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蓝陈平、吉雨辉、朱莹：拓展后殖民理论疆域——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评述

拓展后殖民理论疆域

——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评述

蓝陈平、吉雨辉、朱莹：《拓展后殖民理论疆域——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评述》，《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4期

【摘要】《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于2014年6月面世，赵稀方教授主编的这套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既展示了西方学者如何从西方理论内部追根溯源，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亦展现了殖民地学者如何从自身民族身份入手，深入开拓后殖民文学实践和后殖民理论构建，最重要的是指出从语言入手的研究新方向。该系列译丛有利于了解后殖民理论背景，探究后殖民理论知识，对中国后殖民理论研究起推介、烛照作用。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白色神话；逆写帝国；在理论内部；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自有殖民行为，就有对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思想历史悠久。”① 2014年6月，赵稀方教授主编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和文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白色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1990年）为美国学者罗伯特·扬所著，《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年）为澳大利亚学者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三人合写，《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年）为印度学者阿吉兹·阿罕默德批判后殖民理论的论文集，此套书籍由赵教授主编，其中《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更是由赵教授亲自翻译，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丛书所选皆是后殖民理论的经典之作，以前从未有中文版，但好书从不会被埋没。初读，深感理论话语艰深，非静心细看难以理解。读后，又感慨于涉及的理论体系之博大、庞杂，线索之清晰，论点之明确。笔者偶得一佳句：当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站在宇宙的中心，认为所观察的一切如此全面而正确，却忘记了，最大的盲点，其实就是站在中心的自己。适逢后殖民理论书籍研读完毕，私以为此句与之莫名地契合。

为何认为这系列译丛与“宇宙中心之盲点”的说法有所契合呢？笔者以为，这几位作者见人未见，折返回自身，反思自我，于自身所处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中深挖。

一、于历史中寻因

纵观《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全书，脉络清晰，罗伯特·扬详论若干位思想家、批评家观点，如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契、梅洛—庞蒂、萨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詹姆逊、法侬、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论述各家理论，采用以时间线索直线式讲解、兼述各家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罗列理论知识，笔者以为这是置返式反复照应的理论剖析。何谓置返式，即上节或上章论述理论的缺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下节或下章的论述中便有较之前者的突围、反思或全盘推翻之处。罗伯特·扬对各个理论的承接点把握准确，尤其注意前后理论的重合之处，追述往前继承多少理论成分，随后抛弃或发展多少理论成分，犹如直线反方向再折回的重合段，尽管有折返却仍向前发展，逐步深化。罗伯特·扬从西方知识体系的内部回应后殖民理论，将大量的篇幅用于探讨西方殖民主义的种子如何在西方悠远的思想体系中蛰伏，西方思想如何自远古以来就怀着对异族的优越感编写自身的历史及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家如何突破黑格尔体系辩证模式的重围等议题。最终得出结论：西方知识系统内在的中心主义使得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整体观不断被现实破灭，历史不拥有他们所说的整体性、连续性的特质。

罗伯特·扬生于西方，长于西方，长期浸染于西方理论，却能对西方历代历史、哲学观念剖析、反省，可谓挖掘得彻底，直指西方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

 黑格尔

众所周知，后殖民理论中有一对主要的概念——“自我”与“他者”。如罗伯特·扬自己所言，“《白色神话》打开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后殖民视野”，罗伯特·扬将各路理论集体归入一个终极但简单的问题：“如何概括历史，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异质性和非持续性历史的可能性”②。这是全书讨论的中心问题和始发点，借由对历史的疑问，在历史的书写中找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证据。从本书的标题——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便不难发现作者罗伯特·扬早将后殖民理论的关键词提交至读者面前。“白色神话”四字后别有深意，小标题“书写历史与西方”则辅助我们加深理解，如同书中开篇第一章所引用的话语：

“我看见白色的（法国人）、上等的、有钱有势的、文明的世界怎样将自己的权力建立在对于底层的压迫之上，无产阶级、移民工人、没有好‘肤色’的少数民族，突然变得‘不可见’了。”③ 

