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刘勇：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北京文学为例

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北京文学为例

刘勇《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北京文学为例》，《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

城市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自身的变迁和发展。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城市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元素，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就北京而言，无论北京文学呈现出怎样丰富的特征，它都无法离开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鲜明的城市文化风格。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及其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立足点：一是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二是城市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及其特征的关系。下面我谈谈对这两个立足点的认识：

一、城市文学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关系。无论城市文学呈现出怎样新的发展态势，它之所以还能构成一个城市的标识，就在于其自身体现出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因为最能体现城市文学的内涵的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以20世纪北京文学为例，北京文学与北京城市的关系史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关节点，这五个关节点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推动力，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了这一文学进程中“北京'所具有的主要内涵与多元面貌。

关节点之一，19世纪末。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思想文化加速进人中国，北京这座古都开始向现代迈进，北京文化界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面貌。1901年，《京话报》开始出版发行，这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刊，也是近代北京第一份销量逾万的报纸，对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不可谓没有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北京文坛，最受人瞩目的当属林纾和严复的翻译作品。林纾翻译西洋小说，因其文笔优美、传神，故事新鲜、有趣，迅速成为畅销书，不仅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还起到了传播新思想的客观效果。严复翻译的多为西方思想学术论著，更加直接地介绍了西方社会与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思潮，深人影响了一大批新文化人，为新文化的登场积蓄了力量。

关节点之二，1917年。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在北京发生，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纪元的开始，其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1917年的北京文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二是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发展，两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格局与发展趋势。蔡元培主政北大后，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新旧文化在校园里共同自由发展，同时积极倡导美育，以养成青年人的健全人格。同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青杂志亦随其北上发展，文学革命的大幕渐渐拉开。文学革命时期可谓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作用最大的一段时期。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因为这段短暂而辉煌的时期，而染上了浓厚的现代色彩。

关节点之三，1928年。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失去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文学开始进人平稳发展的时期。北京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安静了下来，但是安不代表静止不前，1930年代的北京文坛同样进行着新的追求与创造。这一时期的北京（北平）文坛被“京派"占据。北京作为京派成员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与京派的出现有着何种关联？北京城给他们提供了哪些形成流派的机遇和资源？对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有透彻的研究。

关节点之四，1949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北京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这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中国成立，新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北京自然再次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而且这种“中心性"在其百年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政府成立了各级各类专门管理文化事业的部门机构，例如文化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以及类似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代会"，通过这些向下深人到区县的文艺职能部门，政府非常有效地管理着全国的文艺T作，使之直接为建设新的国家制度服务。如果非要找出这一时期北京带给文学的东西，那也许正如当年著名的在京作家浩然的两部小说所言——“金光大道"上的“艳阳天"。

关节点之五，1976年。1976年文化革命在北京被终止，改革开放随后实施，中国社会再次经历重大变化，文学走上多元发展的道路。困扰中国十年的“文革"在北京被终止，仿佛是噩梦乍醒，中国社会从政治亢奋状态中脱身出来，在短暂的反思之后迅速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北京文坛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京味文学的重新崛起，产生了一大批作家比如汪曾祺、刘心武、陈建功、邓友梅、刘绍棠、韩少华，以及后来的王朔、刘恒等等，这些京味作家成就各异，水平不一，成长背景不同，但是都孜孜不倦地描画出了他们眼中、心里的北京，在整体上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

二、城市文学与城市的文化品位及其特征的关系。城市在文学史上以什么样的城市品位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城市又对文学发展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契机这里同样以北京文学为例：

首先，北京城丰富的文化品位造就了北京文学雅俗互补的发展态势。北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之便是打破了雅俗之间的隔阂，跨越了雅俗的分野。百年以来，北京始终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心，这里大学林，人才辈出，知识水准堪称全国楚，形成了一种精英色彩浓重的“学院文化”。这便构成了北京对中国现代文学之“雅'的巨大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强盛不息的学院文化，只有乡土文化、海派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面貌将会失去很多光彩。另一方面，北京是一座大城市，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就是俗文化，是一座城市之“俗'的全面体现，这是极为普遍的城市现象。北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自身极具个性的市井（俗）文化与学院（雅）文化融合起来，二者井水不犯河水，又能有所交流与推进，这似乎已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标签。这种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腓俗互补产生了巨大作用，是北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影响。

其次，北京复杂的城市特征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文学风格一一京味文学。京味小说不仅是重要的北京文学现象，其本身也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学风格一一京味儿，这便是北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重要影响。毫无疑问，京味文学的确极为鲜明地表现了一座城市对于文学的独特贡献。京味本身一直在发展中，老舍笔下的京味和 1980年代作家笔下的京味就大不同，正如北京这座城市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一样。京味所蕴涵的艺术感受绝不限于幽默、市井风情、平民趣味等等，京味恐怕还应该包括一种宽广博大的和平之美、静穆之魅，这与这座城市的整体风格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北京城所包容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因素，使得北京文学常伴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底蕴。北京不同于十海，北京相对上海来说显然更加传统，无论从城市环境、开放程度，还是从文化氛围、历史沿革等各个方面来看，莫不如此。这便构成了北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一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反传统为标榜的文学，反传统、反封建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根本特征。北京虽然是文学革命的发祥地，却具有深厚而持久的传统文化底蕴，一直以来它都在以传统气质滋养着年轻气盛的现代文学，这在京派文学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流派对五四的激进主义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反驳，对其谬误与缺陷具有弥补的作用，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不至于走向偏激的歧路。

第四，北京作为三朝帝都，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又几次充当了国家的首都、政治中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功能，这样的历史状况使北京具有浓重的政治氛围，这也给北京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北京文学与政治文化的接近是其本质特色之一。北京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征着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绝大多数有关北京的记忆与想象都与政治文化或者代表政治的某些象征物密不可分，在北京发生的、有关于北京的故事也大都难以完全避开政治的因素，它们或者直接描写政治事件及这些事件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或者喜欢在文字中表达某种政治情感和态度，在北京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时，这种特色就更加明显而牢固。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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