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佛之后又过去了八年,马加爵的父亲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

2016-06-20 新世相 新世相

这是 新世相 的第 151篇文章



12年前,马加爵在大学宿舍杀人、逃亡、被捕、审判、枪决,整件事在媒体上被连续报道了很久,变成一场现实版的悬疑惊悚故事,唯一的区别是,在现实中这个故事真的让人受到伤害。


8 年前,也就是枪决发生 4 年后,张寒见到了马加爵的父亲。我还记得她发表过一段短短的对话录,那段对话像子弹一样突突突地。当时我想,遗忘并不是一种始终生效的力量。被波及的两个家庭,仍然贴着那场巨大的事件生活。


那之后又过了 8 年。昨天,张寒发了这篇此前没有见报的文章,讲了更多细节。我得承认,即使过去这么久,媒体上展示过的细节,包括锤头、脑浆,包括躲藏、自首,包括在监狱里面的最后一次采访,都还很清晰。所以,遗忘并不总是在毁掉我们太多生活之前及时发生,也不可强迫,对我尚且如此,对真正相关的人呢?


这篇文章里有两个细节。一个是马加爵的父亲跟着大儿子信了佛,因为佛普度众生,听着心里踏实。一个是被杀的学生邵瑞杰的父亲说,有人让他相信那是命运,他说:命运?我们农民还真是好糊弄。


真不知道信奉命运和因果,到底是用来赌未来的运气更有效,还是用来解释过去的痛苦更有效。也不知道就算信了佛教和因果,有些切身之痛是不是真能忘掉。



文章由作者张寒授权发表。张寒是我在传统媒体从业时代最喜欢的记者之一,她喜欢写短句子,我们经常比喻成短刀子。她现在是微信公号“每日人物”的执行主编,一个“记录这个时代精魂”的人物故事公号。搜索“meirirenwu”可以关注,质量很高,推荐。




马加爵父亲:我想不通,可是我还要活着

作者:张寒



发一篇没有发表过的稿子,马加爵的父亲。2008年采访的,当时没有见报。在记忆的标尺里,总觉得2008年还是个很新的年头,再仔细一想,已经八年过去了。


我没有再联系过马加爵的父亲。我们长聊完之后,他送我出门,他说,忘了我们吧,不要再找我了。



(2008年,马加爵被刑决四年后)一扇门被砖头结结实实的堵上了。另一扇门几乎只在夜里打开。窗户,当然是封紧的。


屋里光线很暗。

马建夫的白发根根分明。

他坐在凳子上,头埋的很低。他抬起脸,你会觉的这个人是在被日子裹着往前走。

他说,我不到60岁。可我完全是一个老人了。

一个被命运的大锤敲打了很多遍,疲惫如同呼吸一样紧随着他的老人。

马加爵的父亲。

四年了。他几乎认定这一生都走不出那个阴影。



希望




“他们失去了希望”,临刑前的马加爵说这是他给家人最大的伤害。

他的话像箭中红心一样精准而绝望。事发时希望的瓜熟蒂落已经触手可及。他就要毕业了。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养活自己。重担即将从马建夫身上卸下来了。

马建夫靠熨衣服供马加爵读书。开始是成衣加工,后来,对加工的样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就改成了熨衣服。熨一件衣服五毛,好的时候一天熨几百件,能挣几十块。熨衣服蒸汽很大,屋内常常雾气缭绕。

马建夫说那时候过的很踏实。大儿子在南宁做保安,两个女儿也有自己的生活。“我的小儿子”,至今他仍然如此称呼马加爵。小儿子很争气。

他的争气拿马加爵十四叔马建辅的话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乡村孩子所能做到的顶峰。重点大学,聪明懂事,光宗耀祖。

村里人记得,当时他们都拿马加爵做榜样来教育孩子。马加爵出事,全村人生生的被噎了一下。他们不再提起这个名字。但是每到有孩子考上大学,村里人还是会想到他。村民马加禄说,儿子考上大学,他叮嘱了很久,要他一定要和同学处好。要忍让。他的儿子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认识马加爵。

