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孙博：中美文化背景下谈《中国芯传奇》

跨界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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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5日，文学院“珠江人文讲坛”系列报告第五十五讲、跨界创意文化系列讲座第六讲“中美文化背景下谈《中国芯传奇》”在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举行。主讲人是加拿大华人作家孙博，现任加拿大网络电视台总编辑、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出版长篇小说《回流》《小留学生泪洒异国》《茶花泪》《男人三十》以及散文集、剧本等十多部。讲座由凌逾教授主持，博士后徐诗颖、部分硕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开场

凌逾：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加拿大网络电视台总编辑、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孙博老师，大家热烈欢迎！他先在上海师大留校工作，后来出国。他的太太余老师是中山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我们也热烈欢迎！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非常优秀。今天孙老师要讲他五部长篇小说中最新的一部：《中国芯传奇》，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正酣，他和曾晓文老师即时写了这部非常应景的小说。孙老师还有部长篇小说《茶花泪》已翻译成英文，也将于今年5月份出版，同时推出中英文两部大著，真是难得。孙老师能来也非常难得。希望大家准备多一些有亮点的问题，我们在跨界太极公众号会推出演讲和问答实录。现在大家欢迎孙老师！

孙博：非常感谢凌教授！我也是师大生，上海师大毕业留在学校，后来出国，已在国外待了28年了，对海外生活有些经验，但我们每年都回国一两次，所以国内国外两方面都有点经验。我即将出版一本新书叫《中国芯传奇》，你们看到的是样书，给我校对用的。这本书这两天已经在开印了，估计5月中旬就在全国各大书店出售。18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茶花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来台湾生智文化出版社出了中文繁体字版本，今年由孙白梅副教授把它翻译成英文版，420页，25万字，翻译了整整一年。5月15号将在美国亚马逊书店以及书店亮相，还要参加书展。今天我这个讲座，大家不要拘束，我就喜欢跟年轻人交流沟通，我这辈子做过两个工作，一个是大学老师，另一个是新闻工作。我喜欢和学生打交道，面对的人都是20来岁的人，仿佛永远年轻。我做新闻工作也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我的心态比较年轻。

一、我怎么创作《中国芯传奇》

——兼谈中西文化差异

今天我们的交流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讲《中国芯传奇》，然后我们再顺带讲讲英文书，主要讲怎么从中文书变成英文书，这当中有很多故事，还牵扯到中文书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年了，中文书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到底怎么个走法？我这次试验了一下，走的过程非常痛苦。但是最后就像生孩子一样，英文书的孩子将于5月15号在美国上架。

先讲讲《中国芯传奇》的写作背景。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前一阵子的华为事件、中兴事件都成为热门话题，芯片也作为热搜词出现。很多媒体报道说，中国人是做不了芯片的，到至今为止也不会造芯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联想的创始人之一倪光南教授，是一位80岁的中科院院士，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后来离开联想到科学院去从事语言和电脑研究。几个月前的中兴事件后，他写了文章，说要澄清几个概念。其一，中国人是能够造芯片的，不过我们的技术差一点。在手机的芯片和微电脑的领域，我们比美国落后4到5年。有的领域我们和美国、日本是旗鼓相当的，特别是卫星的芯片，我们的技术是高过美国的。其二，芯片分两个部分：设计和制造。中国人的设计部分并不差，短板就在制造，它需要好的机器，精密度要求非常高。所以日本、韩国、台湾制造芯片的技术都比大陆要好。大陆很多芯片设计好后，就拿到台湾去制造。从这个板块来讲，我们制造芯片的能力要比美国落后8到10年。但是我们还是有能力造的，也有不少公司定中国的货。这些都是现实前提，否则我这个书写就没意义了。尽管长篇小说是虚构出来的，但也要有基本的事实在那里。

这本书主要讲中国第一代芯片是怎么诞生的，讲中国制造芯片的艰难过程，其中凝聚了很多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这部书20多万字，能讲三天三夜，今天用半小时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自己会画画，因此哪怕写一个1500字的微型小说，我也是先画图的，看故事呈现出来是怎样一个结构，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四边形，有的是多边形。很短的微型小说是双边型的，但是微型小说还要用一些技巧，比如说“翻三番”的理论，每500字一个波折，那么这个小说肯定是能够发表的，1500字里面三个转折。有个微型小说作家叫孙方友，跟我同姓，已经过世了，他就提倡微型小说“翻三番”的理论。长篇小说20多万字，更需要一个架构，这样写的东西才会比较严密。当然我在这个作品中不会讲三角形，只不过它的线路是这样布置的。这是三角形的底边。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叫科维公司。然后右手边是外资企业，就是美国SVT的北京分公司。20年以前，电脑或者手提电脑，在北京、上海、广州市场，就是民营企业和外资分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民营企业也代理了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品牌，这形成一个争夺市场──与狼共舞的时代。然后海归企业进来了，与民营企业之间就比翼双飞了。海归企业的老板和民营企业的老板是清华大学同班同学，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进来之后把与狼共舞的局面打破了，形成三足鼎立局面，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商战布局。在这布局里面，在每个公司老板之间、他们的恋人、妻子之间又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若没有爱情，小说不能成为小说，人肯定需要爱情、婚姻的。一部小说讲几十年的生活，怎么可能没有爱情婚姻呢？这个故事架构就非常清晰了。我记得大学时代评论《红楼梦》，我说太难了，那个故事复杂得不得了。我们大学的《红楼梦》研究专家说很容易，做人物关系表就可以了。

这样，整部小说就是双线：左手是商战，怎么研究中国芯片？从Made in China到Create in China，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右手是情感线，情感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就可读性来讲，感情这条线，普通的老百姓更加喜欢看；怎么研究芯片这部分，知识分子、大学生就比较喜欢看。与我合作的曾晓文女士是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在美国又拿了一个IT硕士。我为什么与她合作？因为这东西不能写错，当中牵涉到很多技术的东西。前天有老师问我:我们是怎么合作的？其实这是很容易的。现在好莱坞出产的作品都是团队合作，有好几个编剧合写。香港的TVB也早已实行好莱坞模式了，一部30集的电视剧也有好几个编剧。我和曾晓文通力合作，先将故事结构画出来，人物之间什么关系？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几个？谈好以后，其中一个人根据我们交谈的内容拟一个千多字的大纲，然后我们就分一条线，每个人写一半，写好以后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微信、电子邮件非常方便联系。最后从头到尾捋一遍，统一语言风格。我比较擅长一些比较大的主旋律题材。另一个作者曾晓文比较擅长写情感戏，女性比较善于描写比较细腻的情感戏，而且她还有IT方面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合作。

