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郭海军、谢镇泽：从边缘到主流——进行时态中的新市民文学论纲

从边缘到主流

——进行时态中的新市民文学论纲

郭海军、谢镇泽：《从边缘到主流——进行时态中的新市民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1980年代以降，随着深圳等经济特区城市的成型和发展，一种新的现代都市文化渐渐凸显出来，形成了迥异于中国传统城市的观念场域和生存空间。在这种场域和空间里，一个新的移民群体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在晚近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转变为新市民阶层。这个由“知识精英”、农村打工青年、“下海”经商者等组成的移民群体，最早出现在深圳，而后从深圳延伸到珠海、广州、东莞、惠州等广东各城市，再从广东扩展至全国。生成于广东的新移民阶层从传统乡土走进现代城市、从农业文化迈入工业文化、从“他乡”转为“我城”、从新移民变成新市民，万千脚迹踏出的是中华民族经过四十年的努力进入“新时代”的奋斗路途。其中，以实时性和现场感描述新移民阶层纵向发展心路的文学表达，即为“新移民文学”向“新市民文学”的转变历程，也是从边缘文学形态走向主流文学形态的发展过程。

一、新市民文学的“新”

       新市民文学源自新移民文学，是新移民文学的演进延伸和自我壮大。其过程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和发展，即由新移民阶层到新市民阶层；二是新的文学形态的相应出现，即从新移民文学到新市民文学。爬梳这个过程，最需要正视和解析的是新市民文学的“新”。总体上看，“新”的含义如下：

       第一，新的时代。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选择。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共产党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姿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和格局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经验，确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路径。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文坛各类“新”层出不穷的现实基础。由此，中华民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工业化社会转型，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正式到来。这是新移民文学演进为新市民文学的历史背景。

       第二，新的创作主体。随着国家在自上而下酝酿社会转型首先是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出现，为新移民阶层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移居特区的“知识精英”群体，构成了新移民阶层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群体。其在价值观和生存观层面的逐渐转变，对整个新移民阶层的思想认知与情感诉求起到切实的引领作用。其次，庞大的“打工”群体进一步促进和稳定了新移民阶层的固化，也成为这个阶层的主体人群。在“离乡→进城”的过程中，打工者经历了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精神蜕变。“现代化”这一纵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词语，内蕴着社会形态、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渐变的丰富意涵，其辐射力和影响力也开始由经济特区向沿海其他城市和广大内地扩散，并逐渐构建起传统中国人新的生活意识形态。新移民阶层经过巨大的思想与情感蜕变，与也在转变中的传统城市的原住民，在现代城市这个新的空间里汇合，形成全中国范围内正在成长中的新市民阶层，也即新市民文学的创作主体。这是新移民文学演进为新市民文学的现实基础。

       第三，新的主题表达。从早期形态的“打工文学”、阶段性形态的“底层写作”到当代性形态的“城市文学”，再到新时代形态的“新市民文学”，这种阶段性文学形态的递嬗，一直与特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观念转型处于同步映照状态。深圳在四十年里，已经成长为一座明显区别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现代工业都市，成为中国工业化转型的实验和探索之地，也代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走向。而新移民阶层亦在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上，与这座现代城市共同成长。他们在物质、制度、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对正在成型的现代城市文化从拒斥到接受再到融入的精神蜕变过程，已通过多元样貌的文学书写，生动形象地显现于自新移民文学到新市民文学的创作进程中。随着转型的逐渐深入，此间的从传统乡土到现代城市、从他乡到我城的思想认同与情感融入，也即从新移民到新市民，在经历了怨怼、质疑、迷茫、痛苦、希冀、反思等之后，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情感转型史。这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出现的一个全新主题，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从自我内部多方位立体化“破旧立新”以求更好发展的艺术存照。

       第四，新的美学风貌。在新移民文学向新市民文学演进的过程中，一种新的艺术品质始终含蕴其中，所现美学风貌鲜活独特。这就是与急速推进的社会转型现实同一节拍的实时性和现场感，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置身于同一时空和同一事件中的即时性艺术品相。首先，“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等阶段性的文学形态一直在本能地对应着社会转型的时代现场，以鲜明的形象刻画出在各种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之外，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的特殊心路历程。其次，新的创作主体展现出新的写作姿态。一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1）的“打工文学”作者，他们既是自己作品中的关注与感受对象，又是自我生存的见证人和描述者，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自我个体生存权益和生活诉求集体发声的创作群体。二是“打工文学”之后，因时代发展与个人境遇的变化，创作主体开始放弃乡土质疑和对抗城市的视角，逐渐以城市主人也即新市民的姿态书写生存现实，其中的自我形象明晰鲜活。再次，在新移民文学到新市民文学的各阶段性艺术形态中，自始至终灌注着一种坚定的道德意识和人生精神，具体表现为正义、持守、坚韧、责任、理想、追求等，这是转型期内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化展示，也是新时代到来之际中国特色社会发展的恒定特性，值得特别关注。

