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如何追星|1938年的《我是歌手》该请谁？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大年初五，怀抱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已然齐聚中央戏剧学院，素颜“艺考”。据说，易烊千玺准备朗诵诗歌，《穿裤子的云》。

1931年的一天，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考场，唱了一支民间小调。唱毕，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黎锦晖。

黎锦晖和蔼地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这个当年只有 11 岁的女孩，就是日后享誉民国歌坛的周璇。

如今，科班出身的年轻艺人是越来越多。即便已经小有名气，仍要入校镀金。而民国时期，若想一唱成名，也需要科班和导师的锤炼。

饭圈的强势崛起，一直被认为和当下的互联网娱乐、社交环境互为因果。撕逼、控评、锁场、捆绑、番位、产出……各种饭圈套路让人眼花缭乱。

但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捧偶像的行为古已有之，而民国最为盛行。

基于此，硬糖君在春节期间推出《在民国如何追星？》系列文。你会发现，“追星”那些事儿，时隔一百年，压根没有实质变化。以史为鉴，这份民国歌手圈宝典你值得拥有。

当时的“好声音”是怎样选的？除了选秀，歌手们还有哪些出道方式？爱豆婚变应该如何手撕前夫？追日本歌星是否有伤民族大义？

时光倒回80年，如果在1938年举办《我是歌手》，谁最有资格登台献艺。

离婚也要拼“番位”

民国时期的选秀流程跟现在大体相似，只是当时的媒介不是电视台，而是广播电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广播电台是非常多的，光上海就有几十家。没名气的人要通过它累积人气，有名气的人也要靠它增加自己的曝光率。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金嗓子”周璇。

1932年，周璇进入明月歌舞团，以一首《民族之光》而崭露头角。1934年，她参加了《大晚报》举办的“广播歌星竞选”活动。竞选的整个过程有点类似现在的大众评委投票，最初会在报纸上和电台节目里发布竞选消息。

竞选从五月份开始，大概一个多月后截止。其间，歌手们在电台直播间里一字排开，粉丝通过电话现场点歌，然后把选票寄给报馆，报馆会每天刊登当天的投票数。竞选结束后，累积票数最多的就是擂主。

当年，那场比赛得票数居前三位的分别是：白虹、周璇和汪曼杰。周璇虽然只是第二名，歌声却被媒体喻为“如金笛鸣”，也因此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1937年周璇进军电影，出演了成名作《马路天使》，一炮而红。而主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更是时代留声的经典。

周璇当时签约国华影业公司，老板是柳中浩、柳中亮兄弟。周璇拍了《七重天》、《西厢记》后，有主演了古装片《三笑》，在其中饰演秋香一角。不过，当时艺华影业也投拍了情节大体相同的《三笑姻缘》，由李丽华出演。

两片同时上映，拼的已经不是电影，而是两位主演的人气。奈何李丽华的演技和唱功（尤其是唱功）均不能与周璇相比，在周璇粉丝的组团包场攻势下，艺华版《三笑姻缘》票房惨败，从此再也不与国华唱对台、撞档期。

1937年严华以歌舞班“少班主”的身份令周璇在高压下与他结婚，婚后经常受到虐待的周璇又不得已向“义父”柳中浩求援（剥削周璇拍了29部电影发了大财的影界大亨），邀请有势力的流氓头目与严华谈判才得离婚。

1941年夏天，周璇与丈夫严华的婚变消息传出。上海报刊的撰文者分裂为两派：一是被严华买通的，大发污蔑周璇通稿；二是周旋粉丝，义愤填膺为周璇争夺舆论先机。

基本上，读者只要一看标题便知文章立场：被严华收买的记者，标题均为“严、周婚变”；而为周璇发声的文章，则为“周、严婚变”。离婚也要讲“番位”，可见所谓“番位癌”，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严华收买记者放出“周璇与青年演员暧昧”的“黑料”，反而激发粉丝强烈反弹。主要发生在上海、武汉等地的“周严婚变”笔战，最终周璇粉丝大获全胜。本以为财可通神的严华，见证了民国粉丝背后的伟力。

国家面前无偶像？再见李香兰

李香兰是日本侵华时期红极一时的歌星和影星，当时的听众对于她的态度却始终暧昧。

她主演的电影既包括早期宣扬奴化思想和大陆亲善国策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和《热沙的誓盟》，还包括具有抗日精神的《木兰从军》和纪念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历史片《万世流芳》。而歌曲中广为传唱的有《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

1991年，在纪念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20周年之际，中日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再见，李香兰》。其中片尾曲《不要走》，是日本著名音乐人玉置浩二的作品。后来经张学友翻唱，成为其粤语版歌曲《李香兰》和国语版歌曲《秋意浓》。周星驰还在自己的电影《国产凌凌漆》里唱过。

李香兰的日文名字叫山口淑子。她的父亲山口文雄1906年来到中国，她的母亲石桥爱因投奔在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而移居中国。由于山口文雄与两位中国人李际春和潘毓桂为结义兄弟，按照中国惯例，山口淑子也成为他们的干女儿。山口淑子由此获得了两个中国名字——李香兰和潘淑华。