我讲完了第一个部分，现在请大家来提问。新媒体时代强调互动，一个人讲半天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大家不要拘束，随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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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颖：孙老师，假如您有意愿把这本书改编成影视或者其它形式，那你们会继续这样合作还是分开？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改编，您期盼的愿景是怎么样的？

孙博：关于这本书，肯定要继续合作。影视改编一般是对方公司找你谈，写小说可以一厢情愿，自己关起门来写。影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对方的公司来邀请。作品要改成影视作品，当中的事情太多了，你自己是把握不了的。国内第一部海归派长篇小说《回流》是我十多年前写的，我把版权卖给了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然后和他们的制片人、投资人也一起讲了我的创作理念。因为我那时候还在报社工作，我说我没有时间做编剧，跟你们讲我的创作理念好了。后来我回去两个月，也没开拍。到现在超过十年了，也还没开拍……没有开拍的原因是资金不到位。现在拍一个戏最起码8000万到1亿，资金不到位。还有可能找的演员人家没有档期。本来要找明星主演的，我的戏里面的主演肯定要会讲英文。好了，最后一选选到现在。但是我版权卖给他们了，那就不管了，所以这种东西成功的几率基本不高。咱们能看到《都挺好》等电视剧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拍出的影片只有一部分能够播出。原因一个是政审没通过，一个是专业没通过。比如我这是关于IT的，我要过两关，一个政审，一个IT的专家，中国顶级的IT专家来看片子，看有没有乱写。还有市场因素，前几年抗战戏热，都撞车了，就没得给你播了。一不播，你这个片子压在那里，就是8000到1个亿，一家正常的影视公司，有两部片子压在那里，就要倒闭，因为需要两个亿周转。所以大家看到的电视剧能够出来，都是比较好的电视剧。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Market，他们是怎么走市场的，这是另外一门学问。所以说这东西自己很难控制。通常影视改编是对方公司来找你，然后再去合作，再按照对方公司的意见，他认为应该怎么改、你这个故事还要增加什么东西，只有听他们的。作家“触电”虽然说有成功的，但成功的不多。因为能够写小说的作家个性都比较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太可能妥协。关于这本书以及延伸产品，我肯定还会跟作者曾晓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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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逾：孙老师，我也请教您一个问题。在中国古典诗词或小说中，较少涉及科学话题。新时代我们国家发展很快，文学创作开始渐渐涉及高科技题材，这属于新时代的新课题，因此写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难题。想问一下您遇到了哪些难题？怎么来解决？

孙博：当代社会网络发达，找资料很方便。我的合作者曾晓文是学IT专业，美国硕士学位，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查太多资料。我们的作品设计得很巧妙。当初芯片制造是一个公司要花十多年功夫，就哪怕你手头有专利，还要研究好多年，从设计好，然后再生产出来，到我们手提电脑里面或者手机里面用，需要十多年的过程。那么通常一个公司不可能就是只为了一块芯片，一个产品的。当时我们采访了中关村很多公司，后来采用了其中一家公司的资料。手提电脑的密码锁，现在我们很容易，用指纹密码。但十年二十年以前的手提电脑里面有个密码锁，技术是很高端的，而且是放在军事方面用的。我们写的那个公司，当初研究的是密码锁，密码锁里面还分几个档次。该公司以基本的工作来养研究人员去研究芯片，研究芯片就相当于办网络一样，是砸钱烧钱的，你钱花进去几千万了，但是不一定成功的。验证成功了，你就发达了。很多公司才研究一半，人家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已经出来了，那你十年的钱就是白砸，非常痛苦。为了把这本书写好，我们两个作者到中关村去体验生活了三次，加起来三个礼拜。虽然这是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但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讲过，你一定要写得像真的东西一样。特别是写当代题材的，人家看得好像是真的，才算成功。所以我写的东西，很多朋友讲：这东西你不是写的某某公司吗？你这写的什么公司？我说：我们都采访过，但是我们写的公司客观是不存在的。这是文学的典型化，可能我们采访了十几家公司，但把这些故事全部放在一家公司身上。