“白色”，意指法国人，或者在理论中可代指西方世界的本土人群。“神话”，往往来自想象，是天马行空构建的空中花园，毫无疑问是西方世界的学者建构的观念、理论抑或历史。历史始终未明真身，臆想中构建的殖民幻境不过是西方观念的投影，前期的学者们尤其是萨特，构筑起来的不过是西方经验下的虚假历史普遍规律，未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这些“伪”历史的书写是谁？被隔绝在边缘的“他者”的真实面目又是如何？

罗伯特·扬给出了答案：西方以自身优于第三世界的文明，将自己置于等级的高层，因此他们的历史才可以涵盖全人类的历史，而作为他者的其他劣等人类、国家及他们的文明被单一的历史叙事排除。最终罗伯特·扬指向西方一直以来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证明实质上人道主义脱不开西方自身对异族的优越感，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另一方面，在西方这一显性参与者的对立面，一直被压抑的参与者——他者，为欧美的自守而排斥。以往，他者一直被西方的“同一与他者”的辩证法压制于大写历史。现今，后殖民理论家开始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击，来自殖民地、第三世界的本土书写正在解构西方，构建自己的历史。其中，尤以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的批评建树最大。罗伯特·扬通过分析数位批评家的理论发现，在西方历史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欲望”④，以此欲望促使人们不断向外拓展，以霸权建构“他者”。而这一“他者”在斯皮瓦克的理论里具体化为蕴含了女性、孩童、残疾人、同性恋等多重能指的重要符号，由此成就了一种更加完善的叙述，成为对权威书写的反叛。而这样的文化批评模式越发高频率地在文学、文化研究中出现。

查看《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如副标题所示，本书旨在说明理论构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当我们谈起后殖民文学时，总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非洲各国、印度、马来西亚等第三世界的国家才属于后殖民文学的范围。实则不然，在本书中所使用的“后殖民”一词“涵盖了自殖民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⑤。换而言之，曾经的殖民地、现今的强国——美国、澳大利亚即便如今国力强盛，它们后殖民特性仍存在于它们殖民经历中，这必然或多或少影响其文学实践，后殖民的整体世界非常庞大，这点仍需注意。该书后殖民文学的文本分析较集中分布在第二、三章。在阐述后殖民语言策略时，都予以具体的文段做支撑。尤其在第三章，作者对六部后殖民作品逐个做了个案分析。选取的六部作品体裁均为小说，六部小说来自不同的后殖民地区，涉及了南非、特立尼达、加拿大、印度等地，不同的地区往往有着不同的后殖民体验，具有差异的发声，从而联结了整个后殖民世界的经验体悟。后殖民学者试图通过不断地自我分析，还原以往的失真。《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从后殖民文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具体的后殖民文本，坚持文本分析的立场，来阐发建构自己的后殖民理论。本书着眼于后殖民世界，立足于后殖民文本分析，通过回归写作本身，来支撑自家观点，表情达意，并最终得以突破制限，争取解放。

罗伯特·扬从西方理论历史入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从后殖民的文学历史入手，无论哪方，均是从自身背景出发，试图理清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错综复杂的“主体”与“他者”关系。

二、从身份出发

俗话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人们将注意力发散到外界时往往容易忽略自身。罗伯特·扬以欧洲白人的种族身份及欧洲高雅解构主义的理论背景，从西方知识系统的内部找到突破口，这是做之前西方学者之所未做。重视自身，勇于反思，方可破解过去未注意的盲点。《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和《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则是拥有后殖民地域成长背景的外籍学者所著，他们的思想无疑复杂，因为他们具有第三世界的背景，却娴熟掌握第一世界的理论，并且不甘仅限于此。第三世界的学者以第一世界之理论为武器，重视自身第三世界之身份，为自我正名。

