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翻译 | 格斯·范·桑特，平静而不停息

作者：Stéphane Delorme

英文译者：David Davidson

翻译：Annihilator

原文地址：
http://torontofilmreview.blogspot.com/2014/06/stephane-delorme-on-restless.html

全文约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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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何而喜爱一位电影创作者？当我们面对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美丽新作时，我们多半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于使这位波特兰导演成为同辈中最重要的导演的那三部电影——从《盖瑞》（Gerry）到《最后的日子》（Last Days）——我们并没有感到这般的震惊。但如今，我们发现了其他电影创作者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种自信、有把握且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个人意愿和接受挑战的驱使下创作作品。 

几年前，格斯·范·桑特凭《大象》（Elephant）登上了业界的顶峰，但他并没有试图自缚于作者或超级作者的姿态来超越自己。这曾经发生在过去几位戛纳获奖者身上，他们的平步青云使其作品的形式变得僵化（如文德斯、莫莱蒂、阿莫多瓦——我们期待他们的新电影）。格斯·范·桑特似乎不是这种傲慢和忧虑的受害者，公众的认可似乎不会影响他：他无需证明自己，他着陆、并再次惊人地出现，出现在旧金山的嬉皮街头（《米尔克》（Milk）），出现在一家繁忙的星巴克的等待队伍里（一部与汤姆·汉克斯合作的未完成项目），或一部像《爱情故事》（Love Story, 1970）那样的感伤的情节剧中，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将《悸动的心》（Restless）与阿瑟·希勒的电影相比较。 

Restless, 2012

我们喜爱一位电影创作者，是因为其风格，也同样是因为其选择执导哪些电影的姿态。当科波拉在80年代从事一些项目时——他甚至不担心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只是工作任务——他创作了自己最好的一些电影，同时加强了自己的电影风格；他创作了一部迪士尼电影（《家有杰克》（Jack）），然后停下来，在自己家里重新开始创作电影。或者像林奇，他从《妖夜慌踪》（Lost Highway）转向了《史崔特先生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很多电影创作者一旦到了50岁（格斯·范·桑特已经58岁了），就不再在乎姿态，而是一边前进，一边回头沉思于其既往作品的遗骸之中。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人来说，姿态似乎是被一种难以准确表达的个人挑战所驱动的，以防止作品序列变得故步自封。作品类型的不断更新并不同于古典制片厂时代的导演的情况，后者被项目所束缚，同时保持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霍克斯作为作者的标准模式）；它是一种选择，一种必要的能力，去加速减速，沿着自己的航线去航行，去驶过暖流或寒流，永不停歇地穿越河流。 

为什么选择拍摄《悸动的心》？但又为什么选择拍摄《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或者《盖瑞》？或者《惊魂记》（Psycho）的诡异翻拍？首先是制作一部聚焦于异性恋情侣的亲密电影——这是导演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类型——并用好莱坞模式讲述这个“爱情故事”的欲望和挑战。可以想象，这会引起《最后的日子》的影迷们的批评，他们会认为这部电影缺乏野心。但是格斯·范·桑特重新发现了行走电影（walk-film）这一形式，这遵循了他的“年轻之死”三部曲（《盖瑞》《大象》《最后的日子》）中的事前验尸（pre-mortem）原则：故事讲述一个受父母去世困扰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只剩几个月可活的年轻女人。导演自此讲述了他们这几个月内的友谊。 

然而，把这个主题简化为此前的死亡三部曲中的死亡倒计时是可惜的。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三部曲对于必将来临之事的使用方式的独创性。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悸动的心》的独创性。他试图做的，比拍第四部由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拿着斯坦尼康拍摄不快乐的青少年的作品还要困难。这是因为格斯·范·桑特害怕循规蹈矩。挑战在于从这个沉重的主题中提炼出情节剧，从患癌青少年向感伤喜剧（sentimental comedy）的转变。挑战在于混合不同的基调。必须最大限度达到平衡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均衡，包括了演员身体性的脆弱以及导演的极度精妙的选择。这种轻盈的均衡在琐碎细节、低级趣味和死亡临近所带来的变态迷恋中滋养自身。格斯·范·桑特因此在《悸动的心》中找到了两个美学层面的挑战：纯粹克制的愉悦，他很少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以及不同类型的混合（情节剧和感伤喜剧），他之前已经为此种混合创造了一个完美的范式——虽然其风格或许没有此般流畅——即他那部梦幻般的《我自己的爱达荷》（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 

