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许纪霖：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一点也不亚于马克思，虽方法异，但异曲同工
知识分子的阶级与出身
文：许纪霖
节选自：《安身立命》
来源：“欧陆思想联萌”公众号
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曾经是几乎唯一正确的研究思想、历史与政治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最早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基佐在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中采用的，马克思后来将之发展为一套阶级斗争的学说。然而，到了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里，阶级分析方法被教条化、僵硬化了，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论是哪个国家或民族，都要经过五种社会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自有阶级之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奴隶社会就是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社会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按照这一机械的理解，马克思原本非常丰富精彩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了。
如何回到马克思的原典，用马克思本人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精读马克思的两本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特别是后面这本，是马克思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典范，无论是思想的深刻性还是语言的优美，其达到的高度几乎是后人不可企及的。
研究知识分子，大量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观念。那么，阶级与思想是什么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说某一个知识分子是某个阶级的代表时，意思是他的思想不能跃出这个阶级的生活所无法超越的界限。比如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不一定说蒲鲁东本人就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说他的思想视野，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所构成的框架之内，无法超越那个限制。每一个阶级都有自身的思想视野，当你的思想无法超越那个视野的话，不管你是否有自觉的意识，都成了那个阶级的思想的代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主要分析了1848年法国大革命以后，为什么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三世，竟然能够在全民选举中成为总统。马克思在写这篇著作的时候，路易·波拿巴还在台上当总统，跃跃欲试要称帝。马克思不屑地说：如果黄袍终有一天落在路易·波拿巴的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将在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马克思的预言果然惊人地准确，自以为是的小波拿巴后来发动了普法战争，被德国打败了，成了阶下囚。正如马克思在文章一开始所说：一切伟大事变的历史人物，通常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拿破仑一世是悲剧英雄，但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成为一个拙劣的模仿者，成为可笑的喜剧人物了。
问题在于，一个可笑的人物，是如何上台的，成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马克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了精彩的展示。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有三个政治集团：第一是山岳党人，是共和党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第二是秩序党人，是保守派，代表大地主、大金融资产阶级；第三是波拿巴，超越一切阶级之上，但就是这个波拿巴最后通过选举获得了政权。那么，波拿巴的社会基础是谁呢？马克思指出，是流氓无产者。就是在大革命以后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又没有稳定职业的那批人，他们成了路易·波拿巴的打手。但是，真正用选票将路易·波拿巴拥上台的人是农民。
马克思对法国的农民作了精彩的分析，他说，大革命之后从老拿破仑那里获得土地的自耕农们，就是“一袋马铃薯”。放在大麻袋里面的马铃薯，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但又没有任何组织和联系，他们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也构成不了一个阶级，因而他们在议会里面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也没有任何政党代表他们。于是“一袋马铃薯”的农民们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好皇帝代表他们，皇帝就是农民的大救星，一个农民的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9世纪中叶之前的法国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很难出现稳定的民主，很容易出现王政的复辟。
阶级分析方法不仅来自马克思，在西方社会学三大家中的其他两位大师，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那里，也有他们对阶级的理解和分析，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讲了。下面我要重点介绍的，是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陈寅恪如今被神化了，但是被神化的部分，似乎是他的考证功夫十分了得，精通十几国外语，是“两脚书柜”，知识渊博，精于考据。然而，当大数据出现之后，人人都可以成为陈寅恪。陈寅恪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知识的渊博，而且在于他出众的理解力，也就是对史料和历史的阅读能力极强。
