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张先飞：现代中国被忽视的小说“正统”

现代中国被忽视的小说“正统”

张先飞

张先飞,《现代中国被忽视的小说“正统”》，《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2期 

 一 

在现在通行的各种文体中，小说应该是属于最不稳定、最具实验性，而且进行实验最多的一种文体形式。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小说的发生、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文体，也从来都没有最终定型。因为一方面这种出现时间仍不算很长的文体由于其自身的显著优势，使它一直有着巨大的活动空间与发展潜力，而另一方面它从体式、形式上也一直未脱离开多种艺术形式与各类文体对其的影响。

小说这种文体的积极实验与不断的创新、突破，又是与现代社会同“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及精神世界的生成、发展紧密相连的。借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念，我们可以这么说，自从堂吉诃德主仆走上前方未知的大道，小说也就进入了现代精神不断的艰难探寻与自身的悖论、痛苦的历程中。小说基于它的文体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如强大的叙事、议论功能，文体未定型，有更大的自由空间等），在近代西方取代了不少其他以前的重要文体（如戏剧、散文、叙事诗、拟史诗等）在文学的思想表达功能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文学家们对社会、人生乃至人性进行深度思考并表达思想的主要文学体式或工具。20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们更是大多拥有明确的文体实验意识，力图创造出种种特殊的文体，而其中的一个主要出发点便是为了实现自己独特的思想表达。对于整个20世纪的小说文体实验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动力。可以说，除了极少数“为小说而小说”的小说家外，20世纪的小说文体实验基本上是与现代的思想变革以及现代人所处的充满悖论、矛盾的复杂的精神处境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所谓“为小说而小说”的创作产品，也并非没有包含这些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与特异思考，因为这种说法常常不过是一种口号式的东西，而标举这样警拔的“标语”，做出这种特立的举动，也未尝不是一种对于整个社会人生的表态。随着现代社会、文化与现代人精神的重大发展、变异等，小说所表达的现代人的思想与精神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范围与复杂性也在加大，这也要求小说在文体上的研讨与实验的力度不断增大，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这种状况在西方各国表现得就已经相当明显了。

除了短暂的中断，20世纪的中国小说完全处于以上所谈到的20世纪中后期以来，贯穿20世纪的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小说实验的历程当中。从五四开始，中国现代作家更是直接承接着早期现代主义与各种先锋性的小说探索之路继续前行，应该说这才是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正源、正流。鲁迅与周作人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用先知的声音，将已在西方风起云涌的新的小说实验运动、小说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神思宗之至新者”的观念引进了当时的中国。而现代小说的引进，他们主要是计划通过翻译一系列的《域外小说集》这样大型的译介活动来实现；他们翻译的取材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弱小民族的心声，实际上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与生存状态；其选择作家的标准，也多是那些一方面在小说创作上带有极强实验性，而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又多是当时道德、政治、文化先锋身份的作家。他们所介绍进中国的，正是异域文化的“新宗”，即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实验的广泛运动，而这一运动的思想基础正是以上所说的“神思宗之至新者”。应该说现代文学及小说的起端已经被定位在这一点上了，虽然当时他们并未得到积极响应。但在将近10年之后，鲁迅与周作人的小说创作与理论活动实际大体上仍是接续着以前因被忽视而被迫搁置的企图与计划，《域外小说集》的重新出版就是一个极好的标志。我们说，这些工作对现代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全面影响，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研究，但其实这正是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主要的真正起点之一。

