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原点】二十大时光·展望二十条“路”③ | 家国之心，百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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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南京东路街道是“城市之心”，拥有丰富的辖区资源，“零距离家园”建设与时俱进，传在百姓的口中，印在群众的心里。近期，街道策划“二十大时光·展望二十条‘路’”系列专辑，从“微”视角生动展示日新月异的城区风貌、蓬勃发展的民生服务等一幅幅生动的幸福实景，充分展现南东街道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人民城市典范，共同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第三期
让我们一起走进
贵州路101号
老闸捕房旧址：
见证斗争 唤醒民众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内一幢风格独特的红砖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曾是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关押过参与五卅运动游行的学生，关押过左联五烈士和龙华二十四烈士。“五卅惨案”中，尹景伊、何秉彝等十三位爱国志士牺牲在原正门前。
老闸捕房大楼，现为上海商贸旅游学校会议实训大楼
1860年，工部局在老闸地区建立分巡捕房，也就是所谓的“老闸捕房”（Louza Police Station）。早期的老闸捕房在天津路盆汤弄（山西路）转角，1887年，工部局买进了位于南京路北侧、贵州路西侧的土地约7.2亩作为老闸捕房用地，1888年8月奠基，1889年12月竣工交付使用。建筑为三层砖木石混合结构，内廊式殖民地风格建筑。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的日本工头在厂内枪杀了该厂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一场抗议日本资本家暴行的运动迅速席卷上海。23日，2名学生因在租界为死伤工人募捐而被租界巡捕房拘捕，24日，在顾正红追悼大会上，又有4名上海大学的学生被捕。会审公堂定于30日开庭，审讯6名被捕的学生，这一天，上海2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宣传，租界当局出动了更多警力，镇压运动，逮捕学生，仅老闸捕房就逮捕了学生100余名。
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纷纷涌向老闸捕房，要求租界当局主持公道，释放学生。3时37分，捕房捕头突然朝天鸣枪示众，随后，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13人死亡，15人重伤，史称“五卅惨案”，全国以上海为中心爆发了“五卅运动”。
老闸捕房的大门原来开在南京路上，五卅惨案后，为了应对前来悼念烈士的市民，老闸捕房的巡捕如临大敌，戒备森严。
新中国成立后，老闸捕房长期为培光中学校舍，现为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1985年公布为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老闸捕房旧址树立了五卅惨案中牺牲的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烈士塑像。
南京东路766号门前
五卅惨案纪念碑：
反帝热潮 席卷九州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自上海爆发，迅速席卷全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曾评价：“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如今，上海的五卅惨案纪念碑、五卅运动纪念碑、五卅烈士墓遗址等处，依然在无声地讲述着曾经的慷慨激昂。
在南京路步行街西段街心处，著名的泰康食品公司门前，低调地耸立着一座不锈钢纪念碑。它在如织的人流中似乎并不起眼，但上书的“五卅惨案纪念”几个大字，却无言地讲述着九十多年前那场著名反帝爱国运动所展现出的名族气节和铮铮铁骨。
“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点（胡悦薏 摄）
1925年5月15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撕毁与工人的协议，工人代表顾正红率领众工人据理力争，却被日本大班开枪击中不幸遇难，这成为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分散到租界进行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有一百多人先后被捕，数千群众奔赴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群众，租界的英国巡捕爱荷生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从6月1日起上海全市20余万工人总罢工、5万多学生总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总罢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大都市到小乡镇，全国各阶层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到了这场斗争。参与罢工的工人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
新昌路99号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暗夜星火 亦可燎原
在黄浦区新昌路99号、靠近凤阳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繁华街道有一幢三层石库门里弄，坐西朝东、砖混结构，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现在是新昌路99号的一处民居。（新民晚报记者 张龙 摄）
1931年初，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布置钱之光在齐物浦路元兴里（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筹建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将秘密印刷厂转移到梅白克路祥康里（今新昌路99号）。其中，二楼两间为住房，三楼为排字、印刷及装订车间，底层开了一间烟纸杂货铺，印刷厂负责人是钱之光，化名徐之先，以烟纸店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施有章、赵锡群搞印刷，杜梅臣负责铸字、印模、制型版，杜延庆、霍彤光排字，何实山、何实嗣、钱宛正作装订、包装。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实际负责人钱之光