为了体验生活，我们早晨跟IT公司的CEO上班，到他们家门口坐上他的车子。有的CEO他自己开车的，有的是有驾驶员的，我就坐在他副驾驶位。我就看他怎么上班？他们通常拿个手提电脑，一到办公室，打开放在这里，或者有的人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他马上接一个大的屏幕，把手机电脑连接屏幕，然后他们的秘书送一杯咖啡上来，或者他自己泡咖啡。然后他会上网5分钟，查e-mail，主要看生意方面的内容，简单的回复一下。他的秘书就跟他讲工作行程安排，上午有董事会，我就参加他们董事会，下午有市场人员会议，或者有客户来访，我就在旁边听，听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公司里面故事很多，这样就可以拿到第一手资料。晚上我也跟他回家，看他跟太太、孩子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假设一号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故事，正好是跟一个海归CEO回到家，他太太就发脾气，他反倒无所谓。我们采访他，他说儿子读书没有地方收，因为从国外回去不懂中文，你一去到这个班，把人家班上本身85的平均分拉到70分了，所以人家都不愿意收孩子到他们班里面来，找了好几个学校不愿意收。然后通过朋友去找学校。还牵扯到这个小孩子不懂中文，和同学怎么沟通？所以我们把女主人公设计成一个北大心理学系毕业的，然后到美国去读书，拿了教育学的博士，跟老公一起回中国创业。她办国际学校，首先把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解决。这个设定的的灵感就是从现实的故事里来的。所以女一号就是回到中关村办了一个国际学校，首先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去。我们去到国际学校采访，校长说我们当初办也是为了海归，未来还有很多海归孩子，没有学校上。所以这个学校就变成海归子弟的国际学校。他们的国际学校，和我们通常概念上一些中国家长送到的国际学校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份本来就是美国加拿大的。我们去学校里采访这些孩子是怎么上课的，发现完全是美国加拿大的一套。上课没什么要做的，就在那玩，那里的小孩是真开心。我的两个孩子在加拿大长大，他们是没有应试考试的。加拿大没有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也没有高考，就是凭高中最后两年的成绩，严格来说就最后一年成绩，你选六门功课的最好分数平均分一下。如果你是学理工科的，数理化你必须要有。而且无论文理，你数学和英文是必须要有的。这已经占了两门了，然后学理工科的，加上物理化学。你学商科的加上经济学或者是法律。就是说你没有升学压力，小孩子都是玩大的。中外的教育体制不一样，培养不一样。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我们都是应试教育出身，很多东西都是背出来的。以前背的历史地理，现在也早已还给老师了，我们都是为了高考背的。可是像我儿子，你跟他讲背什么世界历史，他会说背这干嘛？手机一查就可以知道了。而我们以前背的那些小岛的名字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加拿大没有升学压力，像我大儿子，他高中最后一年才卖力，他前面几年全部是玩的，当然他不是瞎玩。他喜欢拍视频，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他喜欢做导演。他高中17岁拍了个纪录片，加拿大的有线电视频道还播放了。他最后一年什么东西都不玩，就只读书，最后拿了95.6的高分，并且拿到全加拿大最好的商学院最高的奖学金。他以前就是玩，最后一年读书。如果一直有应试考试，他不可能去拍片子，拍片子就花很多精力的。他还喜欢学生会工作，做学生会领袖。他非常善长个案研究，老师就非常喜欢他。他大学三年级，就被全球三大商业咨询公司相中，最后他选择了其中一家跟人家签约。他的大学四年根本没有死读书，他整天就找暑期工，因为你找好暑期工了，对后面的正式找工作影响非常大。你第一年第二年，必须找到比较好的暑期工。第三年你再找到，那么基本上公司就定下来了。这和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不一样，有的学校是Co-op，就是要半工半读，像滑铁卢大学就是。它一年当中有几个月是你必须要去工作，工作是有薪水的。这就牵涉到中外的教育，教育体制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国外的孩子到最后能够拿到各种奖励。比如说诺贝尔奖，外国人拿到的多，我们中国人还是少。这和我们的教育是相关的，当然我们也在慢慢改进，杨振宁博士不是早已讲了，中国很快会有更多人拿到诺贝尔奖，我们文学领域莫言已经拿到了。还是希望中国的教育从一个实用性方面去考虑，培养更多实用技术专业人才，也要把钱花到研究比较高层的科技上去。随着整体国力的富强，更多人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题外话。

我们在中关村体验生活之后就开始写了。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主旋律作品。主旋律的作品，光喊热爱祖国是没人看的，而需要通过好的故事来传递的。美国有个好莱坞编剧叫Robert McKee，他写过一本书就叫《Story》。《Story》中文版版本就翻译成《故事》，你们图书馆肯定有。为什么《红楼梦》《水浒传》四大名著能流传这么久？它就是故事好。所以我写小说，不管是600字的闪小说，1500字的微小说，几千字的短篇小说，两三万字的中篇或者几十万字的长篇，哪怕是剧本，我也是始终是把故事讲好。短小说怎么把一个人物刻画好，是很难的。《聊斋志异》从几十个字到千把字，都把人物刻画的很好，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般小说把故事讲好，吸引人看就可以了。为什么《都挺好》电视剧那么火，因为它故事编得很好，很接地气。我们主旋律的东西，怎么把它编成一个好故事，让大家喜欢看。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要接地气。按照以前的话，就是要和现实生活接近，让人家感到是真的一样，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我和另外一个作者都有在美国、加拿大生活比较长的经历，我是28年，另外一个作者在美国生活了8年，然后在加拿大也生活了10几年，我们都有20多年的国外生活经历。

我到现在也出了十几部书，这是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我还出了散文集等各种各样的文学书。我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作家，我要考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写上海写不过王安忆的，她有《长恨歌》。我写山东高密写不过莫言，当然他的高密也是虚构出来的。莫言笔下的高密，那个地名是存在的，但他写的东西也是虚构的。我写山东我也写不过张炜，他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或者我写那些北京的生活，我写不过王朔的。我们要站在海外的角度去思考，如果这个年代你还在写“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是没人看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发生20、30年前中国观众是喜欢看的，但现在世界变了，你要倒过来写，如“纽约人在北京” 、“东京人在上海”。《都挺好》电视剧大场景在中国，当中有一些情景在美国，只不过这都是一个故事前后的交代，他甚至根本不用到美国去拍外景。这个场景在影视基地就可以拍了，它主要场景就放在中国。前两年一个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也挺火的，很接地气，讲北京、广州、上海的三个城市的人，年轻人肯定喜欢看，特别是打工族、白领会喜欢看。故事编得比较浅，但我还是耐着性子看了一下，反正是电脑看，啰嗦的对话可以快进，但是整个的故事架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编一个好的故事，讲好一个中国故事，你必须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我们写国外的东西，也不是哪一个作家到纽约去访问三个月，能够写出来的。哪怕你叫莫言到多伦多去生活三个月，他也是写不出我们的东西的。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生活，长期积淀。所以说我们的长处就是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去写，这是我基本的观念。我每部作品都会如此去思考。那么，我写的东西，中国作家写不出来。因为我是跨东西方文化，作品写出来比较讨巧。杂志社也喜欢，出版社也喜欢要。现在出版一本书很难的，一个新文友对我不太了解，他跟我微信联络，他说：孙老师，你这本书花了多少钱？我说：什么意思？因为他对我不太了解，问我自己出资多少，我说我的书还没到自费出版的程度。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写了一本散文集，联络出版社好几年了，都出不了。然后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可以自费买书号出版，但还是要过出版社审稿一关，10年20年前8000人民币就可以买个书号了，现在很难，书号贵得不得了。出版业就是这样的，如果今年一百个书号分到出版社，30个编辑，一个人三个书号。如果这本书做砸了，今年的奖金就没了。这本书做好了，奖金就多了，他自己也有荣誉感，也许还能评上劳动模范。这是相辅相成的，也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所以说我们写的东西，尽管是主旋律，一样可以讲好故事。不要讲空洞的东西。小说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情景：当芯片经过20年辛苦研发出来之后，成功测试的那一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看五星红旗升旗仪式，就是很自然地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这一切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关。当中还安排了一场感情戏，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本来为了研究芯片，砸锅卖铁，把汽车也卖了，把房子也卖了，准备分手。为此在天安门广场给他们安排了一出很好的感情戏，你们到时候看到书肯定很感动。婚恋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融合在一块。