二、新市民文学的特征

       从新移民文学的发生到新市民文学的浮出地表，此间各形态动态演进路径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具有清晰鲜明的个体特性，充分彰显着这一发展过程在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的特殊位置与独有价值。这种个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广东性

       在新移民文学向新市民文学的动态演进中，一直贯穿着鲜明的广东性（地域性）特征。没有深圳等经济特区，就没有广东乃至于全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成型于特区城市的新移民阶层，就没有“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不同阶段的新移民文学形态。理由在于：

       一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试验开始于深圳。如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革新，吸引了大批专业人才和数量庞大的打工者群体，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移民潮。随着深圳社会转型的深入和成功，越来越多的移民者汇聚于特区，并由深圳、珠海扩展到广东各地城市，再延伸到全国，新移民阶层就此成型。新移民阶层早期面对的是新的社会发展观念、新的道德观念、新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新的审美观念的冲击和震撼，由此开启了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市再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观念转型过程，这也成为早期新移民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指向。

       二是新移民文学的第一种形态“打工文学”诞生于深圳。1980年代中期后，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涌入深圳，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也成为新移民阶层的主体人群。这些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的打工者，在早期“进城”过程中产生的心理上的紧张、失落与困惑，精神上的痛苦、焦灼和愤怒，以及种种与生活期望和梦想相悖的生存状态，都成为“打工文学”艺术表达的原始动力和基本题材内容。以1984年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为开端，从深圳肇始，“打工文学”逐渐向广州、东莞、珠海、佛山等地扩展。至新世纪之交，“打工文学”已形成全国性影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与肯定。在“底层写作”形态的发展过程中，被公认为代表性文本的是中篇《那儿》和长篇《问苍茫》，深圳移民作家曹征路也因此被界定为“底层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说明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写作”仍然发源于深圳。实质上，“底层写作”源于“打工文学”，是“底层写”向“写底层”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快速社会转型引发的“生存阵痛”从深圳从广东向全国蔓延的文学化反应。

       三是氤氲在新移民文学创作文本中的“粤派风情”。在现实生活层面上，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前沿的广东，无论是经济形态、人生观念、道德标准还是生存方式等，都对当代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从南向北的“时尚性”引领，很大程度是借助文学实现的。在新移民文学文本中，不仅有对岭南自然风物的生动书写，更主要的是对广东人的群体性格、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地域文化特性的形象描述，以及在新的文化转型中敢于面对、勇于改变的强韧心态和行动。对比小说《大路上的理想者》中的吴为和《你不可改变我》中的孔令凯，后者的超前意识和人生进取观念尤其值得敬佩。

（二）阶段性

       从文学形态自身的演变来看，随着工业化社会转型的深入，新移民渐变为新市民的历时性、动态性过程在创作文本中的形象展现，已历经三十余年，其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

       第一个阶段是从“打工文学”到“底层写作”，成为社会转型渐进性发展的艺术化印证。从创作层面上看，“打工文学”到“底层写作”是“底层写”向“写底层”的扩展，实质则是工业化社会转型运行至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规约使然。社会形态的基础首先是经济形态，但在国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酝酿阶段和实施初期，还没有建立起合理有效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也缺少健全的法制保障，加之远未形成公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在向“钱本位”的市场经济形态转变过程中出现道德滑坡等现象在所难免。1992年，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是市场的“钱本位”和“官本位”结合，“权钱联姻”在国企改制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怨。对应上述社会转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各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就催生了1984—2004的“打工文学”和2004到2010年前后的“底层写作”。201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成为深圳等现代工业城市的新市民，诸种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或有效缓解，“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也随之完成了各自的客观使命。

       第二个阶段是进行时态中的“城市文学”和“新市民文学”。当工业化社会转型初步成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全面实施并进一步巩固之时，中国社会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促使新移民阶层及城市原有居民，去思考和实践怎样生活和追求什么样生活的问题。这种进行时态中的思考与实践从深圳等特区城市开始，再到广东到全国，从1990年代中期直至今日。按照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发展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届时，“城市文学”和“新市民文学”也必然像“打工文学”等一样，作为特定时期的阶段性文学表达而成为历史性概念。