My Own Private Idaho, 1992

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格斯·范·桑特的作品序列（越来越多地？）具有道德色彩。他想要变得有益：《米尔克》的拍摄是为了捍卫一桩事业，我们惊讶地发现了各种教诲意味的观点（一个晚上打电话寻求安慰的同性恋残疾青少年）。《悸动的心》提出了一种启迪人心的学徒期：对于来世的学徒期，而这部续集没有他先前的三部曲那么地充满毒污。它几乎是解药。就像对于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一样，这种对青少年的迷恋因其来源于善意和保护的道德立场（好像导演在说：“小心”）而加倍。这部电影想要变得快乐，它在男主角父母的突然去世后为其提供了一次和解。在导致父母去世的事故中，他陷入了昏迷，他承受了双重的罪责，既幸存了下来，又没有出席他们的葬礼。整部电影都基于这一创伤，基于这一疗愈。他曾经没能来得及吗？现在他有的是时间（三个月）来与他及时遇见的这个年轻女孩告别，为她送行、陪伴她。死去的是她，但安息的是他。 

为了实现这一点，这位电影创作者选择进入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即使这一领域早已深埋于他的某些电影之下——那就是奇迹的领域。这种奇迹之感在万圣节的森林里的一个伟大场景中达到了顶峰，男孩扮成日本飞行员，女孩扮成艺妓，他们重演了一部日本鬼片中的一个场景。选择米娅·华希科沃斯卡（Mia Wasikowska）出演是明智的，因为她仿佛还穿着蒂姆·波顿（Tim Burton）《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2010）中那个仙女般一样的服装：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女演员，她带来了一种信念，打破了这个主题下潜在的感伤。珍·茜宝（Jean Seberg）一样的发型，麻雀般的头，男孩式的穿着，她有一具雌雄同体的身体，这在爱丽丝与约翰尼·德普的滑稽形象的爱情中已经显而易见。男主角（亨利·霍珀（Henry Hopper））看起来像一个没有王冠的国王，他与姑妈住的大房子看起来和《最后的日子》中的那个一模一样。还有第三个角色，他非常奇怪，强调了一种日本的幻想：浩，一个神风队队员的鬼魂，自父母去世以来一直陪伴着男主角。这位同伴对这位年轻人的现实施加了魔法，但他加重了故事中的死亡的概念。在《大象》的非凡的开场中，一个儿子询问父亲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楚克环礁的经历，而在得到回答之前，这个青少年说：“我去过那里”——但他怎么可能去过？这句神秘的言论激荡起战争无所不在的事实，激荡起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档案影像的毫无缘由的侵入。 

《悸动的心》的魅力还在于导演独一无二的场面调度：秋天的颜色穿过树林染上了米娅·华希科沃斯卡的宽大睡袍，构图如同投注于角色的友善的凝视，就像朋友的手放在肩上；随着情节展开，出现了一些处于焦外的形象，比如当这对情侣站在父母的墓前时，墓碑上两只羊并排的幼稚雕塑。传统手法同样存在，尤其是音乐，但是它们被天才的构思所弥补：比如年轻女孩的第一次病发，她话说到一半，甚至没有哭喊，就以一种无限暴力的姿态向后倒下；或者，在她死前的一个场景中——与所有好莱坞电影中都有的那种医院场景完全不同——她只是简单地问他，“可以吗？”，就像是在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你会没事吧？” 

但在这部光芒四射的影片中，最奇怪的是亨利·霍珀的存在。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随时有可能呈现出他父亲——丹尼斯——的特征。他只需稍稍眯起眼睛，我们就会回到1955年，《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的年代。当影片的片尾字幕结束，出现了对丹尼斯·霍珀的献词时，一种更深的情感吞噬了整部影片，仿佛影片的故事就是这位角色的背景。这对父子之间的相似性增强了它的力量。

圆桌 | 南尼·莫莱蒂《我的母亲》

长评 |  洪常秀笔记 I：《猪堕井的那天》

圆桌  |  乔纳森·格雷泽《皮囊之下》

异见者可以是一个影评公众号、一个字幕翻译组、一本电子刊物、一个影迷小圈子，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立场鲜明、誓与主流作对的少数派团体。异见者否定既成的榜单、奖项、导演万神殿和对电影史的学术共识的权威性，坚持电影的价值需要在个体的不断重估中体现。异见者拒绝全面、客观、折中的观点，选择用激烈的辩护和反对来打开讨论的空间。异见者珍视真诚的冒犯甚于虚假的礼貌，看重批判的责任甚于赞美的权利。异见者不承认观看者和创作者、普通人和专业人士之间的等级制；没有别人可以替我们决定电影是什么，我们的电影观只能由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