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她们的存在当作羞耻，才是世间最大的羞耻
三十二，是时至2012年，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数量。
那一年，年轻的导演郭柯偶然看到幸存老人韦绍兰的故事。
他带着摄像机走进老人的生活，用最平实的笔触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并把它命名为《三十二》。
两年后，郭柯启动了纪录电影《二十二》的拍摄。
是的，两年时间里，幸存者的数量已经从“三十二”减少到“二十二”。
2015年，影片拍摄完成，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提名。
直到昨天（2017年8月14日），它才得以在国内公开上映。
就在上映的前两天，黄有良老人在家中去世，享年90岁。
《二十二》中出现的22位老人，截至目前只有8位在世了。
这几天，院长身边有很多朋友成了《二十二》的“自来水”。
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更倾向于购票请别人去看，而非自己走进电影院。
问其原因，大多回答是害怕“太残酷、太伤感”。
想来，这是“慰安妇”自诞生以来给普罗大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字眼。
但——
不是这样的。
比起直戳伤口鲜血淋漓的展示，或者刻意营造泪如雨下的悲伤，《二十二》克制得令人心生温柔。
99分钟里，几个每一个镜头都在安静地记录着这些普通老人的普通生活。
不是审视，而是，凝视。
老人们大多很沉默。
有时候望着远方发呆，又或者靠在床上低头摸索着什么……
小半天的光阴就这么溜走了。
有的老人身子骨还硬朗，自己摘菜、做饭吃。
转过神来还会招呼剧组的小伙子们休息、吃点东西。
还有人会聊起深埋在过去的伤痛。
讲述日本人的可恶、可怕，说着说着甚至会冒出一两句日本话。
“一见那把刺刀就慌死了。”
窗外，飞雪漫天。
我们想像中的“惨”，并不是这群老人生活的主题。
郭柯说，真正接触到这些老人之后，他才意识到，不应该给她们套上任何标签。
她们的生活如此普通，如此平静。
这让他更加坚定：
自己要拍的是“人”，而非所谓“慰安妇”。
所以，当她们表现出“不说了”的情绪，便没人再问下去。
眼泪，从来不该是展示伤痛、抑或感动观众的工具。
更多的时间，观众是在陪老人一起消磨时光。
她们从生活细节流露出的善良、隐忍，甚至天真，反而更令人觉得可亲、可爱。
在湖北住了几十年的毛银梅原是韩国人。
18岁那年，她因为逃难来到中国，又被鬼子骗到了慰安所。
逃出来后，她给自己取了这个中文名，因为心里最崇敬毛主席。
毛银梅喜欢热闹，会主动和摄制组的年轻人聊天。
她还喜欢栀子花。
郭柯说，到了夏天，毛银梅会摘上一桶花，送给前去拍摄的每个人。
那花特别香。
只可惜，今年1月18日，毛银梅老人去世了，享年95岁。
她没有等到电影上映，也没来得及再闻一次花香。
山西的李爱连老人个性小心谨慎，但特别爱笑。
她曾两次被抓进慰安所，被关了27天。
亲眼见到日本人残忍杀害了好多民兵，她逃跑回家后，一度哭得说不出话。
李爱连很想念去世的丈夫。
从慰安所逃出来后，丈夫并没有“嫌弃”她。
但两人的生活多少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今，李爱连的生活重心变成了身边的儿子和院子里的猫。
喂猫时，她的嘴角不经意流露出笑意，美得不得了。
爱养小动物的还有生活在海南的林爱兰。
她实在很“酷”——
在以前的采访中，她多次详细地描述自己在抗日战场上打鬼子的峥嵘岁月。
说到兴奋时，会用双手模仿机枪，不断作出扫射的动作。
一瞬间，眼睛都亮了。
打死日本人的经历是林爱兰这一生最大的骄傲。
沉浸在回忆里的她，几乎不愿谈起自己战场被俘后被关在日军魔窟折磨的日子。
由于失去生育能力，林爱兰终身未嫁。
她养了五条狗，以前还养过五只猫。
她还有个养女，如今已结婚成家。
除了养女，林爱兰最宝贝的是她的抗日奖章。
她把奖章放在盒子里，有人来看望的时候会特意拿出来戴上。
一次，奖章不见了，她特别着急，一度怀疑被某村民偷走。直到摄制组又在家里帮她找了出来……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住在广西荔浦的老人韦绍兰。
她是全世界唯一公开自己和日本儿子身份的“慰安妇”。
也因为此，她成为了郭柯上一部纪录片《三十二》的主角。
韦绍兰的一天过得很紧凑。
她会一个人挑水、烧火、做饭，去河边洗衣服。
有时，还要去荔浦县新坪镇政府领自己的补助。
一个月30元钱。
韦绍兰说，自己“玩不安心”。
能干活的时候，她吃完饭就去挖药草；可是现在年纪大了，看到药草不能挖，好“恨”的。
回想被日本兵抓进慰安所的经历，她的反应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
只有偶尔说到记忆尤深的最痛处，她的声音开始颤抖。
“眼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是1944年的冬天，韦绍兰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一起，被强行逮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刺刀雪亮，对准她的女儿。
无奈之下，韦绍兰屈辱地换上了日本军装。
3个月后的一天，她趁着日本兵放松戒备，背着女儿逃出了魔掌。
进了家门，立刻哭了。
丈夫气她“去外头学坏”，婆婆和邻居替她讲话：
“不是学坏，她是在山上被鬼子拿去了。”
丈夫不再说话，越来越沉默。
