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对决策者来说，不仅“难”，而且“两难”

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新华网 2020-02-07

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对不起，没能守护住你

不仅“难”，而且“两难”

王彩平

来源：咖啡的味道 2020-02-07

对于决策者来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信息发布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难”，另一个是“两难”。

难

第一个难，难在法律依据。在2020年1月20号之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是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25类，也就是说，在新冠传染病暴发的时候，如果要依法发布信息的话，从现有的法律中找不到依据，它还不是法定的传染病哪！

第二个难，难在路径依赖。多年来，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套路，即“内紧外松”，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发生危机的时候，决策者很容易就习惯性地选择路径依赖，一方面对公众“保密”，另一方面，试图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新冠也不例外。12月30日，也就是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信息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的同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印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也在网络上流传，其中要求严格信息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第三个难，难在发布主体。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美国的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门，有权向社会发布疫情信息，但中国的疾控中心是事业单位，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用曾光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疫情发生后，只有在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外发布信息。

这不是问题吧？事业单位疾控中心向卫健委汇报后，卫健委作为行政部门发布就是了，无非就是个汇报的时间，何至于错过最佳的信息发布时间导致封城呢？这就涉及到了“两难”。

两难

第一个“两难”，它是“黑天鹅”吗？万一不是呢？这也是面对“黑天鹅事件”时很容易产生的侥幸心理，反映出了决策者“两难”的心理状态。新冠的关键词是“新”，这就意味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不明确，如果要发布信息，无论是内容、轮廓还是边界，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这类事件，决策者一定是谨慎的，也许让子弹飞一会儿，结果并没有那么差呢？谁会料到，传说中的“黑天鹅事件”突然就从天而降了呢！

第二个“两难”，这不马上要春节了吗，在中国的传统里，这可是一年最重大最喜庆的节日，即便是寻常百姓家，也都愿意过年有个好兆头，老百姓甚至不愿意在正月里打针吃药看病，这个时候发布这样一个疫情信息，岂不是很不吉利的霉头，与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十分违和，但反过来说，如果不发布，老百姓就会暴露在传染的风险之中，更谈不上积极防范。对这样的两难决策，对于下一级官员来说，恐怕没有比矛盾上交更好的选择，这时，他们就会避免自己做决策，而是通过层层上报、批准授权等方式将决策风险尽可能上移。而对于上一级官员来说，也很难在“面对未知”的情形下牺牲掉现实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以及其他行政目标。

在《FLU》里，面对疫情，韩国总理的第一反应就是先封锁盆塘再宣布疫情，在他看来，人类在危机面前是无法冷静的，所以，“宣布了疫情如果人们都闹翻了，反而比病毒更加可怕。”这也是一个两难情境，不发布，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了，又会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因此，曾光在1月29日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说，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第三个“两难”，就是《花冠病毒》里抗疫总指挥袁再春的“两难”，作为一个多年从医的医学专家，他深知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之所以后来成为医者格言，就是因为简洁明了而又富有哲理地指出了医学的局限性。因此，袁再春会说：现在这样讲假话，乃是面对生命本质的讲真话。这是灾变面前的智慧，是善意的欺骗，骨子里正是医生的大慈悲。也因此他选择了隐瞒，希望能够在没有特效药的束手无策的情形下，发挥病人自身的意志和抵抗力，斗志昂扬地去和疾病作斗争。

这么说，又“难”又“两难”，是不是袁副市长的瞒报就是正确的呢？

那不能！

首先，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而在林林总总的各种风险中，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开篇所言，几千年来困扰人类的三大问题是饥荒、瘟疫和战争，“瘟疫”无疑是最可怕的风险之一，这类风险的决策当然要依靠科学，要通过大量的科学分析来预判其发生各种演变的可能性，但是，一定不能仅仅取决于科学，更要取决于对最坏结果的预测和研判，为了防止出现“最坏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透明地公开疫情信息，快速启动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

其次，是不是像《FLU》里的韩国总理所说“宣布了疫情如果人们都闹翻了，反而比病毒更加可怕”呢？这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在今天通识教育普遍推广的社会环境下，不排除刚刚听到信息时人们会本能地产生恐慌心理，但恰恰是伴随着信息公开的过程，各个主体也在逐渐地明确自己的责任，会根据疫情信息来评估被感染的风险，从而自觉地协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当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时，整个社会的防治水平自然就得到了提高。这样就通过信息公开，使社会从无序走向了有序，客观上起到了比政治、权威和命令更好的协调全社会的作用。

再次，医者格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本身没错，但如果在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将此作为指导决策的重要思想依据，恐怕有些问题，因为对医务工作者个体而言，面对生命本质的善意谎言确实是医生的大慈悲，比如通过隐瞒来防止恐慌情绪对病人的治疗和恢复产生消极影响，再比如通过隐晦来安抚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死亡，但是，作为一个公共事件，即使当下还没有更好的应对病毒的手段，没有控制疫情蔓延的方法，只要希望还在，努力还在，全社会的众志成城就是战胜各种挑战的最好保障，因此，一定要通过信息公开把社会动员起来，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

除此而外，政府公信力是容不得损害的，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纸里包不住火，话术更代替不了现实，而谎言，是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拉响的定时炸弹，只能招致更多的质疑和责难，唯有公开，才能防止出现信任危机。

写到这里的时候，恰好看到了湖北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给予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记大功奖励的消息，我想这一定不是偶然，而是注定，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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