1938年山口淑子以李香兰的名字进入满映，成为满映明星。和她同期的演员：郑晓君，白玫，夏佩杰，浦克等和李香兰相处融洽。尽管他们对她的身份有怀疑，但基本认定她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是中日混血儿。

1941年，作为满映总社“日满亲善演唱使节”，李香兰在日本东京举行“歌星李香兰独唱音乐会”，为期一星期。由于十万歌迷抢购戏票造成了日本剧场七圈办事件，引起日本媒体的激烈报道。

1942年正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被迫缔结南京条约一百周年。在满映的推动下，满映、中华电影和中华联合制片公司三家合作拍摄了电影《万世流芳》。

《万世流芳》1943年正式上映，观众人数打破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记录。李香兰在片中扮演卖糖姑娘，她演唱的《卖糖歌》广为传唱，一跃成为全国明星。1944 年，李香兰的《夜来香》发行，同年又在上海举办了个人独唱会，她的“歌唱生涯达到了高峰”。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当局明确了审判汉奸的基本方针，李香兰以“文化汉奸罪”和“间谍嫌疑罪”被关押。李香兰向军事法庭提供了日本户籍誊本。

即便李香兰自证了日本人身份，但是“汉奸”的报道仍然层出不穷，甚至不乏污蔑贬损的文字，冠之以“浑身猪狗臭”的“妖星”。很多人并不愿意轻易放过李香兰，不愿承认其日本人身份。与其认定她是一个隐瞒自己身世的骗子，不如宣判她为汉奸来得痛快解恨。

不过，在文献资料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当时理性的只言片语。有粉丝强调其在歌唱上的天赋，提出对李香兰不能因人废艺，“艺术无分国界，论李香兰的歌喉，的确是东方艺坛的珍宝”，“她的《卖糖歌》与《戒烟歌》堪与好莱坞电影的插曲争一日之短长”。此时，《卖糖歌》已然成为禁歌，但是散落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的理性之声，仍然提醒着李香兰曾经的风采和魅力。

1946年3月，李香兰带着遣返许可证，装扮成普通日本妇女，乘坐美国的“自由轮”型货船平安离开了中国。而最具戏剧性的，当时船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上海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正是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

驻唱歌手，天后变名旦

当下，不少歌手在成名之前都有在酒吧驻唱的经历。眼见着“前人”走这条路红了起来，新人们也纷纷效仿。做驻唱歌手，一来可以积累舞台经验，二来也积累了人气。

其实，在民国时期，驻唱同样也是歌手成名的一种方式。只不过，那会儿他们驻唱的地方是茶社。在南京，就有一位因驻唱而走红的歌女，名叫王玉蓉。

王玉蓉原名王佩芬，苏州人，15 岁那年来到南京。王玉蓉在夫子庙的群芳阁、天韵楼等茶社驻唱，和她同一时期驻唱茶社的还有张翠红、王熙云、王熙春等人。她们都是当年秦淮河畔名噪南北的女歌星。

那时茶社老板为了赚钱，实行挂牌点戏，观众点什么，演员就唱什么，王玉蓉当时技压群芳。师傅为了让她名声更响，在群芳阁组织了一次歌唱比赛。那年王玉蓉 19 岁，结果她果然夺冠，成了“歌后”。

有一歌星怀恨在心，扬言“有你，我就不得好过；有我，叫你也好过不了！”于是，她买通了一帮人，只要王艳芳登台演唱，这伙人立即以口哨、倒好起哄，甚至将瓜皮、茶杯等物抛向台上，随之骂声四起，不堪入耳。这大概就是早期的“黑粉”了。

那时，王玉蓉为求上进，一边在茶社驻唱，一边偷偷地用本名王佩芬在南京京华中学读书。得了“歌后”之名以后，有人向校长傅况麟告了密。校长闻讯大怒，以败坏学风为名，将王玉蓉开除。

消息不胫而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很快便以“为何校长能茶楼听曲，歌女不能入校读书”的醒目标题见于报端。这位校长亦立即撰文反驳，随之又有《歌女可是公民？》的文章声援王艳芳。

报纸上展开了笔战，此事轰动各地，诸多报刊纷纷载文，为王艳芳伸张正义。傅为此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言校方初不知王系歌女，为整顿校风故将其开除。虽舆论强烈，但社会当局却认为傅处置得当。

王玉蓉忧伤地离开了南京，却在北京闯出了一片天地。她拜京剧大家王瑶卿为师，星途大好。王玉蓉嗓音圆润清亮，唱工尤佳，许多剧目在宗“王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从歌坛跨界到梨园，在当时也算是逼格大涨了。

民国流行歌曲大放光彩，王人美“尖直白”、周璇“轻柔甜”、白虹唱歌略带京韵、潇洒自然，龚秋霞以甜润婉转见长，“银嗓子”姚莉的歌声优美多情，日籍歌星李香兰唱得清晰洪亮而韵味十足，“低音歌后”白光泼辣而醇厚，“鼻音歌后”吴莺音细腻而注重鼻腔共鸣。若要真在40年代办《我是歌手》，那可真比现在的大多数音乐节目刺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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