与其他两本专著不同，《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阿吉兹·阿罕默德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论文集，收录其1987年至1992年间的评论文章。阿吉兹·阿罕默德并非后殖民学者，但他给学界提供了新的批判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左翼立场对后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直接且犀利。阿吉兹·阿罕默德在书中不仅将自己的理论思路进行了一番梳理，同时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整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兴起离不开殖民背景，作者从知识与政治环境的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从第三章至第五章，历来为西方学者关注甚多，原因在于这三章是阿罕默德从左派立场出发，对詹姆逊、拉什迪、萨义德等后殖民学者进行激烈的批评，在学术界引发阵阵讨论涟漪。作者特别针对萨义德，他就在《东方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论印度的问题进行澄清，并指出萨义德的不足。进而，阿罕默德作为一名印度学者，以切身体会印度与英国这种殖民地与宗主国复杂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印度文学，希望引发学者对印度文学的再思考和再定位。他通过历史定位、追根溯源，试图厘清理论的含混状态，使得“三个世界”理论在这里得到一个终结式的定位。《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第三章是阿吉兹·阿罕默德与弗德里克·詹姆逊《跨国资本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的对话。詹姆逊在文中一再坚持民族经验是第三世界文学认知结构的核心，“所有第三世界文本必然是寓言性，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上：它们都应该被读作我所说的民族寓言，即使，或许应该说，尤其是当它们的形式主要是从西方的表达机制例如小说发展而来的时候。”⑥作为一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阿吉兹·阿罕默德强烈质疑这种独断性的论述，一方面他认为詹姆逊作为一名白人知识分子，无法全面了解第三世界文学，甚至绝大多数第三世界文本并没有进入西方世界；另一方面，质疑这种单一绝对化的“寓言”来形容第三世界特征的可靠性。阿吉兹·阿罕默德以梳理乌尔都文学的历史为例证，他在论文开篇即说“我出生在印度，以乌尔都语写诗。”⑦因此至少在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之一的乌尔都文学领域，他具有发言权。在考察乌尔都文学历史时，他发现“19世纪后半段和20世纪最初十年，乌尔都语小说及其叙事的形成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并无多大关系”⑧，而是与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妇女地位等问题相关，即使是在引领非殖民化运动的关键阶段，也没有作品以直接或独断的方式表达“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由此可见，乌尔都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种，并不具备这种绝对化的“民族寓言”特征。相较于其他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具备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因此他能够从自身实际出发，以历史事实和自身经验论证詹姆逊的理论缺陷。这使笔者联想到关于香港文学史的书写，作为曾经的殖民地，香港的后殖民特性显而易见。香港本土的学者赞赏大陆学者为香港文学史作出的贡献，同时也对其中某些观念表示了意见。如林曼叔在《关于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所存在的问题并非只是材料的不足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未能彻底抛弃一直所抱持的过时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囿于政治上的偏见而影响到他们对香港文坛的观察和论述”⑨，大陆学者编写中国文学史时是否存在将个人主观预设、大国思维投射在香港文学这一板块上呢？身处香港经验之外的大陆学者是否也会重蹈詹姆逊的覆辙呢？笔者以为阅读阿吉兹·阿罕默德的批判论文实则为我们提供了警醒，后殖民理论研究亦对我们研究港澳文学有所裨益。

身份的特殊不仅在于作者的殖民地学者身份，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到阿希克洛夫特三人和阿罕默德兼顾了娴熟掌握西方话语理论的角色，这种知识结构使他们区别于老一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由于具有第三世界背景，使他们在语言、历史、文化诸方面，较之白人学者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由于他们对第一世界理论的娴熟掌握，又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使自己的话语汇入当前西方学术主流。”⑩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阿吉兹·阿罕默德发现：在后殖民时代，前殖民地国家作家正运用西方主流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且增长惊人，并通过印度文学研究的英语语境为例提出“阶级的语言”这一复杂论题。一方面，英语在印度的特殊地位。首先，由于历史原因，英语作为宗主国语言在殖民地的广泛运用，已经渗透到管理、教育、传媒等方方面面，甚至出现了以英语为基础创作语言的作家群。其次，早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出现本土语言与宗主国语言的双语状态。到了后殖民时期，英语作为印度文学的核心现象进一步扩大。面对这样复杂情况，阿罕默德认为，想要将英语逐出印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思考应当落实于如何更好地将英语整合进社会机体，以使其促进印度社会阶级和权益的建构。另一方面，本土语言在西方世界如何被接受？由于西方知识分子缺乏对印度本土语言的学习，因此，他们只能通过翻译建立文学档案库的形式了解，然而在对第一、三世界文学均有涉足的阿罕默德看来，这种运作方式极具讽刺性，这种档案库实质上建立在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却用来反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控制。