机器开工免不了有声响，正巧不远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正在建设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繁华闹市成了绝佳掩护，印刷厂在梅白克路坚守了一年多，成为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在上海先后5次搬迁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地点，期间相继秘密印制出版了苏区来的文件、文章，有关宣传形势、罢工斗争情况的传单，《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革命刊物也源源不断地开印。
印刷厂被迫于1932年8月前后再次转移，后来又几易厂址。尽管如此，印刷厂全体职工以极其巧妙的斗争方式坚持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这个时期党中央所交给的任务。
云南中路171-17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
繁华深处 “红色心脏”
云南中路171-173号，这里地处上海闹市区，紧邻天蟾逸夫舞台，曾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办公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迁回上海。在“白色恐怖”时期，要在上海找到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着实不易。党中央将这一任务交给熊瑾玎去完成，他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交友，对革命忠诚。1928年4月，熊瑾玎由汉口转移至上海后接上了组织关系，几经奔波找房，终于在公共租界沪中区四马路（今福州路）云南路口447号租下一处坐西面东的二层临街房子。这一排普通民居的底楼为生黎医院，隔壁是至今存留的天蟾舞台，剧院西侧一条小弄堂的后门，有一个水泥楼梯可以直接进入二楼房间，对面有一座妓院，可谓是公共租界的混杂之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1931年）所在地，地点在上海福州路近云南路口，天蟾舞台旁边。此照摄于1946年8月。（周公馆工作人员 祝华 摄）
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熊瑾玎在房子外面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以商人身份经营湖南纱布，平时在机关内坐庄忙于接洽各种经营业务，与各界人士打交道。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在上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进行组织恢复、整顿和重建工作。中共中央各部门相继秘密建立起来，云南中路“福兴商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是中枢机关。“福兴商号”二楼楼面约100平方米，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几乎都在这个机关内召开。一些党内问题，如顺直省委、江苏省委问题的解决，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准备工作，均在此讨论、酝酿。
这一高度机密的中央枢纽机构在险恶环境中存续了3年之久。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经钱壮飞火速密报，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指示党中央秘书黄文容及时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出去。夫妻俩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福兴商号”结束了秘密使命。当他们搬走3天后，即有巡捕到生黎医院打听楼上住户熊老板的去处。
1946 年下半年，熊瑾玎、朱端绶重返机关旧址时在房间内合影。（祝华 摄）
岁月疾驰，1979年，相关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察考访问后锁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1928-1931年）的确切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是上海市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迹，如今，按“修旧如故，恢复原貌”原则，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
淡水路66弄4号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以笔为刀 针砭时弊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位于淡水路66弄4号（原萨坡赛路朱依里252号），该建筑为典型的三合院石库门住宅，坐北朝南，平面呈“凹”字形，外墙为清水青砖红砖腰线，砖木结构。
《中国青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继《先驱》之后出版的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之初，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稿件都是由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86号的“但一”负责转，这位“但一”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924年春天，《中国青年》编辑部迁至萨坡赛路朱依里252号。当时这幢石库门楼房的底楼客堂间是萧楚女的寓所，二楼的客堂间和亭子间是编辑部办公室，三楼的小阁楼则是印刷间。
萧楚女与《中国青年》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次具体负责或编辑过《中国青年》周刊，同时又是《中国青年》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被青年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他对青年循循善诱，深得青年们的喜爱和敬慕。有学者指出：“他在《中国青年》上一共发表的50多篇文章，文体多样，有政论类的，有答疑类的，有重炮式的时评，有一针见血的杂感。……像匕首，像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青年》
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林育南、李求实等人也经常为《中国青年》撰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中国青年》1926年第115和116期上首发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青年》编辑部辗转至武汉等地继续坚持斗争。之后由于形势继续恶化，于1934年停刊。全面抗战期间，曾在延安短暂复刊，后由于种种原因又被迫停刊。直至1948年，《中国青年》才在西柏坡复刊。
二十大时光
展望二十条“路”
精彩未完待续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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