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余凡：别现代理论：“后焦虑时期”本土话语再造的新维度
别现代理论：
“后焦虑时期”本土话语再造的新维度*
余凡，《别现代理论：“后焦虑时期”本土话语再造的新维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摘 要：以本土性话语替代现代性话语是新世纪学术范式新变。本土话语再造是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大特征，是中国学者抗拒全球文艺同质化、西方化的自觉悖反，标志着中国学者理论原创实践趋于自觉。别现代理论是本土话语再造取得的丰厚实绩，其产生的学术坐标是“转型中国”的“始源性问题”。就学术史而言，从社会问题和文艺症候出发进行话语原创是新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别现代理论的建构既有利于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又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文化、文学、美学与哲学研究话语、研究范式的整体转型。对别现代理论的评价宗旨是：应建立在对价值立场及其具体形态清晰识别的基础上，而捍卫永恒价值立场是本土话语再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别现代理论；本土话语再造；“转型中国”；“后焦虑时期”；学术范式
引 言
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和中国学者自觉地由言说西方转向建构自我的主体性，自觉地从本土视角出发讲述本土、进行本土理论原创，这种依靠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立足中国当下新产生的社会问题和文艺症候而进行的话语创新即本土话语再造，文艺的本土话语再造是新世纪的“学术之新潮流”。本土话语再造存在着破与立双线并进的发展趋势：破除西方理论的霸权地位和独语性；建构属于中国且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话语。以中国性话语建构来应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建构起中国的话语场和思维场，这是对时代焦虑的解答，是对时代主题和文艺新追求探索的结果。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艺处于嬗变期，文艺的历时、动态特征占据主流。基于文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旦作家和学者把握住了这种历时、动态的特征，就是参与了文艺发展史的共建，甚至于参与了当下社会历史的共建。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2]是本土话语再造实践的典型，也是本土话语再造的实绩，该理论体系起引着新世纪学术研究的话语新变，未来该体系的完善又推动着本土话语再造走向更深层次。当我们以新的认知体系和评价体系来审视“转型中国”时，会得到更多新的启迪、生发更多新的见解。而这些新的启迪和见解又都共同服务于中国当下和未来文艺的新发展。
陈寅恪
别现代既是理论新体系又是学术新方法，更是未来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语境之一，体现出中国文艺甚至人文社会学科的新走向。别现代理论属于本土理论原创成果，别现代的产生又为本土话语再造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行之有效的实现路径。对别现代理论的创新路径进行探究有利于总结本土话语再造的经验和方法的具体面向。因此，笔者尝试从学术问题、资源、方法和意义四层次间的互动关系出发，探寻别现代理论内在逻辑和深层肌理，揭示别现代在文学批评和研究方法与目的上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研究所起到的资源与方法启迪作用，廓清与定位别现代理论讨论中的价值立场问题，并对别现代理论体系的扩容路径进行评价和纠偏。
一、别现代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后焦虑时期”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西方理论在推动中国学术研究从那种整齐划一的庸俗社会政治研究方法解脱出来、实现学术范式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艺研究新方法的引入打开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视野，使其作为“作者”的主体意识增强，人本主义立场、审美趣味追求和文化追求得以彰显。然而，当我们在庆幸西学东渐对中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思想新变的同时，不得不反思西学所裹挟的潜在性危机。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发展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中西方在价值标准上具有诸多“不可通约性”因素，开始质疑西方理论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源、方法和结论的有效性、普适性和合法性。西方经验与中国现象之间的冲突、龃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征用和单向度接受造成了西方“主义的喧嚣”和中国“主义的缺失”[3]的失衡现象。“西方方法遮蔽了本土经验，西方问题遮蔽了中国问题。”[4]中国文艺俨然成为西方理论的诠释与例证，中国学者俨然充当着西方理论的传声筒角色。以中注西使中国语境被忽略、被架空，以西方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又以西方理论作为研究结论，“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5]中国本土的声音被淹没，出现“失语症”现象。第二，“全盘西化和西方理论中国化所造成的悲剧性恶果中，最深的毒害莫过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和理论创造力的萎缩。”