“他的脸被从头抹到脚”,马建辅说大哥没脸见人。

马建夫说,那个消息就像从天上掉下一块大石头,就那么横在眼前。推不动,绕不开。

他曾经想过死。但是那只是瞬间。发生这样的事,要活着。“我这把老骨头,要给孩子们挡一挡”。他说,在村子里出了这样的事,一家人都完了。有他在,那三个孩子受到的伤害和压力会小一些。

四个孩子里,他觉的马加爵最像他。马建夫说自己从小爱看书,因为文革没有受好的教育。他希望孩子们能走的更好。每次回家马加爵也愿意和他聊聊学校里的事。大学的生活他不懂,他就告诉儿子,要尊敬老师,要和同学好好相处。

他说没有一点点前兆,如果有,他肯定能把孩子劝好。

所以他和村里的支书马玉义说的最多的就是后悔。他后悔那年春年没有坚持让孩子回家过年。“如果我那天不糊涂”。



遗忘




马家挂在墙上的钟表静止在九点二十五分。


马建夫不知道表是什么时候不走的。他扫了一眼,说大概是没油了吧。

他用带有讽刺的语调嘲笑自己,“时间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他不想知道时间。天亮了,起床。天黑了,出门。

他说他的生活,就是睁开眼再闭上。

如果遗忘可以发生,它早就发生了。

马建夫用尽了使牙齿都发酸的力量去忘记他的小儿子。他说,他想着忘记会好受一点。

这4年,他用一个词概括,闷闷不乐。我快乐不起来,我没什么可快乐的。

他早就不熨衣服了。那是为了孩子才做的,孩子都不在了,没必要了。

他把正对着电线杆的那扇门堵上了。马玉义说马建夫相信出事和家里的风水有关。那根电线杆还屹立在那里,2004年,它身上贴满了马加爵的通缉令。在堵着的门上方,放了一个八卦。在正门上方,除了一个八卦,正中还放着一个圆的镜子。冷冷的闪着光,像一只斜睨的眼睛。

冷冷的,是马加朋对大伯的感觉。马加朋很少到大伯家里去了。大伯现在脸上永远只有一个表情。他不会笑了。不像以前那么好客,有说有笑。他怕那个冰冷的家。

马玉义和马建夫也不知道聊什么好。在他家里坐着,说几句话,气氛就会冷下来,变得尴尬。

马加爵这个词成为马家和村里共同的禁忌。谁也不提。马建夫说,大家在一起几十年,什么都不说,也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对于两个女儿的生活,他不再热心。他说自己没有精力去管她们了。他已经忘记了这几年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过。他说她们有公婆疼,他不想操心。田里的菜是妻子去种,他问都不问。

唯一让他能打起精神的话题,是过几年会有个孙子。

“也许有了孙子,就能把他真的忘了”。

马建夫说话和善而委婉,他说希望不要有人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每天傍晚出门,在夜市里卖点饮料。一天有十几块钱的收入。白天,房门紧闭。他会打开灯,看抗日战争的书。有时候也看看电视,比如长征。

在马玉义的眼里,马建夫其实是个聪明人。平时不说话,但是一说起来条理清晰,见解独到。马建夫把这一点归结于自己看书多。他虽然文化不高,文革的时候看大字报懂得了很多知识。他现在提起那时候踮着脚看大字报的情形,还露出一点微笑。他说那时候,他就知道读书很重要。

马建夫不贪心。刚出事的时候,有很多人寄钱到村子里。马建夫大部分都没有要,一一退回。



骨灰入海




马加爵的骨灰早就拿走了。

马建夫没有去拿,他那时候腿都迈不动了。

骨灰被姐姐和叔叔带到北海,撒到了海里。

马建夫不想让他的骨灰放在家里。他说看了伤心。

他知道马加爵执行死刑的消息后,躺在床上动不了。他让妻子把一家人叫到一起,说加爵走了。一家人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起哭。

