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吴承学，翁筱曼：“岭南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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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学”刍议

吴承学，翁筱曼：《“岭南学”刍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0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某一特定文化区域为研究对象之学渐兴，涌现出徽洲岸、泉州学、上海学、温州学乃至潮洲岸等等以地域命名的学科。但笔者提出“岭南学”并非盲目追赶此潮流，而是为了顺应当前岭南研究的发展需要。

 “岭南学”的提法殊非笔者首创，在以往的文献记载中，或称“岭学”，或称“粤学”也有“岭南学”的说法。然而这些提法在当时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或者并无一个专门学问或学科的意识，或者地域过于局限，或者“岭南”仅仅表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与研究对象无直接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岭南学”并对此概念的内涵外延做出初步的界定，以明确其学科的性质。

一乡之人对家乡的体认和有意识地进行乡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以及评论的工作，历代士子对岭南人文历史风俗的记载，追慕岭南前贤而对先贤作品进行收集并代代传承，明清两朝大量方志和历代岭南文选、作家别集的编纂与出版，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尽管这些多是现象的记录、资料整理或评述性的基础研究，但已充分表明研究者对岭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孕育了“岭南学”研究，可谓“岭南学”之滥筋。  

专门学问的形成来源于研究，研究的过程也是学问形成的过程。本文正式提出“岭南学”之名，目的在于期望“岭南学”研究进入一个科学的、自觉的阶段。

一、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岭南文化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的相关文化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将岭南文献的积淀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为开展研究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岭南古代与近代文学、岭南方言、岭南宗教、岭南族群、岭南建筑、岭南经济、岭南近代史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这种基础性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毕竟只是岭南文化的分支，尚待理论的深化、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研究方向的引导。

有别于此，“岭南学”则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岭南文化研究是“岭南学”建构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总结与系统化。“岭南学”不是诸种“岭南文化研究”的简单合并，而需要理论的升华。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健设有助于将当前的岭南文化研究纳入到学科研究体系中，形成一股充满活力的研究潮流。

二、“岭南学’提出的可行性。提出“岭南学”，绝非概念游戏之举，也绝无哗众取宠之心。所谓“学”，只是指专门的学问。《文选》研究称为“选学”，《红楼梦》研究称为“红学”，是为专著之学;许慎研究称为“许学”，钱钟书研究称为“钱学”，是为专家之学。某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能否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并非由研究者的个人意愿或研究热情来决定，而取决于该研究已具备的条件和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岭南学”是否具备明确的具有独特性的研究对象?其研究价值何在?“岭南学”何以成“学”?

    “岭南学”所以成“学”，在于其独特的地域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孕育的独特文化。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文中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页聆南文化源远流长，漫长的岸线、五岭的阻隔，形成了开放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各个时期移民的迁入，加快并深化了中原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移民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地域色彩浓郁的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交融的个性在岭南文化的每个方面都打上了烙印。以方言为例，移民迁徙所带来的广府、福佬、客家三大民系的形成，使广东的方言分布呈现出多样和复杂的形态。这种方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广东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独特的历史地理人文特色。

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各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是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重要原因。岭南地区的文献与历史文化遗存，既直接反映着岭南的历史文化形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更为广阔的中国历史文化面貌。近代史上的岭南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诞生了一批站在时代前列、在政治、文化领域有卓越建树的领袖人物，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弥补史料的缺失。潮汕文化和珠江口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海洋文化的因子使岭南文化具有了与其他内陆文化不同的特点，作为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分布在岭南地区的重要港口在世界经济史上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页。在这个意义上，“岭南学”的研究便具有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岭南学”首先是作为地方学或地域文化学存在的，地域性的特征是“岭南学”的第一义，但其研究又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地域文化研究层面。

三、“岭南学”的界定。作为一个有张力、有弹性的概念，“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研究的深入，依据不同的学术观念，或受研究条件的影响，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个性和理解，对“岭南学”会有不同的阐述。随着文物和文献资料的发掘与利用，随着研究者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未来“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必将得到丰富和扩展，生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使这门学科更加丰富和活跃。

    当前对“岭南学’做出界定，可使研究者在基本概念上取得共识，明晰研究范畴。笔者以为，以岭南地区的历史人文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着岭南地区所开展的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建筑学、传统及现代工艺等人文与自然学科的基础性与综合性研究，均属“岭南学”的范畴。这一学科概念建立在地域划分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岭南独特的文化以及对岭南地域独特性的认同。

    这一定义包含了“岭南学”的三大特性:其一，地域性。这是对“岭南学”空间坐标的确定。岭南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本泛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历代行政区划都有变动。此以清末民初的广东省所辖范围为准，包括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的钦州地区。其二，文化性。“岭南学”以岭南文化研究为基础，包括对岭南地区具有特色的人文现象的认知，通过考察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背景、历史源流，对岭南社会文化进行全面的、立体的、客观的把握。其三，学术性。“岭南学”所涵括的诸多学科的基础性与理论性研究，决定了其学术性的本质。它作为一门系统性、整体性的学科，以寻找研究对象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学科本身的理论提炼和方法归纳为目的，这是一项长期性的研究工作。

四、“岭南学”体系的构建。“岭南学”体系的构建应该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相关基本资料的广泛搜集、整理并出版。新材料、新问题的出现，经常预示着新的学术生长点甚至学术潮流的出现;还要重视地下文物的考古挖掘、海外文献的搜求，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便利。其二是对各分支学科进行基础性研究，如岭南历史、岭南文学、岭南建筑、岭南方言等;同时还要提倡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和综合性研究。大量具有创新性、实证性的高质量基础性研究成果的出现，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其三是“岭南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升华和学说提炼。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岭南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阐释和对这门学科研究进行指导的理论研究，诸如研究对象、研究体系、方法论证等理论性的总结;二是在各个分支学科研究基础上进行总结、概括、提升的理论成果。这是“岭南学”学科体系的最高层面，也是建立“岭南学”的最重要的研究目标。以上三方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交叉进行、互相影响的，从而实现学科的整体发展。

五、“岭南学”研究的展望。古代的岭南，作为一个文化边缘区，一直得不到主流文化的关注，文化发展和学术提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近代的岭南文化尽管走在全国的前列，但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我们提出“岭南学”学科的构建，不仅是为了深化和开拓岭南文化研究，推动其步入系统化、理论性、整体性的研究轨道，而且为合理地开发岭南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强广东的文化凝聚力，加强对岭南地域文化的深度认同和深切体味，并以研究的热诚，树立起“岭南学”，的旗帜。

    “岭南学”的构建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经历代学人的努力，“岭南学”已有深厚的积淀。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的兴起，众多研究机构的涌现，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成果蔚也为大观。但由于此前的研究缺乏全局性的科学引导，研究成果与丰富的研究对象相比，学术空间仍然很大，许多空白还有待研究者去涉足。

    一个学科的构建需要多方面因素的配合，不仅需要具有研究价值、研究空间和研究基础，而且需要大批具有献身学术精神的高素质研究者投身到学科的建设和完善中来。若如此，假以时日，“岭南学”定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在以地名学的学科之林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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