[6]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话语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以西方理论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来评判中国问题、中国文艺创作和研究。第三，中国学者满足于围绕西方理论打转的现象使中国学术研究整体性原创动力不足、原创成果匮乏，自觉的理论创新付之阙如。上述三方面就形成了中国文艺的双重困境，即本土话语淹没于西方话语之中的焦虑和中国理论原创能力不足的焦虑。除困境外，建构本土话语主体性还有着三方面的机遇。第一，西方理论的后现代性理论不适合于依然需要坚守启蒙精神、呼吁真善美的中国，这为理论话语重构提供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第二，全球现代性危机导致的话语资源重组，也为本土话语再造提供了契机。[7]第三，时代呼吁理论创新，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语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使得西方理论无法进行合理化解释。新世纪中国在物质和精神的某些方面的新变已然超出了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概括范畴，对其探索发现为新的及物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新可能。信息时代，中国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具有同样的理论创新契机。当下的世界已经处于新人工智能所关涉到的以新语言所组装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中国能够扮演的角色也是全新的。从思的延伸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这一新认知领域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并用该体系来观察世界，指导并规范文艺发展的新方向，改变旧的认知体系，这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新机遇。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问题域，使理论创新成为可能；困境和机遇更使得凸显本土话语地位、强调本土理论原创尤为必要且生逢其时。
于是，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当下，在文艺的同质化与异质性充满张力[8]的文艺语境中，如何葆有中国文艺的本土性和主体性，而非甘愿作为西方理论的“知道分子”而存在，为科学有效的本土话语建构谋出路，则是作为“时代眺望者”的中国学者日益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文艺话语发展的必然使命。建构生成属于中国、适用于当下并服务于未来的话语体系和立场标准，是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魄之所依、行之所归。理论原创在于揭示现象与问题，总结并提炼个体和整个民族在时代变迁中遇到的机遇、问题、困境和经验，这是原创的起点。而将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加以提炼并冠名化，对中国文艺中能够展现传统文化独特魅力的本土文化因子进行形而上的总结，建立起中国式话语规则，这是当下和未来本土话语再造历程中的核心任务所在。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经验、新体验等，是本土话语再造的“始源性问题”，[9]是话语再造的现实基础。“唯有以中国问题出发的理论创造才具有阐释‘转型中国’的广泛辐射力。”[10]因此，本土理论创新应当回到中国、回到当下、回到文本，并在“回到”的过程中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学者唯有把脉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以“本源性问题”为核心进行理论话语创新，才能寻觅到新世纪别现代中国的真理与本质，才能抢占并掌握阐释中国的话语权。
王建疆
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就在这种时代和文艺语境之中孕育而生。“别现代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其主张来自于主义的问题，而又建构问题的主义。”[11]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问题进行观审、凝视并进行形而上的总结，是形成有别于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话语创造的前提。别现代理论体系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自觉悖反，是中国作家、学者面对中国文艺的失语、焦虑、缺位等问题寻找出路的结果，是对本土话语原创理论掌握阐释中国问题的主动权的强调。只有聚焦时代问题才能产生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无语境、无条件、无关联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只有将理论安放于既定的位置，才能将其价值点亮。西方理论并非是普适性真理，“转型中国”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具有相较于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异质性，这是“转型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和研究的根本原因。新世纪中国出现的有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属性的新问题是别现代产生的背景，也是别现代理论的服务对象。