这个情形让马家盛,这个和马加爵最亲密的堂弟和朋友,想起了马加爵考上大学的那一天。全家人也是凑到一起,摆了两桌菜,一家人一起庆祝。

这几年,马家盛经常梦见马加爵回来了。一家人欢天喜地。在梦里,马家盛一边高兴,一边在恐慌。为什么公安没来抓哥哥,他们会不会马上来。

他知道为什么要把哥哥的骨灰撒到海里。马加爵喜欢海,小的时候,马加爵去了一趟北海。回来一直跟他念叨,大海真大真好。亲人撒完马加爵的骨灰,没有带回更多话,只是说,那骨灰好沉。

马建夫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严厉的人。十四叔,马加爵心目中的能人,有点害怕大哥。他对马加爵的案子有很多不满。家人没有见马加爵最后一面,没有通知行刑日期。他有很多疑惑。马建夫知道他性子急,不允许他去拿骨灰,也不允许他去听审。

马建夫只和他说一句话,这些事情以后都不要再提。为了怕哥哥生气,马建辅把家里马加爵的照片都取下来了。他叹气,说大哥太老实了。

提到最后没有见到马加爵,马建夫的眼睛定定的盯着一个地方。猛然像醒过来一样,他说他都忘记了。政府有政府的道理,不让见就不见,我们听政府的。

他自己没有想过,最后如果能见儿子,会说什么。他通过律师申请见面,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他就断了念想。他说都是命,见了又能怎么样。“我想不通,可是我还得活着”。


学佛




马建夫越来越相信命这个字眼。他说人在命运面前太无力。

大儿子马加朝信佛了。他听儿子讲佛,也信了起来。现在家里不杀生,很少有荤腥。即使到过年,要买也是买熟食。

儿子信佛,马建夫说他心里很安慰,这样好。佛讲普渡众生,马建夫说能普渡众生是种大慈悲。他喜欢听儿子讲佛经的东西。他说听了之后觉的踏实。

马加朝当过兵,退伍后在南宁当保安。身高和长相都不错。马建夫说他本来找媳妇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因为马加爵的事情,很多人一听说是他弟弟,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一个好心人,马建夫爱把所有帮过他的人成为好心人,介绍了一家。那家不嫌弃,才结了婚。

为了照顾父母,马加朝回宾阳摆了一个小水果摊。生意并不太好,空闲的时候,他就会看佛经。见到他的那天,他正在看一本叫现代因果实录的书。

他很严肃的说,种善因有善果,种恶因会有恶果。一定是这样,他强调。

提到马加爵,他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都忘了。他形容自己现在的处境是心境平和,不快乐也不忧伤。他说有痛苦是因为太执着。

他似乎在追求这种带有禅意的说话方式。他说,你知道吗?昨天的太阳落下去就是落下去了,你不可能让昨天的太阳今天再升起来。所以,过去的,都忘记了。

问他所有的打算,他都说随缘。只是到最后,他突然有点怒气冲冲,“再说这些有什么用?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见不了我弟弟最后一面”。

村民说,马加朝当初去当兵也是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这么多孩子的学费。弟弟成绩好,就让弟弟继续念。他有时候会跟村里人说,早知道,当初应该自己去读。

马建夫信佛更让他觉的愧对那几个被杀的学生。他说,杀人是种罪过。都是些孩子,我小儿子为什么一点机会都不留人。

即使他们不对,也应该诉诸法律,为什么那么残忍?马建夫说他至今没有弄明白。

为了这残忍,马建夫曾经去几个家庭谢罪。

他说他是当父亲的。他有责任去承担。“我希望他们打我,只要他们好受一点,打死我也行”,马建夫说那是他唯一能做的补偿。

听到记者要去邵家,马建夫说希望他们能够过的幸福一点,这样他心里能心安一点。



前途




作为年轻人,马加盛没有像大伯有那么多的道德压力。


他想的更多的是哥哥马加爵。

他成绩不好,马加爵经常帮他补习,也帮他出头。他一直觉的遗憾,马加爵帮了他那么多,他什么忙也帮不上。知道他逃亡的那一阵子,他天天想的是,哥哥有饭吃吗?