研究芯片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里面的线路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你很自然会想起我的中国心，很自然的把我们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海归的努力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没有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坐在这里，不可能相见，我不可能进大学，也不可能出国。这两天为了深度体验广州，我跟我太太第一次认识广州，就从坐地铁开始。因为按照我们以前旅游的经历，到一个城市不坐地铁，好像没有来过这个城市一样。以前我来广州几次，都是朋友用汽车接我，对广州不了解。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硬件比欧洲、北美洲发达多了，光从地铁这方面看，多伦多属于第三世界。这东西没办法，因为那里盖地铁要盖很多年。问题是它那边没有那么多人口，修地铁的成本难以收回来。广州这么多人，你看上下班高峰的人流吓死人，成本几年就会收回来。所以我回去肯定要抽点时间写几篇散文，实实在在的歌颂中国的发展，不写空洞的东西，光中国的地铁就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抒情散文。昨天到香港特意经过港珠澳大桥，为了去看一下港珠澳大桥，我多花了40块钱，多花了一个小时，我得体验一下，我们所谓的文字工作者就需要体验，不体验这个大桥，车子都没经过，你怎么去写港珠澳大桥，这是非常值得写的，这么壮观。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面，好像开在国外的高速公路上，非常平稳，这种感觉非常高大上，很舒服，可以从这方面去写文章。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越到国外时间久了，爱国的情绪会越来越浓厚，明年我爱国的程度要比今年高。当然爱国也不是空洞的，拿以前的话讲起来，爱国也要有本钱的。就是说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们今年也碰巧遇到了建国七十周年，写这样一部小说，现在已经被推荐为江西省的十大阅读书之一。这本书就传达一个很明确的信息：中国的企业要赶快进行改革，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怕中美贸易战，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产品内需就解决了。如果各行各业能够创造多一点产品，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好。这个角度就是说，希望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心。《中国芯传奇》我就讲到这里，给你们十分钟时间提问一下，然后我就接着讲英文版的书，当中又有很多另外的故事。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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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我很欣赏您书中与时俱进的部分，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小说中有没有您认为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

孙博：永恒价值就是人学。文学为什么必须安排比较好的爱情和感情线呢？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什么好？因为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主人公刻画得好。我們的小说还传达一个很明确的信息，现在不要一讲东西方文化就认为他们是相抵触的，东西方文化很多方面是产生共鸣的，有共通之处。比如人类的大爱，对爱情的追求是相通的，为什么一个洋人喜欢中国女孩子呢？因为对美的追求，可以跨越种族。所以用文学将人性刻画到位，这样作品就有永恒的价值。现在我们用的高科技元素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工具来创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刻画一个人物，把这个故事通过人物的个性表达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一定要突破常规。以前好像一讲东西文化，男女婚姻破裂，就归因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个差异当然也存在，但是东西方文化也有相通之处，可以和谐共处的。因为我这部作品中牵扯到三号男主人公就是一个洋人，巧了，这本书另一个作者曾晓文她先生也是个洋人，她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方面的体验也比较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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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您说过这本书是彰显主旋律的，那您是否会考虑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让外国读者也阅读我们的中国故事呢？那在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是否会考虑到外国读者审美倾向和阅读视野跟我们不同，从而进行一些改变呢？我很好奇这些改变的部分。

孙博：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时我们跟出版社签约的时候，牵扯到版权输出这一块，我们并没有马上答应出版社出翻译版。说实在话，这样一个主旋律的书翻成英文，到底有没有读者群，我们心里也没有数。你的内容决定了你有没有读者。当然你硬是要翻译、出版也可以，提供一定的经费，就可能上亚马逊那个网站上卖，就看有没有人去买了，所以说题材非常重要，等下我会讲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比如像刘慈欣的《三体》，他运气非常好，遇到一个美国华人自己对这本书感兴趣，就帮刘慈欣翻译了，后续也联系了出版，而且《三体》这类科幻题材在国外也是比较热门的，国外的人觉得中国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是比较神秘的。还有麦家的解密题材代表作《风声》等，在国外也卖得不错，因为西方以前没看过这样神秘的题材，他写情报和解密的档案我们也喜欢看的，因为我们也没看过，所以它在国外还挺畅销的。其他一些中国的大牌作家，他们的外文书在美国很少有人买的，余华的书还稍微可以，有些人的小说在国外人家根本都看不懂。贾平凹写的散文和小说都很好，可是很难翻译，他用了很多当地的土语，怎么翻译呢？就算翻译了外国人也看不懂，变成了很多注解的学术书，待会我会说中国作品怎样走向世界。你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心中有数，知道这部小说适不适合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给别人看，当然可以找出版社、找经费来投资，作为一个工程来做。不过首先还要看这本书的中文版销量，以及中文版的知名度能够走到多远，如果能够走得远，或者获了什么奖，那么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到时候再看怎么操作，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请人去翻译，想放一下，先看看中文的效果怎么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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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我想问一下，之前美国对华为进行芯片制裁，引起了官方乃至民众的民族情绪的急速跳跃，本来中国对当代科技发展是持比较自信的态度，结果在尖端科技方面跳跃到有点自卑的情绪，以至于现在很多民众谈到中国科技时都会有一点不自信。我觉得您的《中国芯传奇》，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和超越，可是，我们的芯片科技还没有达到领先水平，所以我觉得您这本书好像有一点超前性。假设这本书在近期出版或者改编成影视剧，可实际上芯片科技产业若还没有达到让人自豪的实际现状，您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些质疑，说您在为中国科技自吹自擂？我会担心有这样的问题。