与此同时，对小说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也提上了日程。小说开始得到了特意的推重与广泛的研讨：周作人、胡适以及刘半农担任了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主要导师，在1918年的三四月份作了几场重要的演讲——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还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除此之外，小说文体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有关文学革命的诸多论文几乎篇篇都涉及这一问题；甚至对本国小说的历史的梳理也在紧张地进行，如胡适的考证、整理工作，以及以他为首，顾颉刚、俞平伯积极参与的对《红楼梦》的研究，还有更具长远意义与国际影响的鲁迅在20年代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一时间小说研究成果斐然，很多问题得到了初步清理。而且人们开始把中国传统小说与理论融入到西方小说的诠释系统之中（对于小说梳理的这部分工作，需要区别对待，因为在这里作为标准的小说理论，其中往往会有一些对理解现代小说起很大负面影响的西方的僵化的小说观念，尤其是胡适师弟的小说观念——这在胡适的小说论文以及俞平伯评价《红楼梦》地位的文章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当时大量的小说论的翻译与译述多不胜数，如郁达夫小说论等。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小说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切规定了小说理论、创作的发展方向，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广阔的视野，整个现代30年的小说实验的理论与实践都没有脱离他们所拓展的思维空间。当时小说的理论与创作的实践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同现代中国文学受到外部思潮影响的状况一样，现代中国小说也受到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所有的小说实验的影响，各种小说实验都在中国的文坛上“践踏”过一遍；随着现代文学的逐渐成熟，在一定时段内，中国的小说实验在受到同步影响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同步的实验，在这30年中，中国的现代小说达到了与世界文学的真正“接轨”；甚至还有一批作家，由于同西方同时的文学实验者对于小说以及现代人共同的精神、生存境遇有着相近的思考，再加上对中国特异的甚至是扭曲的精神、生存境遇的独特思考，使他们在创作实践或理论思考上，或者与西方同时的文学实验者殊途同归，或者进行着异于西方的独立的思考与实验，这在鲁迅、废名、萧红、师陀等身上，尤其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活动中有着相当长足的发展。

 二 

以上我从一个很小的角度谈了我所认识到的现代小说文体“正统”的发展路径。但这在现在的小说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与重视，虽然说一些重要作家、流派的小说实验活动已经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如汪曾祺、沈从文、师陀、新感觉派等，而且一些有较强思想表达效力的技法——如反仿、反讽、意识流、象征、心理分析等，以及诗化小说等体式也已经得到了不少的探讨，但是这掩盖不了当前小说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首先，当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往往对于这一个真实状况——20世纪中国小说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是处在19世纪中后期以来，贯穿20世纪的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小说实验的历程当中的——不够重视，或者更严厉地说，是对这种总的发展路径存在着相当的盲视。时至今日，在现代小说的总的发展线路上，研究者们还多是虚构出一个所谓“正统”的“发展”道路，即从五四时期以胡适的《论短篇小说》为代表对现代小说的文体规定起始的“现实主义大道”的小说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的话语系统 虽然现在的小说研究对现代小说的相当多的具体问题的认识跟以前相比颇有大的松动，但对于现代小说发展总线的认识在总体上还没有太偏离这种概括。应该说，这种所谓“正统”的“发展”道路的认识的形成，其实不仅是政治话语限定的结果，而且也是小说理论选择的结果，即20世纪的小说理论思考与理论归纳的几种观念形态的体现，这些理论大抵包括：一是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观念与技术要求；

二是由亨利·詹姆斯奠定，但被其后继者教条化、戒律化的小说理论，胡适等人的观点便属于这一理论系统。亨利·詹姆斯对小说理论的思考（他的大批序言、论文结集为《小说的艺术》）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的示范，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要是针对在他之前的西方早期小说的所谓不纯粹的文体特征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观念，不过对于文体的纯粹化这一提法他并没有把话说死，他的理论观念还是富于极大弹性的。但是他的一些观念却被一些后继者教条化了，他们正式提出，要求建立比较纯粹的小说文体，即小说文体要与其他经典文体有严格意义上的文体界限划分；与此同时，他们又规定了一些纯净的、撇开一切其他杂质的技术限制，如统一的视点(视角)、呈现而非叙述、客观化的表现等。当然这种理论总结对小说发展很有必要，但严格的教条势必会限制小说实践的进一步拓展。在这些理论观照的限制下，很多作家把自己的创作归于这条所谓的“康庄大道”，并遵从着“现实主义大道”的理论预设，不断为这一话语构架增添内容，最终完成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利维坦”。当年鲁迅就曾经劝告文学青年勿上此当，其中隐含的意思应当包含对这种小说观的强烈不屑与不满，而鲁迅的这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又从反面说明了这种观念在当时产生的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在具体的作家研究中，关于小说实验问题，只有少数的重要作家被大家所关注，好像整个)30年的小说实验完全是集中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甚至像巴金、茅盾这样的小说大家也不大被放在现代世界小说实验的范围内去思考，更不用说大量的“普通作家”与“无名作家”了。而我认为至少在现代文学的)30年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小说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小说实验，而且几乎是全方位、多角度、多体式的诸多实验，这也是同他们在现代生存中的困境与对其严肃思考紧密相连的。