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产生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12]别现代理论的产生预示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进入新阶段：不再纠结于是否需要本土话语再造，而关注于话语创新的实绩应当是什么，以及中国问题阐释的话语策略和内部机制是什么；不再徘徊于中国在世界扮演何种形象、中与西位置如何摆放等问题，而转向对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形而上提炼总结与冠名问题；不再观照作为他者的西方，而将寻求中西对话的方式转到建构本土主体性上。更为关键的是，西方理论资源、西方翻译腔和西方思维习惯因被广泛质疑而得以降温；本土立场经验、本土文化传统、本土古典话语模式被重新审视。中国学术研究越来越重视本土性立场对问题、结论与意义上的导向作用，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作为资源方法的西方理论与作为价值立场的西方理论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拒绝轻易地将西方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结论的简单处理方法，更加自信地摆脱西方评价标准的束缚，以符合中国本土要求来进行文艺领域的创造。因此，笔者将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文艺领域所出现的由重视他者的评价转向到积极建构本土话语，并取得积极成果的这种新阶段、新变化时期称之为中西冲突的“后焦虑时期”。此时，中国文艺的西方影响焦虑固然存在，但这一整体性心态已经被部分中国学者淡化处理，中国学者明确地意识到建立起本土新话语才是化解中国文艺身份认同危机的唯一出路，比照西方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焦虑。这说明，“后焦虑时期”，中国学者在处理和透视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上更加理智和理性，所选择的新道路也更加科学合理，这是本土文艺主体性自觉的新层次。
在“后焦虑时期”，本土话语再造实践更能体现出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牢固地以社会现实——社会事件、社会问题作为文艺创作和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和出发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透视出中国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反思与扬弃。文艺思潮与社会启蒙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文艺反映社会现实的当下状态——社会现实形态和人的精神状况，社会问题期待着文艺的表达、呈现和呼吁解决。在“转型中国”的前提下，也唯有以社会现实作为来源，才能在理论创新上区别于西方现有理论成果。总之，对于别现代理论而言，社会现实是理论创新的话语来源，也是该理论创新的内在精神品质，更是该理论体系再拓展的驱动力。
二、别现代理论与新世纪中国学术范式的转型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化、追求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模式，也可以有中国模式。别现代理论是这种认识在思想领域的积极成果，也是在西方模式主导下的全球发展模式同质化、文化同一化越来越明显的情境下彰显中国特质的重要体现。当我们有意识地将建构本土话语作为进入“转型中国”、并总结“转型中国”经验的新途径，再以这种新途径作为看待中国问题的价值观念预设时，研究中国问题和总结中国经验的学术新范式就得以形成了。这是别现代理论对新世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别现代理论试图改变中国学者过度倚重西方理论这一积重难返的局面，进而唤醒中国学者的群体性原创意识。王建疆指出，“别现代理论体系”意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回答中国当下正面临的或未来可能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文艺症候的话语场和思维场。[13]别现代理论有着一整套新的总结时代规律的标示性概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与西方理论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话语规则，对中国社会属性的新总结可以改变对中国原有的认知惯习。其中，概念、术语、范畴的更新，得益于中国学者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变革，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整体性思路和走向，是具体而微的细部理论建构的基础。
不同的研究视角会发现不同的“风景”。本土话语再造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应以什么样的视角来考察中国问题、透视中国文艺。只有以区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新的认知视角来看待“转型中国”，才有望触摸到中国问题和中国文艺的本质。别现代理论试图建立起审视中国的新坐标，该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文化、文学、美学与哲学研究话语、研究范式的整体转型。“只有话语创新，才有可能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否则，所言所解都会被既有术语所束缚而难有真正的创新。话语创新要以中国现代性尚在路上、尚不具足的现实为根据，别现代的‘别’就在于对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分别上，‘别由此而产生理论张力。’”[14]换言之，别现代理论体系创设了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有别于西方的命名方式、美学风格和思维方法。文艺领域的跨越式停顿有利于思维方式和审美范式的更新与超越，即摒弃传统的思维惯性，推动思想理念的转变。别现代理论对中国社会的根本属性进行了不同于西方话语的科学规定，即当下中国所处的社会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元共存、异质互动的别现代时期，这就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艺的本质。“别现代”来源于对中国问题的发现，却又成为探索中国问题的有效视角。以“别现代”对新世纪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进行重新定性，阐明中国社会属性与西方理论之间的错位问题，这就动摇了西方一整套理论解释中国的绝对权威地位。而这种重新定位、重新命名对本土话语范式转型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本土化作为新世纪文艺主潮之一的语境下，在文艺的主题内容由模仿西方到重拾本土文化传统和本土现实的转变影响下，文艺的叙事伦理和批评伦理必定会随之出现新变。