一个月之后，韦绍兰用生命救回来的女儿去世了。
又过了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只是，这个孩子并不是丈夫的……
韦绍兰吃药自杀，被邻居救下了。
婆婆又劝她，把孩子生下来吧，当自己的养。
1945年7月13日，韦绍兰生下了这个孩子，取名罗善学。
丈夫和婆婆对孩子都很和善。
但是，罗善学从小就被村里人叫“日本崽”，有时戏弄，有时欺负。
他的一生，因为日本人三个字，仿佛一直活在噩梦中，“坏了这一辈子”。
他“讲过六个妹仔”，对方家庭的回应都是：
“嫁什么不好，嫁日本人？”
罗善学觉得生活毫无指望：
“困难的时候还在后面。”
他的母亲韦绍兰却说：
“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
后来她再没想过死。
“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
她唱起年轻时在山上放牛时哼唱的旋律，短短的歌词概括了长长的一生。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
没有强调“慰安妇”这个标签，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和制造冲突，郭柯在拍摄《二十二》的时候，秉持的最大原则是尊重和爱护。
他不想要告诉这个世界，这些幸存者有多么“惨”，而是希望所有人能够摆脱自己泛滥的猎奇心和怜悯，去正视她们的存在。
愤怒、忧郁、痛苦、迷茫、善良、还有超乎常人的乐观与勇气……
她们拥有所有人都会有的喜怒哀乐，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
就像——
一个人的一辈子，不该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在拍摄《二十二》的过程中，郭柯遇到很多困难。
首当其冲的是经费——
电影临开拍前，澳洲投资方突然撤资。
为了筹钱，郭柯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给张歆艺发了条短信，借到100万。
而横跨5个省29个地区的拍摄完成后，宣传和发行费用又“清零”了。
最终，他受到韩国电影《鬼乡》的启发，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在《二十二》的结尾处，32099个名字一共滚动了4分钟。
他们是参与了众筹的普通网友，也是让这部电影得以发行的幕后英雄。
要相信，所有支持、观看《二十二》的行为，并不是在揭开历史的疮疤，更不是传递仇恨的情绪。
相反，一直忽视、甚至掩饰这些老人的存在，才该是最大的耻辱。
2016年，上海一座慰安所旧址的拆除问题曾引发争议。
有住户表示，这是个“耻辱的东西”，不该和学校放在一起。
而旁边学校的学生，连“慰安”二字都说不出口。
“因为涉及到性侵犯，所以学生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
为什么被伤害，反倒成了一种“不光彩”？
拥有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在少数。
70年里，很多老人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还因为勇敢站出来，而被身边的人“看不起”。
这是比肉体上更残酷的精神折磨。
在《二十二》的拍摄过程中，有的老人对郭柯闭门不见，更多的则对他敞开了心怀。
只是，还没等到影片上映，她们就默默地走了。
20000……
10000……
32……
22……
8……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自1995年起，中国有24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共4个起诉案控告日本政府。
4起案件，原告方全部败诉。
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所有起诉过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原告均已离世。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着人类所有的善意与丑恶。
郭柯说：
“如果我们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一场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40年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落成。
同一天，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这样的历史，怎该只有受害者去审视？
我们的武器之一，是决不忘记。
《二十二》的结尾，曾被日本兵强暴、打断一条腿的陈林桃老人说：
“希望中国和日本一直友好，不要再打仗。因为一旦打仗，会有许多人死去的。”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人性最大的善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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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