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左鹏军：建构“岭南学”之必要与可能

建构“岭南学”之必要与可能

左鹏军，《建构“岭南学”之必要与可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伴随着近年国内多个地区地域文化研究的再度兴盛，已具有一定学术基础并酝酿着突破的岭南文化研究也有再掀热潮之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吴承学、翁筱曼发表《“岭南学”刍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正式提出了“岭南学”的概念并首次进行“岭南学”学科建构的理论探索，引起了学界关注。笔者以为，作为学科意义上的“岭南学”概念的提出,是颇有学术见地也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可能是将一般意义上的岭南文化研究提升到新的学术层面的一种努力，也可能是岭南文化研究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学术史反思之后进行新探索、寻求新发展的一种表征，也有可能带来岭南文化与学术研究的一次显著进步。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封面

(左：社会科学版；右：自然科学版）

从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当下文化进程的角度看，笔者以为提出“岭南学”的概念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探索、进行学科建构的努力，不仅是适时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可以说它反映了某种必然性。

一、建构“岭南学”之必要

“岭南学”的提出，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和逻辑进程。现代学术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一是学科交叉融通综合。现代学术发展的这种趋势既在一些方面与中国传统学术相异，又在一些方面与之相同。无论如何，有着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的学科概念的提出，往往是一个新学术领域被开拓和认同的起点,也往往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和逻辑进程。“岭南学”概念的提出就具有这样的标志性意义。

“岭南学”的提出，反映了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进展与内在要求。在广阔复杂的中国文化格局中,岭南地区一向具有许多显著的特质,岭南人也一向在本土文化与核心文化之间进行着颇有文化史意味的选择。古代且不论,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多位岭南籍人士与客居岭南的非岭南人士曾对岭南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并获得全国性认同作出努力,前者如梁启超、黄节、冼玉清、陈垣、岑仲勉、罗香林,后者如陈寅恪。在多年的岭南文化研究中,为某一族群或地域冠以“文化”之名者层出不穷,如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粤西文化、粤北文化、海南文化、港澳文化之类，不一而足；近年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一些原来以“文化”或“研究”称之者逐渐称“学”了,如潮学、客家学、白沙学、黄学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地域文化研究学科化的趋势。“岭南学”概念的提出同样反映了这种趋势,而且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岭南学”的提出，与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相呼应,共同昭示着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的自觉。我国人文学术向来多有以“学”命名者：有专家之学,如许学、郦学；有专书之学,如选学、红学；有以时为名之学,如汉学、宋学；有以范围命名之学，如甲骨学、敦煌学。外国人还有将研究中国的学问统称中国学或汉学者,甚至有直接把研究亚洲的学问统名东方学者。继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出现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之后，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有明显的再兴之势，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三晋文化、八闽文化、关东文化等。与此同时，以“学”称之者也逐渐增多，如徽学、闽学、楚学、湘学、蜀学、晋学、上海学等已被正式提出。“岭南学”的提出，具有与上述诸学同样的价值，同样是地域文化与学术寻求突破、深入发展的愿望的体现。

“岭南学”的提出，与当下的文化建设目标和发展方向相一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人文学术总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介入社会文化现实，以学术的方式参与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文化的呈现方式总是具体的，文化建设的历程也总是具体的。地域文化研究经常以比较中观、比较明显的方式直接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从而对整体文化建设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或者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都离不开富于地方特色和学理依据的人文学术的支撑。历史经验证明，缺少了丰富文化品格、深厚文化底蕴的时代精神总是苍白无力、不能持久的，人文学术正是以其无用之大用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作出贡献。“岭南学”的提出实际上与岭南地区当下和今后的发展进步关系密切，它也必将承担起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使命，其意义不仅仅是纯学术的，而应当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