孙博：这个问题很好，我这次回来到暨南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四个大学开讲座，一些朋友在微信群里面还有跟我私下谈了同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当初写的时候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芯片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们采用的名字叫“多媒体芯片”，我们没有指明是手机芯片还是电脑芯片。“多媒体芯片”实际上也是根据一家公司的产品来取名，那家公司研究了一个多媒体芯片，它有知识版权，并且在美国拿到了知识版权，事实上，它是电脑摄像头里面的一块芯片，但是我们把它笼统地说成“多媒体芯片”。我们不可能说它是手机的芯片，因为手机芯片现在中国还是从美国进口的，美国如果制裁，中国就要去花精力去研究，要经历大量的研究，不是马上就能生产出来的，没有好几年是生产不出来，所以我们当时已经考虑到这样的因素，就使用了“多媒体芯片”的说法，把它的概念模糊化，让它的可信度高一点。

我们这个小说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然后整体是虚构的。不过正好巧了，我们创作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中美贸易战争，中兴和华为的事情根本就没发生，这就很巧了。因为我在国外20多年，做了20多年的新闻，很多评论家一直讲我是个时代的弄潮儿。我有部长篇小说《回流》，是中国第一部海归派长篇小说，上海一家公司买了影视版权，我还写过一本《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下个礼拜我会到北京去跟影视公司谈这本书影视改编权的问题。所谓的弄潮儿，说白了我是“左手做新闻，右手搞创作”的人，到现在我还是保持这样的状态，但是有很多的题材，你是不能随便写的，要看看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最近我也碰到这样的例子，本来我有一个项目是要做的，后来考虑到眼下中国这方面实际状况确实是比较落后，我就不能随便写，所以我就把一个影视剧的剧本退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有些问题避开。

学生：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故事的时间背景是什么时候？

孙博：时间背景是写了1991年到2011年。

学生：我们看到这个书名，更多地会想到是科幻小说。

孙博：对，这个书名是我们的备用书名，结果被他们采用了。

学生：但是书名说是“传奇”，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所以我就有点疑惑。

孙博：对，因为这本书本来叫《心芯相印》，心里的“心”与芯片的“芯”相应。那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比较文学化，而这个是我们当时提供的第二个书名。最后出版社考量过后采用了第二个名字。

学生：老师有没有想过与一些科学研究的科普作家进行合作？和科学家合作进行类似芯片这种高科技题材的科幻小说？

孙博：因为我从小数学成绩比较好，逻辑能力也比较强，一直想写科幻小说，可没时间，写科幻小说需要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刚刚你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写杀人犯，可我并没有杀过人，所以我不一定要找科学家合作，因为他们比较麻烦，思维比较单一，按照专业角度思考，我作为作家不一定要与专业的人去合作，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我碰到问题之后会请教他们，请教他们就比较好。现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查找资料很方便，但是资料的查找工作好像做学术研究一样的，要查3到4个地方，你光查百度不行，光查谷歌也不行，可能你要查很多的工具书。这就需要很严谨的科学精神，你要判断百度的条目、国外的维基百科那些资料是不是准确。我通常养成一个习惯，以前学文学理论的时候，就知道要判断和比较一下这些资料真伪。现在网上很多东西只是人家发了一个帖子，可是很多地方就把它直接公布出来了，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准确的概念。比如中药，这个专家讲这个药有什么作用，那个专家讲的是相反的，那就需要找第三方的资料。因此，我们上网要用科学精神，要去辨别一些资料。现在网上找资料很方便，但方便的同时也带来很多困惑，因为有很多假资料。按照网上讲，那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要吃了，今天不能吃鱼，明天不能吃肉，鸭子也不能吃，鸡也不能吃，早上什么东西也不要吃，可是我们不吃早餐怎么去工作呢？所以你自己要去辨别真伪。

我15年前为了写上市题材内容的书，想要写清楚这是怎样一家公司，怎么上市，可是那时候几乎找不到中文资料，没办法，只能在网上找些英文资料，在美国交易所网站上去看人家上市的过程。为什么我喜欢写不同领域的小说？因为写作也是学习的过程。我原来对上市那些东西也不懂，上市有几个过程，怎么个弄法，你必须要去看资料，你写的小说才会成功。比如你写中药题材，你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中药专家，必须要弄清楚中医是怎么回事，那自己就要一边写一边去学习，学习新的知识。所有题材我都会写，可我有一样东西是不碰的，就是历史题材，写唐朝的、宋代的，我肯定不会去碰，因为要花的精力太多了，可能足够我写几部长篇。当初宋朝的唐代的人穿什么服装，喝什么酒，讲话的语言风格是怎么样的，你都不能写错。我做新闻工作，也喜欢碰当下题材，但是写当代题材并不讨巧，不好写。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全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生活，要写得好并不容易。我之前的《回流》出版，先在天津《小说月报》全文刊登，一本杂志基本就刊登这部作品，然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回流》，后来被买了版权。也就是说，你自己把握主旋律的题材，同时要把故事讲得好，要对自己有信心，哪怕是主旋律的，也没问题。北京有个作家叫陆天明，他也是写主旋律的作家，他是故事高手，编故事编得好，把握好主旋律，讲好故事就没问题。

二、我怎么创作《茶花泪》

——兼谈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这部书的中文名叫《茶花泪》，200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本。第二年台湾有家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本。《广州日报》及加拿大的一份华文报纸也连载过。当初很多电视台来采访我，还有几家影视公司，都要买版权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可是到最后也没成功。因为这个题材比较敏感，我讲的是一个上海女孩子跑到东京，然后再转到多伦多，她为生活所逼迫，从事了卖笑生涯。这个题材比较敏感。我当初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因为2000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男人三十》，写三个中港台男人在多伦多的奋斗故事。写完之后，我就考虑下一部小说写什么。这时，我周边发生了很多真实的事件，有的新移民跳楼自杀，双料博士找不到工作、婚姻发生危机跳楼自杀。还有很多女孩子为付学费，为生活过得好一点，从事陪酒生涯。我当初在一份中文报纸做新闻编辑，同时兼任这份周报的特约记者，报社让我每个月写一篇到两篇特写，题材由我自己去找。