陈寅恪研究方法之中的核心，是陈氏的阶级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两本书里面：一本是《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另一本是《唐代政治史略稿》。陈寅恪的阶级分析不是孤立的，他是将四个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交叉性研究：阶级、民族、地域与文化。所谓民族（或种族），指的是胡汉之争；地域考察的是不同区域的背景；文化的意思与我接下来要谈的品味有关；阶级的分析离不开民族、地域和文化其他三个要素。但在这四个要素当中，阶级是核心的分析单元。
陈寅恪最注重的一个概念叫作“阶级的升降”。时代变化以后，社会的主流阶级会随之变化，一些阶级崛起了，另一些阶级衰落了。陈寅恪在分析魏晋之际变动时，说魏晋朝代的更替，骨子里是一场阶级的升降。曹操代表的是庶族，袁绍代表的是豪族，曹操打败了袁绍，是庶族对豪族的胜利。魏就是庶族掌握政权的朝代。但最后司马懿父子又篡夺曹魏的政权，建立了西晋，而司马家族代表的是豪族，这是豪族对庶族的一次反攻和报复，豪强豪族重新战胜了庶族。陈寅恪以此为轴心，对魏晋之际的阶级升降作了精彩的阐释，对每个人物都作了阶级背景的分析，但又不机械。也有晋建立之后，寒族向司马政权发投名状，表示拥戴，从这个阶级背叛到另一个阶级。
陈寅恪在分析唐代政治史的时候注意到阶级背后的地域和民族性，他指出，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是关陇集团，他们原来是鲜卑族，不是汉族，有自卑感。唐初社会最强的是山东的几个世家大族，因此关陇集团还不能一统天下，李世民虽然为一代枭雄，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虚心听取魏征尖锐的谏言。自卑的关陇集团为了与世家大族对抗，武则天通过科举制度选拔精英。唐代的科举考的是诗词，大批底层出身的庶族精英通过科举进入了上层，但因此也与讲究门第和出身的豪族精英形成了两大士大夫集团，形成了牛党与李党之争。
李党都是豪族，重门第；牛党都是科举上来的。比如白居易就是诗词写得好出名，进入了精英阶层。他将自己的诗送给宰相李德裕，但李德裕看不起白居易，门第太低。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传统的北方豪族，重的不是诗词，而是儒家经义，他们各有各的文化品味，相互敌视。
陈寅恪的阶级分析方法，一点也不亚于马克思，虽然方法有差异，但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寅恪的方法是在中国自身的研究传统里面生长出来，更有亲切感。
如果我们借鉴这些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会发现许多我们不太注意的因素。首先，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与其家庭出身有何关系？我最近在研究参加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大部分都是富家子弟，很少有贫家子弟，像冯雪峰、胡风这样是个别的。而且都还不是一般的富家子弟，而是破落的富家子弟。不破落的“富二代”，一般不会去参加革命，父亲早把锦绣前程安排好了，安安稳稳读书就是了。
“富二代”参加革命，要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富家子弟中的许多人就站出来，投身于爱国运动。周锡瑞教授所著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叙述的就是他妻子的家族，一个个“官五代”“富五代”的年轻学生，原先都在南开、燕京顶尖的学府念书，是如何受到抗日救国感召参加革命的。在此之前，加入左翼运动的，大部分都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家里曾经阔过，一旦家道中落，破落了，对年轻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他们有太多的社会不满，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很容易为激进的革命思想所吸引。
鲁迅是这样，我做过的几个个案，比如汪精卫、瞿秋白都是破落的官宦或富家子弟。我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关于丁玲的研究，比较了丁玲与冰心的差异。她们在30年代一南一北，是最出名的女作家。冰心从小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家里太温暖了，所以她心里面都是爱，是没有恨的。但是丁玲不一样，她出身于破落的豪富之家，从小经受世态炎凉，丁玲自己说，她的心里充满着仇恨，对黑暗社会的恨。一个人的基本人格是童年塑造的，了解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他的童年经历，特别是生命和心理感受，就能理解他以后的人生选择。
从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知识分子，一个是微观的阶级出身，另一个是宏观的阶级升降。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两年研究生们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概念，叫作“权势转移”，这是罗志田教授提出来的，其意思接近陈寅恪所说的阶级升降。
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面，总是有一群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化的权势。但文化权势会转移的，天命长变。100多年前的1917年就是一个权势转移的标志性年份。因为文化话语权从过去新派的士大夫阶级，比如梁启超、杜亚泉那里，转移到了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这里。我最近重新研究了杜亚泉，发现1918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是两代知识分子的争夺文化权势的论战，论战以陈独秀大胜、杜亚泉大败而告终，不是在学理和思想意义上—百年之后，人们发现还是杜亚泉对，陈独秀错—而是在文化权势上，《新青年》打败了《东方杂志》，从上一代知识分子那里，夺过了话语的主导权。
类似的文化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在五四前后也有过，1895年是一次，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从广东来的年轻的文人士大夫，接过了洋务派官僚士大夫的变革旗帜，借助老一代完全没有听说过的现代媒体，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在五四运动之后，在1925年国民大革命兴起之时，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五四的话语，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权势转移”时代。而在话语的竞争和时代风向变化的背后，都有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与此相对应，又与更宏大的阶级升降相关。
作者谨识
2019年清明于沪上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