关于这一问题，当然在一个不大的篇幅内不可能一一说清，现在我只选几个尤其不为大家注意的地方略谈一下。

比如巴金与小说实验的关系。巴金与广义的革命党小说（包括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的民意党人、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党人等所作的小说）有着密切关系。革命党小说并不像现在不少人认为的那样仅是极端缺乏艺术性的主义式的宣传品。属于这个范围的在中国20年代曾经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工人绥惠略夫》、《灰色马》等小说，它们在思想与形式上都有当时最为先锋的东西：在内容上，它们表现出的人的灵魂的深渊的深广黑暗，扭曲的现代社会中个体精神与肉体承受的巨大痛苦与自身的紧张与冲突，独异的个人与社会的扭曲抗战 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现代人精神突进的极致；而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也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作品具有让人战栗的效果，不仅是内容使然，而且也是特异的表现形式的必然效应。巴金的《灭亡》、《新生》颇可看出特异表达的性质来。应该说，巴金的小说与这种极具实验性的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注意与重视。

另外，一直被认为是革命文学或所谓典范现实主义创作的很多现代小说，实际上包含有相当多的20世纪小说实验的成分，这一点长期被研究者们严重地忽视。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造成这一状况的两点原因：其一，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0-30年代苏联小说的探索性），而这些创作恰为30年代的中国作家十分注意并曾广为借鉴，关于这一点有当时的大量创作与翻译可作证明；其二，这里存在着一个选本问题，据一些研究者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小说从发表以来，原作者对它们进行了相当频繁而巨大的改动，这些改动已经达到严重影响理解的地步了。

 三 

时至今日，对我所说的现代小说的“正统”的发展之路的研究再也不能被忽视了，我们不仅要从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总体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回到微观研究的工作中，切实地把这一研究的基石打牢。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必须摒弃原来对历史的极其简单化、谱系化的概括，应该把20世纪中国小说平行地放在西方（不仅是以西欧、北美为中心，还有东欧、北欧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甚至还包括日本……）小说的历程中，真正地把中国现代小说与西方现代纷繁复杂的现代小说的种种活动联系和结合起来，探讨西方小说活动对中国的渗透、影响，探讨中国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小说文本上独立的创造等问题，恢复现代中国小说原有的异常复杂多姿的历史形态。关于这一点当代史家已有广泛的注意，但对此的系统化的梳理工作——揭示现代中国小说的真实情状，研究那种简单化的小说理论谱系的建构过程与话语体系——还相当少，不过已有有识者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将有相当新颖的成果出现。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好而又相当有学术开掘潜力的课题。

以上我的看法必然是挂一漏万的观察，很多问题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如小说文体的中国实践问题——实验性的小说文体与中国固有文体间的渗透；异于现代西方的现代中国特殊的文化、思想观念落实到一种引进文体（这是立足于现代西方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重大区别而言）中时所必然产生的文体新的生长问题；以及古代文体观对现代小说的生成、实验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会使现代小说“传统”的真实情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当然也会使研究更接近真实。不过与单纯的影响研究相比，难度更为提升，所以我们的工作也只能先从可能解决的问题开始了，虽然这也有极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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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   逾

责编：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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