别现代作为元理论、元话语，作为新的思想容器，其自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更是新的学术问题。“别现代”这一关键词的诞生是对时代问题回答的成果，却又生成了新的认知方法和新的学术课题。别现代理论为后续的理论话语创新打开了深广的言说空间，其建构路径蕴含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显示了中国学者对总结中国、阐释中国的话语权力的抢占意识。以别现代来切割西方理论，有利于中国学者停顿掉对西方理论的膜拜与学舌、摒弃西方理论陈规和旧话语逻辑对理论话语创新的束缚，使本土话语再造摆脱纷繁复杂、聚讼纷纭的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所规定的固定框架的干扰，以“别”为中心建立起新的、有别于西方的话语规则和逻辑体系，以此来解决中国出现的问题。以中国标准对中国的现象、问题、经验作出判断、提炼、上升，命名者是中国学者，命名对象是中国问题，这就保证了理论探索和话语逻辑的中国化，是具有“中国中心取向”[15]的研究方法在话语建构上的继承与运用。刘锋杰认为，在中国未来，“主义大大方方地出现，王建疆作为呼唤者，功莫大矣。”[16]凸显出王建疆在本土理论话语原创方面的先行者角色。别现代理论体系中，跨越式停顿、时间空间化等所倡导的话语创新理念契合了新世纪本土话语再造所强调的独立性、原创性和主体性原则，唤醒了中国学者对本土话语再造的关注、重视和认同。别现代理论激发了中国学者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热情，为未来多路径、多层次、纵深化挖掘本土话语资源提供了方法启迪，是未来具体而微的“中国性”理论细部创新的范例借鉴，起到了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指导和思维开拓启迪的作用，可以引发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增殖。这是别现代理论对学术范式新变的起引作用。
别现代理论是对当下时代呼吁“文化自信和理论创新”的积极回应。王建疆在别现代理论中以原创术语“别现代”总结中国当下的时间空间化状态，停顿掉对西方话语的过分依赖，寻求建立起自主性理论创新的自觉。原创的内涵有大有小，面对西方话语的充斥，能够按照中国经验发出自我声音，就是原创。因此，原创实际上有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最低标准是描述独特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真实而独特的个体命运和民族心理现状；最高标准是创造新话语，以属于中国的新理论总结并指导中国。“语言是存在的家”，唯有首先做好理论原创在语言和言语上的准备，并冠名化，才能够将纷繁复杂、散落四处的关于中国问题、中国现象和中国经验的思想之洪流收集、聚拢和凝定，使其不流逝或消散，使中国学者面对中国新问题、新经验的理论上升有了立身存身的场域归宿，而固定的场域又促进了理论创造的再次前进。这是别现代理论的内在精神气质，从其理论的包容性、开放性角度而言，这或许更是本土话语再造持续进行的最为稳妥有效的方式。
三、本土话语再造实绩评价的价值立场标准及误区
对于“转型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而言，本土性与世界性是互为前提而存在的统一体，二者的张力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动力。当本土性与世界性二者中的任何一面处于缺失状态时，必然会引发中国学者为之寻找解决出路：当文艺的世界性匮乏时，则积极向外汲取世界文化滋养；当中国性不足时，则向内“寻根”，进行本土话语再造。新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征与困境决定了本土化必然地作为这一时期文艺的主潮流。因此，对本土话语再造实绩的评价应充分考虑时代社会的新变语境和文艺新潮的发展趋势。在新时代语境下，是否能摆放好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的位置，是否能梳理并辨析永恒价值立场、西方价值立场之间的区别，影响着本土话语再造实绩的科学评价，更决定着本土话语再造能否持续前行。因为当我们面对中心议题时，有许多评价模式可以选择，有些评价模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得可以重复讨论，且结果不同，而一些评价模式则是评价的根本问题，具有不变性。价值立场问题就是属于中核的、根本性的问题。
明确地以创造新话语为目的的本土话语再造并非摒弃西方理论。相反，本土话语再造需要拥抱西方理论，将其视作再造的前提和基础，使其充分扮演学术资源和学术方法的角色。换言之，本土话语再造需要通过对中西传统资源的因袭继承和辩证扬弃来实现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把握。别现代理论是王建疆凝视、审思中国现象、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而获得的有别于西方的本土化思想理论结晶。在别现代理论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完备的古典语言表达和作为思想资源的西方理论共同服务于别现代体系建构，也共同服务于新的本土化理论的冠名与内涵范畴拟定。也就是说，本土资源和西方资源皆是本土化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思想资源，对别现代理论体系建设具有方法启迪作用。