三、回到语言

过去我们讨论的焦点放在帝国对殖民地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控制上，但后殖民主义应是研究文化的碰撞，回归自身最基本的语言应是后殖民主义研究切实可行的方面。关注自身民族经验的其中一种方式，即从语言出发。提出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后殖民书写的两翼：“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这无疑是《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大亮点。

后殖民写作，包括用殖民地语言和用英语写作两种，书中主要分析用地方英语（书中强调中心英语English与地方英语english的区别）进行的文学创作。“后殖民文学不可能是完全的殖民地声音，而是一种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的混杂。”⑪确实如此，后殖民文学具有融合性和杂糅性，有感于此，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创造性地抛出了后殖民写作的两翼——“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语言（文字）作为口头叙事和书面文学的材料，它的重置，包括弃用和挪用，必然会改写“自我”与“他者”的故事。而文本作为写作的成型模式，其重置对于解殖民无疑有着深刻意义。

书名“逆写帝国”，何为逆写，如何逆写，其中大有内涵。“逆写帝国”（Empire Back）语出自萨尔曼·拉什迪，意指对帝国中心的“逆写”，正逆相对，正写使用中心英语，基于欧洲中心前提，逆写则采用地方英语，质疑中心秩序。然而，基于后殖民的融合和杂糅性，“逆写”并非回归从前，恢复传统。事实上，也不可能恢复，而仅用来呈现一种客观、实在的多元局面。作者认为“逆写帝国”的方式其一在于语言重置。后殖民社会的语言环境纷繁复杂，主要包括单语群体、双语群体和多语群体三种语言群体。在此种语言环境中，后殖民写作发展出两种主要文本策略：弃用和挪用。弃用是对中心英语优势的质疑与否定，建立在抛弃规范的本质主义假设、瓦解帝国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由此地方英语本身成了文本建构世界的工具。挪用通过重构帝国中心语言，获得并重塑语言的新用途。后殖民写作中的挪用策略有许多，如“注解”，即在个别词语后加上括号注释，此种策略表面看来表现了种族意义，其更主要目的是表现差异；或者选择未被翻译的词语，即保留个别地方用词，其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了后殖民话语的特殊符号，同时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以此来维护自身地位，如通过对澳大利亚小说《访客》一个场景片段分析，得出如“lokwai”这种未经翻译而被保留下来的本地词汇，构成了后殖民话语的特殊符号。又或是交汇语言，即两种语言结构的融合，借由源语言与目标语的摩擦形成，多语言的融合构成多语并置，凸显了后殖民社会的杂糅本质。不得不说，此部分论述十分出彩，尤其在分析后殖民写作的挪用策略时，作者进行了精彩有效的分门别类，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每一种挪用策略首先得到正名，然后予以文本中的实例验证，概述独到而有说服力。

萨尔曼·拉什迪 

“逆写”的另一方式在于文本重置。托多罗夫认为，殖民权力的获得来自对交流手段的掌控，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如何挣破罗网，后殖民文本任重道远。后殖民话语中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挪用在于写作本身⑫，基于此，后殖民文本本身，具有解殖民意义。通过解读《配种鸟》和《模仿者》两部小说，作者质疑并进一步废弃了中心及其真实性，而通过对《桑德拉大街》和《旅途上的不需要》的分析，则“将后殖民的局限性转化成形式上和主题上的原创力源泉”⑬，《字母的边缘》和《买糖果的小贩》两部小说，通过挪用边缘性和挪用权力框架，“描写了瓦解既有认识论的可能性”⑭。书中对六部小说的文本细读和解析，见解独到，描绘出后殖民文本作为“逆写帝国”的终极形式具有的强大力量。

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对后殖民文学有着精到的见解，语言重置和文本重置的提出有研究方法指引之效，无疑具有方法论意义。《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和《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不仅为后殖民写作提供了参考，同时对于后殖民文学的研究也有着开辟之功。