他的印象里马加爵开朗,聪明。从小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嫁接树木。不同的树木刷刷的用刀砍开,对接在一起,指望着第二年会有奇迹。从来没有成功过,马加爵却乐此不疲。他喜欢这些东西,他的生物学的最好。

上大学之后,马加爵沉默了一些。马加盛以为他是长大了心事多了。但马加爵经常会跟他说,他在大学很开心,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马加盛没读大学。他在等马加爵毕业。他想着哥哥在云南找了工作,他就跟着他打工。他和马加爵说起这件事,马加爵很高兴。他说,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现在这种前景没有了,“想起来就惆怅”。

同样惆怅的还有他的弟弟马加朋。刚17岁,读书不行,就呆在家里。他想着以后做个保安或者只要有人肯要,做什么都行。

马加盛在宾阳城里打零工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叫马加爵。“我不在意”,他把目光挪向远方,“他们不懂事”。

马加朋在校园里也被人这样叫过。他们这一辈人名字里都有一个加字,像烙印一样和马加爵连到了一起。

他们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样。“他考上了重点大学又怎么样”,马加盛像是自我安慰。 



另一个父亲




被马加爵杀死的邵瑞杰的小弟弟也辍学了。16岁的他到广东打工。


他跟父亲说,读什么书,不顶用。其实是家里供不起了。在遥远的2004年,邵渭清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家里4个儿子,先把老大供出来,然后老大供老二。老三是个聋哑人,不算在内。老二供老四。计划在第一个环节就被卡断了。时间走了一个轮回。邵渭清的二儿子今年大四了。就像邵瑞杰当年一样。

65岁的邵渭清胃病很厉害。他带着聋哑的儿子在周边的村子打零工。老二的学费每年6000多,不是一笔小的数字。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整个身子朝下弯,说话的时候他用手一下下的卷着自己的裤腿,脚上的绿色解放鞋洗的泛白。

他的妻子显得要开朗一些,在不提到邵瑞杰的前提下。她让记者看他们家裂缝的房子,“呶,呶”,她是笑着的。一听瑞杰两个字,她就把脸转走了,不再说话。

邵渭清把家里和瑞杰有关的东西收起来放在妻子看不到的地方。他常常偷偷拿出来看。有一次,他翻到一本书,在书的夹页里,邵瑞杰写着,先有事业,再有家庭。他对着那本书哭起来。邵瑞杰是个内向的孩子。他知道家里穷,要好好做事。

邵渭清从来没有忘记过老大。他有半年的时间连饭都吃不下去。他常常做梦梦到邵瑞杰,梦到他回来在地里干农活。一醒过来就直到天亮。每年过年,他都会在桌子上给老大摆一双筷子。每年清明,他去烧纸的时候,会把一些书烧给他。他不舍得都烧光,烧完了就彻底没了。

邵渭清从来没有让自己活在仇恨里。马建夫来的那天,他不想见。但是怕街坊邻居控制不住,会打马家的人,他找了个摩托车从半路上拦住了马建夫。见面没有多说话,两家人都在哭。马建夫希望能给邵瑞杰的墓磕头,那天下着大雨,坟在高山上。邵渭清说算了,看也没什么用。早点回吧。

邵渭清说,这件事不怨马家家里。他也损失,我也损失。他恨不起来。

他怨的是学校。他记得大一开学时,他去送邵瑞杰。当时接待的老师和他说了一句话,让他彻底放了心。那位老师说,孩子接到通知书就是学校的人了。我们会照顾好他。

到最后,云大的老师和他说让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

命运?老人苦笑了一下,我们农民还真是好糊弄。

邵渭清现在有点胆战心惊。他希望老二能顺顺利利的毕业。

他说不后悔邵瑞杰上云南大学。

他最后悔的是,当初学生选宿舍。宿舍分两种,公寓楼和一般宿舍。公寓楼贵,1200一年。一般宿舍只要几百。

他想了半天,让孩子住了一般宿舍。

我对不起孩子。家里太穷了。住贵的,就没事了。





晚祷时刻:


你忘了吗?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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