知与再现形式变化的历史研究中也获得支持，显示出视觉艺术的真实效果必须依赖特定时间的心理架构。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或人们的心理架构，不论形式或内容大都建构在语言所形成的符号网络中，因此，他们认为视觉传播是植基在语言之上。[29]

在高度符号言辞化的社会中，思维不可避免地也演变成以言辞形式与结构进行。但显然语言高度发展后却也让语言逐渐失去了某些原始知觉功能，进而与原始知觉间形成意义系谱之对立。但是人类并未放弃其他形式之「意义的器具」， 如戏剧、照相到电影的发明、或是视觉艺术型式的表现，主要便是为这个方向开展而来。

「想象」的诞生与产制往往需要借助「抽象」的运作与推演，或透过文字符号系统来加以呈现，过度「视觉化」、「具象化」的知识环境也可能因此让人们失去了「抽象思考」能力[30]；这正是现今我们所面临「语文式微」下的危机。在一切都讲求「当下」、「清楚」的呈现时，究竟是「扼杀」了想象、还是「创造」了想象？或有助于更高想象层次的创发？而这也是在影像化趋势下，对言辞与影像间互动所需投注的观察。[31]在影像信息爆炸般产制的时代，许多新颖的词汇不断地创造出来，用以指涉一种崭新、全球化的经验或事物，涉及了语言面向的转换。由于整个社会一般常用的「词汇总量」大都维持在人类记忆系统与语言使用能力所及的范畴，因此新语汇的诞生也将造成既有语汇的退化或消失，数位原生代是既健忘、且不断翻新的一个世代。

另一方面受限于各式数位平台，阅听观众在视域上的封闭（未必出于自主）、与社群之分化，整体社会及不同世代在沟通上未必能够找到合适的语言， 因此个体在深度对话与情感上的支持，恐怕只能寄托于匿名的网际网络上，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人类社会究竟是促进了「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抑或是追寻深刻的自我意识与疏离感？仍然值得密切观察与深思。

注释

[1] 当代文学研究既关心社会学、读者反映论，就不能不触及其「媒介性」之思考。陈春燕曾指出「当代媒体、媒介论述有助敦促文学人正视文学本身的媒介性，挑战文学再现论的侷限：文学的媒介性，涉及范围不仅止于文字呈现所借助的媒材，而是关乎班雅明语言哲学所阐释的『（不） 可沟通性』。  这或是新媒体时代文学人在反省文学当代意义时可以思索的问题。」（〈从新媒体研究看文学与传介问题〉，《英美文学评论》，第27期，2015年12月，页127）

[2] 参考史蒂文．科恩 (Steven Cohan)、琳达．夏尔斯 (Linda M. Shires)：《讲故事   对叙事虚构作品的理论分析 (Telling Stories-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Fiction)》，张方译，台北： 骆驼出版社，1997 年。杰哈．简奈特 (Gerard Genette) 《叙事的论述 关于方法的讨论》(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收录于廖素珊、杨恩祖译《辞格(三)》FigrresIII，台北：时报文化，2003 年。

[3]前者指「showing」、后者指「telling」，林东泰：《叙事新闻与数位叙事》（台北：五南图书，2015年11月），页298-299。

[4]《孟子‧离娄下》。

[5](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6] Peter J. Rabinowitz, “Truth in Fiction : 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s,” Critical Inquiry 4 (1976) : pp.121-41.

[7]刘渼：〈创意说故事后叙事模式的教学应用研究〉，《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4期，2008年3 月，页11-12。

[8]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10, 9 (5): pp.1-6.

[9]参考「张婉菁老师与工商心理实验室」网页资料，新竹教育大学数位所卢仲骏主编，〈数位学习研究方法讲义〉，2010年12月29日，https://sites.google.com/site/winne0916/99shu-wei-xue-xi- yan-jiu-fang-fa/1229

[10]〈2016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报告〉，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网站资料，2016年7月。

[11]〈他们透过网络阅读，到底学到了什么？〉，《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2013年6月，页120-126。

[12] 网络新闻〈FB高层：未来五年之内社群网络全是影音〉，《巨亨网》，何昆霖编译，2016年6月16日http://news.cnyes.com/news/id/2034986

[13] 〈一个你从不知道的新闻头条   张忆芬风暴〉，陈皓嬿报导，《联合报》，2016年7月11 日。详《联合新闻网》：http://udn.com/news/story/7244/1820176

[14]〈专访东森张忆芬：Facebook 对媒体不是威胁，我们如何跟它共存共荣？〉，INSIDE部落格2016http://www.inside.com.tw/2016/05/16/ebc-facebook