四、结语：烛照之光

综上可见，此番翻译的几本后殖民理论内容驳杂，可论述之处甚多，但即便如此，已然可以看出这次的译丛既涵括了西方学者内部的自省，也有后殖民地区的学者理论结合实践的论述，为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而精深的背景知识。

正如《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所显示的，后殖民文学以自书历史的形式重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后殖民理论学者和批判后殖民主义的学者实则共同开拓后殖民理论批评的领域。即便一开始阿吉兹·阿罕默德意不在此，但他对后殖民主义的否定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罗伯特·扬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梅洛庞蒂、萨特、阿尔都塞、詹姆逊等人的分析，完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的批判，这种身处其中却能自省反思的精神也尤为值得我们学习。主体与殖民机制之间的胶着至今存在于杂交、多元的世界，这三本后殖民经典从西方理论的内部、外部两面切入，破除了以往尊崇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权威，逐步还原了被殖民者的真实历史，为当代后殖民理论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学术领域。

另一方面，如汪晖教授在研讨会上所说，赵稀方教授“对于后殖民理论有系统的理解和整理，对书目也做了比较好的整理，这个工作对于后殖民主义这个在中国大陆传播了有二十年时间的思潮很有意义。后殖民主义过去有了几本文选，但是系统的著作比较少。”⑮可见赵教授主编译丛，做了及时的理论补给。中国已浸染了一段时间的后殖民理论，更应趁此风气迎头赶上。凭此，便可知由赵稀方教授主编此译丛的重要性及意义。2003年，赵教授亲力示范，以后殖民理论剖析香港文学，著成《小说香港》，已成为典范之作。2009年，出版《后殖民理论》一书，极具学术引领意义。笔者涉足香港文学研究后，深感后殖民理论与香港作家作品的千丝万缕关系，香港的“他者”、“弃儿”身份，以后殖民理论来阐释，一语中的。于中国特别的国情而言，未完全殖民化的国情赋予了我们国家不一样的特性，理论照搬的拿来主义自然不可采取，但从世界后殖民理论中获得借鉴参照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当初这部论著的出版如同投石入湖，在学术界激起阵阵热论涟漪，相信在中国亦有此效果。身处世界多元、跨国、跨文化的动态中，研究视野开放式的认知和理论知识的烛照随此番后殖民经典译丛的出版和推广正日益显现，这也是此书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最大获益所在。

后殖民理论里涵盖对西方形而上学话语的批判、对东方主义的批评，同时启发我们深入思索文化身份、身份认同问题，从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中还原出真实。整个80、90年代激烈的政治、经济调整，多元文化的碰撞激发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倾泻，与之相对的后殖民理论学者群体也产生了代际变化。历史之河奔流向前，卷起千层浪，每朵浪花中蕴含的思想精华构成了时代的喧哗。把握更广博的后殖民理论方可承前启后，将思想碰撞的喧闹延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批准号：14ZDB0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前言第2页

 ②【美】罗伯特•扬著，赵稀方译，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中文版前言第2页

 ③【美】罗伯特•扬著，赵稀方译，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页

 ④【美】罗伯特•扬著，赵稀方译，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总序第11页

 ⑤【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任一鸣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绪论第1页

 ⑥【印】阿吉兹•阿罕默德著，易晖译，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06页

 ⑦【印】阿吉兹•阿罕默德著，易晖译，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94页

 ⑧【印】阿吉兹•阿罕默德著，易晖译，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12页

 ⑨林曼叔，关于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几个问题[J]，文学评论，2009年4月第2期

 ⑩【印】阿吉兹•阿罕默德著，易晖译，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14页

 ⑪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8页

 ⑫【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任一鸣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76页

 ⑬【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任一鸣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10页

 ⑭【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任一鸣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第11页

 ⑮汪晖，汪晖谈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出版研讨会发言稿，2014年8月26日http://www.guancha.cn/wang-hui/2014_09_26_270020.shtml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扬著，赵稀方译，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2] 阿吉兹·阿罕默德著，易晖译，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3]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著，任一鸣译，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4]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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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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