（三）现代性

       由农业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的转型，就经济形态来说，是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转变；就文化形态而言，是由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与农业经济相对应的是等级观念、宗法家族观念、乡土观念、自给自足的土地意识等，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是平等观念、契约观念、竞争观念、个人自由观念、社会公正观念等。二者之别，即为“传统”和“现代”的基本差异所在。相对于早已完成工业化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古老中国自近代才被迫在一定程度上觉醒，在知识精英群体中开始了以人为本、肯定个体生存价值的思想认知、精神探索和情感表达。但出现在五四新文学中的这种现代性主题指向，是零散和碎片化的。只有到了20世纪末的“新移民文学”，这种现代性才获得较为全面的、历时性的展现。

      整体考察新移民文学到新市民文学三十多年的演进历程，可见上述现代性意涵主要有三。一是新移民文学自“打工文学”开始，就已经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转型的强劲脉动，并在对这种转型的同步书写中，完成了从社会转型初起到取得阶段性成就的侧重于人的精神与情感层面的文学性记录。二是从“打工文学”到“城市文学”，历时性地表现出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个体生存价值和欲望诉求的公众认知与社会认可过程。三是从建国以来当代文学关于国家、民族的宏大理想叙事，回到对城市普通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描述。这些贯穿于新移民文学向新市民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的现代性主题指向，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同期的其他文学形态，都罕见或没有。

三、新市民文学的价值

       就广东新移民文学已有的创作实绩和“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发展历程看，“新移民文学”和“新市民文学”两个命名，既可以涵盖其形态内涵和实有演进状态，也能够予之较为准确的史学定位。因为，“打工文学”强调的是新移民阶层中数以千万计的打工群体的文学表达，“底层写作”则是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向转型期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人群的生存现实进行更深入更广阔的艺术掘进。两者在面上分界清楚，内里却是递进和延伸，即创作主体身份和范围的扩大——由打工作者扩大到知识精英作者、从广东一省扩展到全国。但不论身份与范围怎样变化，这些创作者关注和书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生存现实。

       “城市文学”是另一被广泛使用的形态命名。这个出现在1983年的概念，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依然语焉不详。这与评论者和作者难以辨清或较少缕析社会转型的实际发展状态相关。不少研究者没有把握到或者忽略了“城市文学”与“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的内在承继关系，没有意识到所谓“城市文学”实质上应该是新移民阶层从“他乡”到“我城”转变的文学化反映，也即表面上是身份的改变，实际上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转型。此时的“城市”，不但迥异于农业社会里的传统城市，且已成为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新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空间。但在已有的名为“城市文学”的许多创作文本中，这样的现代城市并不存在。感于此，《特区文学》1994年1期发出“新都市文学”的倡议，尽管该命名已注意到城市的“新”“旧”问题，响应者却寥寥。其中固然有难辨现实真相的困扰，但命名的准确度也是原因。因为“城市文学”包括“新都市文学”只着眼于空间层面的“城市”与“乡村”的对举和对立，对现实发展的认知还停留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因而忽略了人的“现代化转型”已难再囿于城与乡的空间限制，所以如此区分并不符合社会转型运行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时的具体实态。其他如“新乡土文学”之类的命名，均囿于此种思路。

       但需要肯定的，是1994年9月《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联合举办“新市民小说联展”，两年后《上海文学》再次作了倡导。虽只强调小说，但对中国社会转型现实和文学发展态势的把握可谓独到和准确。“一个新的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正在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而“‘新市民小说’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后，社会生活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变更在一部分作家审美情感与文化想象力范畴内的反映；它表明一部分作家已开始站在现代都市文明的立场”。（2）尽管“新市民小说”在彼时并没有形成创作规模，却道出了新移民文学向新市民文学转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发源于广东的新移民文学，在经历了“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阶段性形态的发展后，正在向新市民文学转变。这种转变，立体地呈现出中华民族进行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化国家四十年来的不懈努力，也是新移民文学由广东一地走向全国、从边缘文学形态迈入主流文学形态的过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移民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新市民文学则正处于进行时态。在今后社会发展中，最迫切的议题之一是人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中华民族未来进步的重要方向，也是进行时态中的新市民文学必须承担的艺术责任和时代使命。

注释

（1）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第44页。

（2）见《上海文学》1994年9期《“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1996年9期《再说“新市民”——编者的话》。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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