那么我就很容易地碰到这个题材。我当初构思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把它糅合在一块，先写一些采访的东西。当然我会用ABCD的化名来写。我去采访按摩女郎，到街边去采访一些站街女，去酒吧采访那些人，去跟她们交谈。当然她们不太愿意跟你交谈，特别是那些马路上的妓女。她们有时候也没什么生意，我就去买包香烟，给她们抽香烟。她们问你干什么的，我说只是跟你们聊聊天，因为我也不能和对方讲我是新闻记者。然后她们就说，我讲故事可以，你给我十块钱二十块钱，我就给你讲十分钟二十分钟。我说可以。于是，我就采访了六个人，大部分是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我把5到6个女孩子的故事融合到主人公——章媛媛的身上。

创作这个作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引起人们去思考，是不是值得移民？什么样的人值得移民，什么样的人不值得？移民无论是从物质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讲，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我明确的信息就是让人家去思考，但是这个也不能讲大话，说一些空喊的口号。那阵子正好流行侦探小说，我就考虑怎么把这作品像写破案故事般吸引人。

我还要向文学大家小仲马学习，站在大师的肩膀上，于是重读《茶花女》。茶花女的悲剧，我归纳为社会原因，不是每个女人天生就喜欢从事这样的职业的，是被生活所迫，她才走上这条不归路的。但现在这个年代，你再写一部《茶花女》的续篇是没有人看的，你还变成抄人家的东西了。

现在有现在的故事，那么旧瓶怎么装新酒？那时候正好流行侦探小说，我就想怎么把它糅合起来，最后终于想到了。故事开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世界景观——美加交界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瀑布下游800米，发现一条女尸，警方用直升机把尸体吊上来，然后逐步侦破。故事包括谋财害命、殉情自杀等情节。慢慢地侦破下来，发现她的遗物，后来又发现了她的日记，到最后一章谜底终于揭开，她是跳河自杀的。开头到最后总共有一百节，20多万字。有一个龙源期刊网站连载我的作品，连载了一百天，我每天给他们2000字左右，很多读者留言说很好看。书稿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尽管题材敏感，还是通过了审查，然后小说就很顺利地出版了，而且反响也非常好。于是有几个大导演、制片人就跟我谈买版权的事情，从北京追到广州，連价码都談得差不多了，就差签约了。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成。小说可以出版，可是影视作品比较难，会牵扯到各方面的更多问题。

后来过了一年，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的书再版怎么改了一个这么俗的名字？我问他什么书的名字，他说这本书改了书名叫《茶花女与帅哥》。我说我没有同意改，出版社再版也没跟我讲。于是我打电话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他说没有再版过。显而易见，那是盗版书。我打电话给我大哥，才知道我的书在上海地摊上有售，把书名改了，封面给了我面子，还是写我的名字，然后里面任何东西都没改。我看了觉得有点气愤，盗版书在侵犯我的知识版权，又没给我稿费。然后第二天我睡了一觉醒过来考虑，有人盗版我的书，证明我的书好，阿Q精神一下。盗版的书都是有销路的，没有销路的书他不会盗版的，他盗版也是要花精力的，是要投资的。比如说一本书是20块钱一本，他盗版的书他就卖十块钱一本，还是有利可图的，我估计我那个书盗版的有10万册以上，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版就印了2万册。那么我就有信心了，这本书肯定能够成为畅销书的。我想，等哪一天影视剧的时机成熟了，这本书肯定会再版推出来的。

前几年，一帮文友到我们家里来玩，大家聊天。其中有一个是原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副教授孙白梅女士。她翻译过中英文对照版的《欲望号街车》，有很强的翻译经验。她跟我说，在加拿大20多年，做了16年多伦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明年就退休了，都不知道怎样安排大把时间。我说那很简单啊，可以翻译我的小说！我就随便跟她一讲，她说你有好几本小说，翻译哪一本好，我说《茶花泪》可读性较强。她说那我再把这小说再看一遍。下个月，她给我打电话说：孙博，我准备翻译了。我说：好，你翻吧。我当时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就觉得那么厚的一本书她怎么可能翻译呢？于是我就没有在意这件事，就对她说哪天翻译好了就跟我讲。结果，一年以后她打电话给我了。她说，孙博，我翻译好了，然后她说自己还请了一个外国的同事，是她们图书馆的馆员，相当于正教授级的。她说这个洋人拿了法文和意大利文学的学位。我突然之间就感到压力大了。我当时就和太太说，怎么办？还要出版，因为当时讲过的，她负责翻译，出版由我来想办法。我出版了十几本中文书了，这对我来讲是小菜一碟，我感到是非常简单的。后来，在网上查才发现，出版英文书这么麻烦。绝大多数外国的出版社跟作者是没有直接来往的。出版要通过代理人公司，就像演员代理人、经纪人一样。于是，我在网上找到台湾的两家版权代理公司，都是很不错的公司。其中有一家就给我回音了，他说我们看了这本书的中文版，觉得不错。第二个月，英国一家很大牌的出版公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他说你这本书我们很有可能把它打造成中文版的《白日美人》，那是上世纪60年代经典的法国电影。当时我觉得这不得了了，我这可以和世界名著相提并论了，很有可能就出版了。等了三个月之后，出版社可能经营方面有问题，同时也受到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他们说纸质版卖得不好，因为受到了网络冲击。他说暂时要再等一下，他说如果有可能，你自己可再去找别家出版社，就是人家婉言拒绝了我。于是我又接着找其他出版社，找了好几年，你们难以想象花了多少时间。后来一家美国的公司，规模不太大，说看好我的书，说要跟我签约。结果本来去年9月份出的，到12月圣诞节还没出。对方说公司比较忙，我就想是不是跟英国的那家出版社一样，也准备不出版了，对方说你放心，合约内讲好三年内出版。今年的两三月份，我跟他们写了e-mail，然后他们说正在安排。四月初，我说我准备回国，他们就问我回国干嘛。我说我要出中文书《中国芯传奇》，他们说正在做英文版的《茶花泪》，会在一个礼拜里面给我赶出两本样书来。一本让翻译校对，一本让我带到中国去，也做个宣传。校对仅花九天就完成了，才发现了12个单复数小问题，可见翻译质量很高。5月15号在美国亚马逊上推出，然后还要参加美国的一些书展，有机会去让其他语种的人看中。当初我只是随口一说，就引出了这本书的出版，所以以后讲话要小心，因为后来我变得很有压力。孙白梅女士翻译的时候已年逾古稀。她从来没有翻译过25万字这么厚的中文书，花时花力，她将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一定要让这本书出版，我想再等一年，如果还是出不了，我就自己掏腰包出版。一定要对得起人家，因为当时我们讲好你就负责翻译，我就负责出版。谁知道在这本书的出版上我花的精力是出十几本中文书的总和，要不停的跟代理公司或出版社联络。很多出版社，美国的、英国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很多人就不理睬，有的公司说可以，让你把这本书打印出来寄给他们，其实就是在婉言地拒绝你，对不对？这段经历真的痛苦，折腾了好几年。不过总算给翻译者有个交代，也满足了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我的作品有了英文版。这本书出版不容易，所以说中文作品要走向世界，走向国际，谈何容易？首先要有好的外文本子，有外文翻译支撑。