[15]张忆芬毕业自政大新闻系、美国德州奥斯大学企管硕士，原本在Yahoo!奇摩，担任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和搜寻营销总经理。2007年因其搜寻营销专才，张忆芬被阿里巴巴的马云找去担任中国雅虎副总裁，负责搜寻业务、广告销售中心和淘宝电商平台经营等工作，大陆媒体因此匿称她为「搜索一姐」。2009年，张忆芬回到Yahoo!奇摩，担任亚太区业务副总经理，负责广告业务开发和市场营运，后再任印度及东南亚董事总经理，2014年为外资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网罗入东森电视以经营新媒体营销。

[16]张忆芬之预估无从验证，2015年12月，东森电视找到买主，凯雷集团和东森国际两方股权共以6亿美元（约新台币196.5亿元）卖给美国DMG娱乐集团执行长丹密茨（Dan Mintz）的个人公司「开曼群岛商EBC Acquisition  Co., Ltd.」。陈皓嬿于同篇报导中批评，张忆芬的经营策略并不在「长期经营一家媒体」，而是「短期营销一件商品」，同注13。

[17] TED（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术、娱乐、设计）是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 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大会在美国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从2006年起，TED演讲的视频被上传到网络，目前以一百多种语言传播各式各样演讲影像。

[18] 参见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哲翰：〈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端闻》，2016 年6月17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17-opinion-huangdschergan-digital/

[19]参考赵雅丽：〈符号版图的迷思：影像化趋势下语言的未来发展〉，《新闻学研究》，第77 期，2003年10月，页187-215。

[20]「回音效应」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使得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网际网络的应用，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此一现象更加深刻，因为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个人搜寻的记录，提供类近性质的网站资料。

[21] 因此，失去观众青睐的综合性媒体又不得不依附于数位媒体，林照真曾经指出「时下由传统电视操作等与新媒体的聚合，已使电视新闻专业受到严重破坏。」(〈为什么聚合？有关台湾电视新闻转借新媒体讯息之现象分析与批判〉，《中华传播学刊》，第23期，2013年6月，页3)

[22]〈民视搞上层内战 台苹等媒体曙光〉，李又如报导，《新新闻》，2016年6月9日。http://www. new7.com.tw/NewsView.aspx?t=HIS&i=TXT20160601165354C4K

[23] 施典志：〈综合性媒体的冬天，与深度分众媒体的春天〉，《Rocket Cafe》（火箭科技评论），2016年1月6日。https://rocket.cafe/talks/76422

[24] 此篇论文审查委员曾举公视电视剧《一把青》为例，也同样是透过新媒体做社群分众，以数位策展与深度议题座谈会，达成了有效的议题宣传及营销影响。

[25]李顺兴曾引介杜克大学文学暨视觉研究系教授汉森（Mark B. N. Hansen）对「新媒体」的观点：「数位媒体变成通用规格媒体，过去旧媒体（如纸本书、电影）之间的物质性差异，在转化为数位之后，全部被抹除。『在旧媒体失去其物质特质』之后，『身体作为信息选择处理者的功能益形彰显』。身体的中心性之所以大幅提高，另一个原因是身体在处理图像时的参与层次提高。」（李顺兴：〈新媒体，老问题：怎么个「新」法？〉，《中外文学》，第40卷第4 期，2011年12月，页11）即强调身体感官之参与。

[26] 参见萧苹：〈当政治走到了在线──新媒体、新公民、新政治〉《天下杂志》「众声喧哗‧读者投书」，2014年12月2日。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2144

[27] 这个现象也可以从文学批评理论或读者反应论的角度来看，例如学者吴筱玫曾指出亚塞斯（J.Aarseth）从非线性叙事的角度，提出一个网络文学的传播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者不再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力，读者也不再只是铨释作者的文本，作者和读者间的关系完全解构，此时一个人所阅读的，是没有作者标签的「文本」，藉由转载、转贴、转寄这些浮动的文本，最终发展多元作者、多元读者、多元故事轴线。亚塞斯认为，非线性叙事虽具叙事元素，但兼具破坏传统叙事之力量，这种反诠释的本质，使读者必须想办法在这难解的文本中找寻自我诠释的力量。(吴筱玫：〈自反缩不缩？新闻系七十年传播哲学之另类观视〉，转引自刘渼：〈创意说故事后叙事模式的教学应用研究〉，页８，出处同注7)失去了「共识」，却在诠释上找到「自主」。

[28] 〈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同注18。

[29]   参考赵雅丽：〈符号版图的迷思：影像化趋势下语言的未来发展〉（《新闻学研究》，2003年10月），页198。

[30]同注28，页199-203。

[31] 赖玉钗曾指出「计算机媒体的特质，会诱发使用者『高度的感官投入』。电子媒介活化右脑功能，也使人们较抑制左脑的功用──也就是分析、顺序、表达及纪实的效能。」（〈「传播」若成为独立学门，会抑制研究多元化之情况吗？──从「反对建制学门」的辩论谈起〉，《传播与管理研究》，第10卷第1期，2010年7月，页102）