因此，可以说，从学术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建构“岭南学”是必要的。

二、建构“岭南学”之可能

“岭南学”的概念是清晰的。一般所说的“岭南”,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从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正统文化立场对五岭以南偏远甚至蛮荒之地的一种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称谓；一是岭南人对自己所处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的一种由不情愿到情愿甚至自得的带有文化立场意味的表述。“岭南”从他者到自我的文化含义与意味的变迁是复杂漫长的，千百年来其行政区划多有变化，岭南与周边地区、与正统文化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它所指称的五岭以南广阔地区的地理范围的轮廓总是清晰的。而“岭南学”之“学”，所指当然主要是以人文学术为核心的多种学科，也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部分学科，它应当是一个以人文学科为核心的具有开放性特点的综合性学科。近现代以来的多位学者曾对岭南予以特别的关注，刘师培论南北学派的不同，曾经标举岭南学派；汪辟疆论近代诗派与地域，也曾专论岭南诗派；对故土饱含深情的岭南人梁启超在论述中国历史地理时，曾特别标举四川和广东，指出广东背岭面海，地理环境特殊，与中原距离遥远而得以交通海外，广东人特性明显，言语习尚均与中原明显不同。

后来还有多位学者对“岭南”的概念进行过界定，逐渐使之成为一个内涵与处延明确、逐渐获得广泛认同并具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概念。

“岭南学”的重点明确。岭南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活动于此；汉代南越国的建成，逐渐形成岭南气象。至唐代曲江张九龄身居丞相高位，开通梅关古道，使岭南与中原交通空前便捷，对岭南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认同起了关键性作用；而韩愈被贬阳山和潮州，把中原文明携带到了岭外。宋代更有大批文士官员被贬谪到岭南，他们以一己之困厄带来了岭南文明开化的福音；同时，以余靖、崔与之为代表的岭南人士的异军突起，应是岭南文化兴盛的先导。明清时代的岭南，人杰地灵，文化学术渐盛，哲学、理学、经史、政事、文学等领域都出现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原人士与主流文化学术的认可接受。晚清以来，岭南文化全面繁荣，成就空前，出现了一批融通中西、先知先觉、领时代风骚、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而澳门和香港的兴起，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现当代的岭南，也经常是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从岭南文化与学术的实际情况看，“岭南学”的重点，以时代而论，当以其核心时代为重点，即当在唐宋至现代之间，在此基础上兼顾其他时代；以学科门类而论，当以人文学科为重点，适当兼顾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门类，使其获得应有的综合性特点。

“岭南学”应运用科学的理论和可靠的方法。在理论上主张以宏通的视野和博采众长的气度，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有效借鉴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建立牢固的学科理论基础。可以运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观念与范畴，也可以运用外国的理论观念，重要的是选择和运用最有效的科学理论进行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在具体方法上，应当继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如经史、舆地、方志、小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兼得义理、考据、经济、辞章之所长，也可以运用外国近现代学术方法，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语言学、民俗学等，最理想的境界是能够自如地综合运用古今中外多种学术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最有效的研究考察，达到古今融通、中西合璧的境界，实现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岭南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当具有开放兼容的特点和更新进取的机制，这是保持其学术生命力和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这虽然是一个难以完全实现的目标，但是不可以不怀有这样的理想追求。

“岭南学”已有一定的学术基础和较完备的学术队伍。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基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原始文献，经过多年的积累，岭南及有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已达到一定规模，近年更有重要的出土发现和重大文献整理工程的开展，这是“岭南学”有可能成立的最为重要的学术基础；二是研究成果，这是学术史历程的展示，也是前沿学术水平的标志，对“岭南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多年来岭作，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学术队南学术界及有关学者已经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伍的角度看，多年来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层次高水平学术人才，特别是文史哲等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很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建构“岭南学”学科的角度看，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在学术基础和队伍建设方面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还不能满足岭南学术建设、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学术基础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足够重视。

可见，从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角度看，建构“岭南学”是可能的。

还需要说明，“岭南学”的提出是基于先辈与时贤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思考，也是由于当下学术机缘和文化环境的触发，目前主要还是一种学术构想，尚处于探索和建构的初始阶段；专门学科意义上的“岭南学”的正式确立还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左鹏军(1962-  )，男，吉林梅河口人，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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