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名的几位大家的外文版书，十个指头都数不满的。就是说有人翻译你的书，并且你的书要好卖，做到这种的没有几个作家，很难的。因为你写的故事背景如果是N年前发生的，洋人不会感兴趣。我还有一个想法，我的书是英文版的，既然已经有国内的大导演、制片人曾经看中，何尝没有外国的电影导演看中呢？我有了英文版，就去找1%的希望，撞撞运气嘛。

《茶花泪》写一个中国女孩子卖笑生涯，30年心灵成长史，怎么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女孩子能到东京，然后到多伦多，牵扯到海外移民生活。这作品具备了好莱坞片子的几大要素，一个是妓女，一个是爱情，一个是黑社会贩毒等。绑架、谋杀、自杀都有。所以说我让它在市场考验，看自己运气好不好。现在不管怎么样，英文版能够出版了，我对翻译者也有一个交待。自己有一本英文的长篇小说确实也很不容易。因为我有一些短篇小说翻成英文版本的或者韩文版本的都有，短篇的翻译比较容易，短篇的可以被别的书收录在里面。所以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除非是政府行为，国家有关部门的出版基金赞助局，不然要出版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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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您好，您的《茶花泪》里讲一个妓女自杀故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一部香港电影《踏雪寻梅》，讲的也是香港的一个底层妇女自杀，之后警方追查，发现她也是一个妓女，在经历生活艰辛之后很绝望，最后是她的一个嫖客应了她的要求把她给杀了。我觉得您这小说也是反映了多伦多底层妇女生活的悲惨现状。但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您采用的是侦探查案的手法，想问这种手法对这部作品的行文布局和思路的引导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孙博：你讲的这部电影我知道，但我没看过，我这本小说出版之后，一个文友讲日本一个作家写的一部小说，情节跟我差不多，我忘记了是哪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但其实我也没有看过。当初我设计情节的时候，曾看过《茶花女》，后来我写之前又看了一遍，借它的母题来发挥，我写的是现代《茶花女》。盗版书的名字尽管俗气，也是有道理的，叫《茶花女与帅哥》，名字起得还蛮准的。我为什么拿侦探的东西来写呢？因为在20年前，侦探元素在美国小说中其实是非常多的，中文版的书籍也翻译了很多。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听稀奇古怪的、古灵精怪的故事，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会看这一类手抄本，比如那些太平间发生的故事，我就很喜欢看，因为当时很好奇，觉得好玩，而且这类作品故事性非常强。在这个时代，如果还写《茶花女》的续本，没什么意义，无法激起人的共鸣，而且这种表现手法太传统了。《茶花泪》就是侦探小说，谜底在最后的第100节才公布。我把中文版写出来后，我大哥看了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长篇小说了，但是这一部我从头看到尾。”说明我这部作品能够打动人，而且像追电视剧一样，会让人很想把它追完，不断地有人追问，这个女人到底怎么死的？我就不讲。我就说你慢慢看，讲了就没意义了，对不对？用侦探形式就是一种表现手法。我比较喜欢新的东西。美国评论家陈瑞琳曾就我几部长篇小说写过评论，说我每部长篇小说的架构都不一样。我不会去抄袭别人，这是肯定的，这也是版权问题，我更不喜欢抄袭本人，莫言讲过，抄袭本人也是属于一种抄袭。我每部长篇作品的立意和架构都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也通过这部小说试一下自己从侦探的角度来写作的功力。这部作品当时在网上连载了100天，号称是“全球首部网上原创移民爱情小说”，像凌逾老师研究过少君先生的作品，是属于纪实类的东西，我这部不同，属于虚构类的，龙源期刊网连载了100天，下面的跟帖和反应还是不错的。很多人都在问他到底怎么死的，我就说等到第100天我就公布了。这样交流就比较好玩，文学事实上是很好玩的，现在也被有些作家搞得不好玩了。

《踏雪寻梅》剧照

孙白梅老师翻译时给我统计过，这部小说25万字，用了200多个成语，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喜欢用成语，还用了很多唐诗宋词，因为主角是妓女，古代妓女很多都喜欢诗词，精通琴棋书画，我也在刻画一个精通琴棋书画、唐诗宋词的形象。除了唐诗宋词，我还会用一些比较好的现代诗歌，如余光中、舒婷、北岛的诗歌都会用。但是，我写中文版的小说用起来容易，英文翻译就很难，有的诗歌根本没有英文版本，孙老师就要去翻唐诗宋词。