[32]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近期文学创作与电玩游戏的结合，根据蔡玫姿的研究指出：「两则女性创作的电玩小说〈戏红妆〉与〈潮水〉，可见到超越时空与感官枝节化、细节化，正是对应日常生活的抽象理性、机械化均速、单调乏味的反应。   阐述了女性电玩小说中揭探欲望与权力的文学议题。 触及的潜意识底层的乱伦禁忌，及耽溺于琐碎世界，都仅是将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坦白呈现的情感层面，转化在文学虚拟世界中宣泄。其正面性是宣泄于虚拟中，但却不能说达到何种积极的社会意义。反而是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一种特异的、抓紧时代脉动的新兴文学， 值得持续观察肯定。」（〈逾越于乱伦边际，耽溺于世界边陲：初探两则女性电玩小说〉，《实践博雅学报》，第24期，2016年7月，页84） 

引用资料

期刊文献：

1、赵雅丽：〈符号版图的迷思：影像化趋势下语言的未来发展〉，《新闻学研究》，第77期，2003年10月，页187-215。

2、刘  渼：〈创意说故事后叙事模式的教学应用研究〉，《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４期，2008年3月，页1-34。

3、赖玉钗，〈「传播」若成为独立学门，会抑制研究多元化之情况吗？──从「反对建制学门」的辩论谈起〉，《传播与管理研究》，第10卷第1 期，2010年7月，页85-110。

4、李顺兴：〈新媒体，老问题：怎么个「新」法？〉，《中外文学》，第40卷第4期，2011年12月，页7-37。

5、余民宁：〈他们透过网络阅读，到底学到了什么？〉，《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第14卷第3期，2013年6月，页120-126。

6、林照真：〈为什么聚合？有关台湾电视新闻转借新媒体讯息之现象分析与批判〉，《中华传播学刊》，第23期，2013年6月，页3-40。

7、陈春燕，〈从新媒体研究看文学与传介问题〉，《英美文学评论》，第27期，

2015年12月，页127-159。

8、蔡玫姿，（〈逾越于乱伦边际，耽溺于世界边陲：初探两则女性电玩小说〉，

《实践博雅学报》，第24期，2016年7月，页71-87。

9、Peter J. Rabinowitz, “Truth in Fiction : 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s,” Critical Inquiry 4 (1976) : pp.121-41.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10, 9

(5): pp.1-6.

专书

1、史蒂文．科恩 (Steven Cohan)、琳达．夏尔斯 (Linda M. Shires)：《讲故事对叙事虚构作品的理论分析 (Telling Stories-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Narrative Fiction)》，张方译，台北：骆驼出版社，

2、哈．简奈特 (Gerard Genette) 《叙事的论述    关于方法的讨论》(Narrative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收录于廖素珊、杨恩祖译《辞格(三)》

3、FigrresIII，台北：时报文化，2003年。

4、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5月。

5、林东泰：《叙事新闻与数位叙事》，台北：五南图书，2015年11月，页298-299。

网络文献

1、「张婉菁老师与工商心理实验室」网页资料，新竹教育大学数位所卢仲骏主编，〈数位学习研究方法讲义〉，2010年12月29日，https://sites.google. com/site/winne0916/99su-wei-xue-xi-yan-jiu-fang-fa/1229

2、萧  苹：〈当政治走到了在线──新媒体、新公民、新政治〉《天下杂志》

「众声喧哗‧读者投书」，2014年12月2日。http://opinion.cw.com.tw/ blog/profile/52/article/2144

3、施典志：〈综合性媒体的冬天，与深度分众媒体的春天〉，《Rocket Cafe》

（火箭科技评论），2016年1月6日。https://rocket.cafe/talks/76422

4、〈专访东森张忆芬：Facebook 对媒体不是威胁，我们如何跟它共存共荣？〉，

INSIDE部落格，2016年5月16日。http://www.inside.com.tw/2016/05/16/ebc- facebook

5、〈民视搞上层内战 台苹等媒体曙光〉，李又如报导，《新新闻》，2016年6月9 日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HIS&i=TXT20160601165354C4K

6、〈FB高层：未来五年之内社群网络全是影音〉，《巨亨网》，何昆霖编译，

2016年6月16日。http://news.cnyes.com/news/id/2034986

7、黄哲翰：〈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端闻》，2016年6月17日。https:// 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17-opinion-huangdschergan-digital/

8、〈2016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报告〉，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网站资料，2016年7月。

9、〈一个你从不知道的新闻头条张忆芬风暴〉， 陈皓嬿报导， 《联合报》，2016年7月11日。详《联合新闻网》：http://udn.com/news/ story/7244/18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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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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