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袁世凯出山，逼溥仪退位，蒋介石更是把内阁最高位留给他
张謇回乡第二年就考中了“南元”，这是张之洞的故径，而且他的房师正是翁同龢。接下来的会试、殿试，顺理成章就该连连高中，可是造化弄人，他考了十八年才考中举人，以为否极泰来，一帆风顺，不想考官们怎么也猜不中他的试卷，又拖了九年，才考上第六十名“贡士”。据说这一次他已经不想再考了（上京赶考是很折磨人的，尤其张謇又不是没有别的路子出头），父亲苦劝才勉强赴京，连考具（考篮、炉子、锅子、松香这些专业工具）都已扔掉了，现从朋友那儿借了一套。
张謇四十二岁考上贡士，翁同龢拼了老命要为他争个状元，大概也是补偿这个学生多年蹭蹬的意思。这个争来的状元太重要了，因为中国社会从来极端崇拜状元。之前张謇只是个“人才”，有了“状元”这个卖点，恰似如虎添翼，终其一生，张謇都被叫做“张状元”、“殿撰公”，无人不敬三分，卖字卖画都有极大的品牌附加值，直到现在，我们说起此人，还称为“状元实业家”，只有他当得起这五个字，张之洞位极人臣，大兴洋务，到底只是个探花，提都很少有人提。
张謇
点了翰林的张謇，不喜欢当京官。当京官的好处，是人脉广泛，升转较快，也不太忙，坏处则是上官太多，不得扬眉吐气，而且，等因奉此，做不得什么实事。当然，戊戌之后，帝党失势，张謇在朝中没了奥援，这京官就更没甚滋味了。因此他自从1894年丁忧回乡后，就一直请长假，不肯再回京当那个清贵无用的翰林院修撰。
张謇丁忧期间，张之洞奏派三位在籍文官于本乡设立商务局，酌办实业。三人中，陆润庠与张謇都是状元，一时间“状元办厂”哄传天下。
张之洞
如今看来，“状元办厂”真是个很好的噱头，是经典的营销案例。洋务派要向朝廷证明中国人自办实业有望，找两个状元来办厂是最佳方式，他们有人望，有官场关系，但又不具备“现管”的身份，便于腾挪斡旋，在“官”、“商”之间充当中介。即使办厂失败，状元们从事的又不是本业，不至于存在太大的风险。
对于张謇本人而言，办厂是条新路，又要从四民之首的“士”转型为四民之末的“商”，犹豫在所难免。不过他对世道的认知很清楚，他在自订年谱里说：书生总是被社会轻视，因为只会说空话，发脾气，而且看不起社会上一般人。言下之意，状元办厂有为知识分子正名的功效。此外，知识分子主张的强国之途，首要是教育。但教育需要经费，这笔钱从政府那里、从商人那里，都是要不出来的。张謇说，只有自己参与商务，才能从中提留教育所需费用。他提出的口号是“父教育而母实业”，这样，就为自己的自儒入商找到了终极目标。
办厂果然大获成功。南通的优势，在于原料、人力、土地都比经济中心地区便宜，而劣势在于本地资本不足，无法规模化经营。张謇对家乡的出产、规划，都烂熟于心，一趟趟地跑南京（官）、上海（商），虽然也有过徘徊四马路的路灯之下、上海滩卖字凑路费的困窘经历，到底状元的牌头、人脉，终于让南通的纱业雄起于东南。
大生纱厂
终其一生，由清朝入民国，张謇当过的最大官职，不过是一年半的农工商总长，但他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东南互保，他是策划者之一；立宪运动，他是东南地区的主谋；袁世凯出山，是他专门去洹上催请的；清帝退位，是他起草的诏书；民国几届内阁，都将实业最高位虚席以待……风云激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张謇却始终屹立不倒。
不妨与同时代人比较一下：同是状元，清朝收梢，刘春霖便只能当个隐退的遗老，靠卖字打秋风为生，陆润庠也办过实业，到底抵不住官场诱惑，难乎为继；同是“官商”，李鸿章冰山一倒，盛宣怀的个人事业也走到了尽头；同是总长级的“策士”，内阁星散，章士钊、杨度也不免流落海上，在老头子杜月笙门下讨生活……说穿了，他们都没有“根据地”，做的都是短线交易，张謇则不同，他守定了南通这个“模范县”，从实业到建筑，从教育到市政，无一不是亲自擘划，长远打算。用时行的话说，在那个变幻无定的时代，张謇算是找到了一片蓝海。
故事就说到这里。到底如何度过危机时代？张謇的生平，给我们两层启发。
对个人的启发是：为同时代诸人所不能为、不敢为，方能把握先机，同时，鸡蛋要放在两个以上的篮子里，以便规避风险。像状元这个品牌，如何转化为现实中的政治与商业资源，张謇作出了完美的示范。跨界并不可怕，关键是跨界能否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用张謇的话说，就是“言商仍向儒”；而经营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偶尔出露峥嵘，成固欣然（如东南互保），败亦不伤根本（如出任农工商总长），才能给自己一个腾挪的空间。
对时代的启发是：伦理的稳定比政治的稳定更重要。张謇能屹立不倒，因为他背后的南通一直在稳定地发展，南通为什么能在乱世稳定地发展？因为有张謇的面子做保护伞，政坛变更动荡，不影响张謇的地位。但这种动荡不能发展成动乱，张謇晚年，孙传芳劫掠东南，南通局势便已有所不稳，如果1928年（张謇已去世两年）那样的大革命袭来，南通也保不住一方静土。张謇不是保皇党，但是他反对推翻清朝；他不喜欢袁世凯，但他力挺袁世凯出来收拾辛亥残局，一切都是着眼于稳定。顾炎武曾说兴亡的亡，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区别便在民众心性是否沦丧，据此再来理解张謇说的“父教育而母实业”，自有别样的滋味。
苹果用户专用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