我还会用到一些上海的俚语，因为我是上海人，我的主人公是上海的女孩子，我会用一些上海的俚语，比如 “马大嫂（买、汰、烧）”，“买”就是买东西，“汰”是洗东西，“烧”指煮菜，意思是上海男人生活能力强。孙老师也是上海人，这部分她完全能够翻译。但是，我讲到广东话的时候，孙老师不是广东人，她就不会了。比如“大耳窿”，我会讲广东话，可是孙老师不太懂，通过上下文，她觉得这应该是“借钱”的意思。我说不准确，“大耳窿”是放高利贷者的俗称，英文有这个词The Loan Shark，香港也有同名电影《大耳窿》。

《茶花泪》女主人公从日本东京来到加拿大，我写的时候还请教了几个留学日本的好朋友，请教他们日本人的名字，日常用什么东西，怎么讲话。孙老师在翻译的时候也遇到问题，我的日本朋友也很忙，不能总是麻烦人家，他们也不太懂英文。后来在多伦多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人，精通英国文学、日本文学，他就跟孙老师说，这个词是怎么怎么样的，中文怎么讲，日文怎么讲，英文怎么讲。最后，孙老师花了一年的精力，才把这部作品翻译出来，所以翻译这本书是非常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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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您好，我前段时间阅读了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张翎的《交错的彼岸》，女主角是黄蕙宁，这部小说也以侦探的形式进行，以黄蕙宁的失踪开头牵引出故事。我很好奇，您的作品和张翎的作品是如何通过侦探的方式慢慢地揭开女性的命运轨迹的呢？

孙博：张翎是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的，也用中文写作，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作者，近年出了不少书。我认为，什么题材就拿什么形式来写，不会特意去取悦读者。我创作的时候就考虑，按照《茶花女》续集的方式写《茶花泪》没多大意思。可读性不强，刚好当时也掀起了一股侦探热，相关的中英文书出了非常多，我从小也喜欢看这些东西，就正好迎合起来，所以我就试了一下，之后发现还算有点效果，说明我的实验是成功的。以后关于侦探方面的套路我可能还会碰一碰，当然现在一定要融合高科技，多维空间等元素，就像刘慈欣写的《三体》，我初略翻了一下《三体》，里面有不少高科技的含量，但主要还是要讲好一个故事。其实，小说的内核就是故事，故事讲得好，才有市场，别人改编成影视剧本也容易改，有些文学作品就没办法改成影视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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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老师，您刚刚在说《茶花泪》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也谈到小仲马的《茶花女》？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文学创作中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的关系？因为我刚才发现您的小说里写了很多留学生海归、回潮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华文文学写作中走出去和回流的现象呢？

孙博：我们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如果现在你再去写“北京人在纽约”这些陈旧话题就没有多大意义。有一些文友跟我很熟，也知道我跟出版社较熟，于是就把一些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拿给我看，我看了之后，跟他们说，这样的作品是没人给你出版的，因为这个题材太旧了，还是停留在“北京人在纽约”的这种水准，这样的作品我也没办法帮你推荐。这个年代写10万字就是一个长篇了，再加点插图，字印的大一点。

这种作家关起门来写作，闭门造车地去写，不考虑市场，这样子不太会成功，除非是莫言。但是，莫言也会考虑市场啊，不考虑的话他的作品也不会畅销，哪怕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每个编辑必须拿到好的作品，他才会给你出版，这样才有人买。所以，你一定要考虑你写的东西是有人看，有人要的。有一些作家也可能想名垂千古，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这种事情也会发生，但是概率比较低，当然，在世的时候出名最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作为一个作家，你的作品要考虑市场，不考虑市场，你离成功就比较远。

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作家严歌苓，她前期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她写关于移民文学的东西很少。她后来在北京居住，大部分时间在写中国的陈年故事，很多编成了电视剧。她也是一个海归啊，其实她就是一个中国作家。像陈河、张翎，他们是中外两边走的。陈河的题材大多数写战事的，他曾当过兵。像加拿大的李彦，能拿中英文来写小说，最近还出版了有影响的白求恩方面的著作。所以我们很难划分他们是移民作家还是国内作家，就像我们讲的专业作家和非专业作家也无法划分。在我看来，作家是没有专业和非专业之分的，你写出来好作品，那你就称为作家。别人不会说孙博你是做新闻工作的，那就叫做兼职作家。

日本很多拿过文学大奖的人，有的是医生，但也是作家。很多海外作家回流了，像严歌苓、虹影等都是生活在国内。虹影写的基本跟移民没什么关系的，《饥饿的女儿》写她在国内少女时期的生活。其实是看每个作家擅长什么，擅长什么就写什么。就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说“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诗人洛夫先生也讲过：“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你们不要觉得我从台湾移民温哥华了，这样中国文化就变了，我跑到哪里，中国文化就带到哪里。本人身在多伦多，但我也可以写中国题材。

我写的中国题材和中国故事要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要写出自己的特色出来。有些人说我是海外专写主旋律的作家，我并不在乎这样的标签，甚至想一直把主旋律进行到底，关键是写出动人的故事。

结束

凌逾：非常感谢孙博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在中西文化视角比较下的写作经验，我们文学院的讲座多邀请学者主讲，邀请作家来做讲座比较少。借此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创作的艰辛、中外文化交流视域下的作品特色、翻译的艰难。这次讲座我们听到很多令人深思的话题，尤其是主旋律的故事如何写得出彩，值得中国大陆和海外作家深入思考。从海外角度来切入主旋律故事能给人带来新的思想冲击，高科技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也给文学史带来新视野。国内作家不大关注国际化的话题，过去多写农村乡土题材，后来城市题材渐渐多起来。海外华人作家创作日益多元，很有文学史价值，我们不要小觑海外作家，他们越来越厉害。应有更多硕博士生来研究海外作家。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如何把新型元素融入到创作和研究中去，这是我们新一代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该思考的。今天孙会长给我们带来不少新课题、新方向，值得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教学中加以拓展思索，感谢孙会长！也感谢在座各位前来聆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