那么，在中国，何以需要呼唤本土话语再造以反西方理论？西方理论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西方理论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资源和方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其作为立场与价值之际。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原则下，中国学者必须高扬本土意识、现代精神和主体姿态。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存自我、重构中国，防止西方理论对中国声音和话语的僭越。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是文艺的永恒尺度和普遍性真理，价值立场问题是文艺的中核问题，影响着本土话语再造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创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本土话语再造在问题设置和方法标准上可以是本土的，但在价值立场必须遵循世界性，“普世价值无中西，永恒立场无古今。”[17]王建疆也明确将其视为别现代理论体系的建构原则，强调应当“防止以别为由对共同价值的否定、遮蔽和改造。”[18]
南帆
然而，我们需要质问的是：在中国文艺所坚守的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真的是铁板一块的吗？其背后是否隐藏着抽象的西方价值和西方立场的预设？前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后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有三：第一，作为整体性、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立场标准的话语逻辑背后站着强大的西方文化逻辑、西方文化精英立场和西方意识形态；第二，中国文艺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光环所笼罩、中国学者的知识构成潜在地受西方话语逻辑的浸染甚至被辖制；第三，价值和价值的具体形态是不一样的，普世价值是一元的，而具体国家的文化价值表现却是多元的。这就显示出对价值立场的具体形态进行细致区分的重要性。区分价值立场和价值立场的具体状态关涉到新世纪本土话语再造的边界与限度，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知别现代理论的产生语境，也是科学评价别现代理论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南帆指出：“所谓的‘世界文化’或者‘世界文学’仅仅是一个虚幻的称号，这种称号的实际内容往往被某些发达的民族国家所劫持，成为它们的代言者，推销它们的标准和型号。”[19]这说明，当我们谈论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的现实形态则夹杂着诸多被有意或无意添加的偏见性因素。对于中国文艺活动而言，往往出问题的并非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和世界立场，而是作为中间模糊层面的西方立场。价值立场、审美趣味的差异，是中西之间无法合辙、无法自由地进行价值立场转换的原因，也是别现代理论产生的合法性缘由。中西文化交往的现实状况是西方理论不仅充当着中国文艺生产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法，更充当着中国文艺的价值立场。张光芒认为：“‘本土化’焦虑更本质的根源在于西方话语在介入中国语境时，不仅仅是输入学理，而且输入价值。如果只是如此，也许还不构成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要往更深一层挖掘，一方面，输入学理时重心在于概念化的学理，而另一方面，输入价值时重心在于抽象化的价值。”[20]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创新的阻力恰恰是西方理论在扮演资源和方法的角色之外，僭越地充当着中国文艺创造的价值立场，混淆了中西之间的区别与差异，忽视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西方价值立场左右着中国文艺语境，才有了20世纪90年代本土文艺的主体性焦虑，也才激发了新世纪以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践行本土话语再造。因此，当我们谈论价值立场问题时，警惕以西方抽象的价值立场来替代永恒价值立场，以便于为本土话语再造划定价值观边界与范围，这也为捍卫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地位与坚守普世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确保再造的科学性与全面性。总之，西方理论作为方法与资源是没有问题的，恰恰是立场与价值的设置问题上应当考虑以中国为中心。
为更好地审视中国问题、更好地进行符合中国本土问题特征的理论创新，需要中国文艺创新停顿掉对西方理论的崇拜，对西方理论进行祛魅，停顿掉对西方价值立场预设的惯性思维。当我们将价值立场进行具体区分后，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学者建立起立足于中国当下、服务于中国文艺的本土理论——别现代理论——并非是建立在否定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的基础上，恰恰相反，普世价值和人类立场是别现代理论体系建构、完善的前提和基础。本土话语再造与维护文学基本价值之间并不冲突，文艺的永恒价值立场追求是文艺领域本土话语再造的题中应有之义。
结 语
时代文艺新语境赋予本土话语再造以新使命和新内涵。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进行本土话语创新、维护本土文艺的主体性和话语权，这印刻着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精神。解除束缚是创造的开始，中国学者强调从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出发进行话语重构，摆脱“唯洋是从”的局面，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心。面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彻底扁平化、西方化的世界，需要不同的文化因子的加入，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别现代理论体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是中国学者为跨越中西文化冲突泥潭所进行的自觉的理论创造。