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为什么难？
Futures杂志2009年第7期发表了两位挪威学者Arild Buanes和Suein Jentoft的文章，Building bridge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interdisciplinarity（架桥：跨学科研究的制度视角）。文章说：
如果将学科看成是制度，那么跨学科就意味着打破或跨越制度边界，这种越界行为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形成新的研究范式的程度。
W. Richard Scott（博主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制度观：制度由认知结构、规范结构、规制结构以及为社会行为提供了稳定性和意义的活动所构成。
按照他的思路来分析学术学科，则学术学科由三大支柱所支撑着。
（1） 规制支柱：学术学科在制度上是内嵌于大学、研究中心、协会、资助机构、学术期刊等组织的，这些组织意味着很多东西：预算、层级、招募程序、学位证书、资格证书、关于“什么是卓越”的定义标准、学术承认，等等。
这样的学科观，假定制度是一个封闭系统。
（2） 认知支柱：学术学科控制着一种话语，框定了分析单位；它识别出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它通过概念、理论、模型等确立了一种语言。
（3） 规范支柱：学术学科除了向学科成员提供（精神）家园、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之外，还提供一套规范与价值观念。
跨学科研究会撼动以上三个支柱，所以困难重重。
目前，每个学科都向其成员灌输社会学家Johan Asplund（博主注：瑞典社会学家，1937年生）所谓的aspect vision（偏狭视野），使他们习惯于只看到现象的某些维度。
跨学科研究则要求有一个丰富的“视角库”，通过跨学科教育或是加入跨学科群体后，人们方能获得多种视角。
跨学科组织允许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制度化的歪打正着”。
规则易改变，文化很难改变，这对任何制度都一样。有理由认为，一旦（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新型）规制支柱和认知支柱到位了，规范支柱也就有了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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