该理论具有超越时代属性的特质，其作为思维方法，则对未来理论创新、学术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促进文学叙事伦理和批评伦理新变。中国学者在进行理论创新时，应当将西方理论作为立场、资源还是文艺的价值标准作细致区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国学术研究所处的困境与出路。别现代理论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西方理论资源接纳、对文艺永恒价值立场维护的基础上，并非对西方理论的完全否定。其所否定的是西方理论作为价值立场的情况，这是本土话语再造实绩评价的基本宗旨。庄子云：“道，行之而成”。展望未来，通过众多中国学者的学术钩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立场相结合的“中国性”理论必然能够熠熠生辉。
*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号：13ZWA001）中期成果。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项目编号：16JJD750019）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余凡，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电话：18257881906.
邮箱：410085003@qq.com.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2]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3] 王建疆：《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
[4] 张光芒：《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5]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6] 顾祖钊：《中国文论家：该换一种“活法”了》，《文艺争鸣》2013年第1期。
[7] 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周宪认为，“今天，全球正遭遇深刻的现代性危机，许多过去曾被认作放之四海而的价值、意义和伦理受到了严峻挑战，西方中心论霸权遭到质疑，全球化的普遍价值、意义和伦理的虚位引发了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与此同时，中国同样也面临深刻的现代性转型，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曾一度是本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随着这一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本土传统思想资源的本根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
[8] [美] 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8-535页。“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与文化异质化（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之间的张力”。
[9] 徐亮：《理论之后与中国诗学的前景》，《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
[10] 余凡：《论新世纪文学批评中的本土话语再造》，《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1] 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对夏中义先生及其学案派倾向的批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2] 在笔者看来，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孕育始于2012年发表于《探索与争鸣》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在这篇论文中王建疆就表达出中国美学主义缺位问题，该问题倒逼王建疆进行中国主体性的主义建设。缺乏属于中国本土的“主义”是别现代理论创建的最初动机和动力来源。
[13] 王建疆：《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上海文化》2015年第12期。
[14] 王建疆：《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5]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1页。
[16] 刘锋杰：《如何才能“主义”？——泸上三学人关于“别现代”的一些论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7] 张光芒：《评价当代文学：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立场”还是“人类立场”》，《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4期。
[18] 王建疆：《别现代:别在哪里?》，《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19] 南帆：《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20] 张光芒：《“本土化”的根基：当下问题与理论原创》，《文艺报》2018年7月13日。
总编：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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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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