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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力量:一篇稿子“通了天”,迫使副总理公开作检讨

李学成 天天快讯 2018-08-14

(李学成)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又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新闻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配合接受记者采访,是各级组织向媒体和群众阐述自己观点、消除矛盾误会的机会,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不熟视无睹、不主观武断、不推波助澜,在掌握新规律的基础上,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把握更适度、更科学,这样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以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


日前,山东省委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



紧接着,中纪委机关报刊发评论《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是必答题》,为大众日报、山东广电《山东新闻联播》近期大力开展的舆论监督“大动作”点赞。文章提出,旗帜鲜明地为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撑腰”,并在鼓励、支持的同时,指导、引导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说起舆论监督,笔者不得不提到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她曾顶着压力,秉笔署名写下一篇内参,当时高层亲自批示,也正是因为这篇“通了天”的内参,导致当时的一位副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公开作检讨。她就是新华社女记者丁永宁


丁永宁虽是上海出生的江南女子,一生却都有英武朗阔的男儿气、壮士气,而她的正直与敞亮,又为她的豪侠性格平添人格魅力。



丁永宁最早在外交部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翻译。但她更喜欢做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她不顾外交部的挽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到新华社国际部做了一名编辑、记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永宁两度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首席记者。在那时,新华社的女性担任首席记者的人少之又少。


在罗马尼亚,她广交外国朋友,非常活跃,知名度很高,也“胆大包天”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大事。


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她顶着压力,秉笔署名写下内参:《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



事情发生在1978年4月20日。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


恰在此时,民航办事处收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通知:一位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结束在罗马尼亚的访问,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回国,要他们做好专机的各项保障工作。


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150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国家队员政治上可靠,又是个团体,便于管理,领导人无安全之忧,又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真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4月20日晚,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内举行告别宴会,答谢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的盛情款待。


与此同时,女篮的20人办妥了一切出境手续,在候机室等候。他们的行李全部经过了仔细检查,由专人集中看管。


当晚8点,代表团主管礼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忙赶到机场,通知女篮:为了安全,专机只能上人,不能带行李。女篮队员虽觉得有些麻烦,但也同意了。


大约晚上9点多,女篮成员上了专机,坐在机尾。此时,距离专机起飞,仅半小时了。


就在这时,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和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上飞机,要求女篮立刻下机。


大家都惊呆了!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这边说:那我们怎么向罗马尼亚方面解释?言下之意是:这让人家看咱们中国的笑话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对方不为所动,坚持说:“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证吗?如果女篮要乘专机,首长就只好不坐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有办法,女篮队员全部下了专机,低着头,默默离开机场。



罗马尼亚的诸多工作人员目睹了这一场景,惊讶地问道:“刚出了境,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要急着比赛吗?”……中方人员尴尬无言以对。


女篮队员范桂兰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当年2月开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自己和这位副总理在一个小组,怎么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就不可以呢?


在机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后,女篮成员回到市里。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原来住的旅馆房间已退,根本找不到住处。他们被接到使馆里,随便吃了些东西,在会客厅的地毯上睡了一夜。有队员感慨地说,如果是周总理,一定会高兴地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同机回国。


最后,女篮队员们滞留了一周,才搭乘下一班中国民航班机回了国。


事件发生时,作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的丁永宁并不在现场,当时她回国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


回到罗马尼亚后,使馆人员气愤地对她说起这事。丁永宁也火了!“如此严重脱离群众!这是犯众怒!”


于是,她决定:报告给中央!


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女篮上了飞机被赶下来,副总理本人是否知晓?事涉国家领导人,必须确认。


她判断,既然是临时变卦,极有可能是告别宴会期间做的决定。除了政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经济参赞也参加了宴会。


但她不能冒险去找这两位核实。因为,这位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联络部,是经济参赞的顶头上司。“当时的驻罗大使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我正在调查、写稿的事被大使馆主要领导知道,很有可能会受到干扰,稿件最后就发不出去了。”丁永宁说。


丁永宁想到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宴会上的翻译,时任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一秘。


这位一秘和丁永宁的关系不错,虽然也由外经部派出,但丁永宁认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能分辨是非的人,做点思想工作也许能成功。


事实正是如此。一秘私下告诉丁永宁,当晚宴会刚结束,代表团成员向副总理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副总理是如何回应的。


确认了这一点后,丁永宁立刻下笔写稿。文章中,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副总理。


文章在事实调查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在使馆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场听取了有关汇报。”为了加强可信度,她特意加上了这一句:“这是使馆同志亲眼看到和听到的。”


在很多人看来,做新华社记者是件很风光的事,有名又有利,全世界跑,真是风光无限的好差事!但实际上,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搞不到“料”且不说,署名,不是为出名,更是表态:文责自负,我承担一切责任!



在稿件的第二部分,丁永宁还写了此事的影响:“现在凡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长出国均是专机。这里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少数几位主要领导同志。”


同时,她搜集了罗马尼亚方面的情况,写道:“在罗马尼亚,除齐奥塞斯库同志(罗共中央总书记、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班机。”


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装订好,交外交部信使队带回。


数日后,稿件到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定稿人卫广益的办公桌上。


看完后,卫广益立刻同内参组的几位资深编辑研讨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篇稿子应该发,但范围要小,发“手抄件”。


“这个事情,如果是别的记者,可能就不写了。毕竟指名批评一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也许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丁永宁写了,也肯定做过深入调查,相信她是认真考量过的。”新华社高级编辑卫广益后来回忆说。


第二天,他带着稿子和处理意见向新华社国际部值班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看后,表示同意。


卫广益没有将稿件交付排印,而是找字写得好的编辑,手抄了两份清样。一份清样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另一份报送当时高层胡耀邦。


后来,外交部给卫广益打来电话,大赞:“一篇稿子通了天。”


对方在电话中称:


第一、中央领导要求这位副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公开作检讨;


第二、决定以后国家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可以坐专机,包括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


第三,其他领导人出访应坐民航班机。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今天。



消息传来,外交系统一片欢呼!大赞这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记者。到罗马尼亚来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要来见见这个女记者的真身。“你就是丁永宁?你就是新华社那个丁永宁?你胆子好大呀!你写的文章让中央领导做了检讨!啧啧······”


1980年5月,丁永宁稿件中提到的这位副总理再次率政府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人民日报》关于这两次出访的报道中,1978年4月12日写道:“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5月22日的报道中则写道:“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可看出明显变化。


这一次,这位副总理乘民航班机头等舱来到布加勒斯特时,丁永宁也在欢迎的队伍里。副总理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轮到她时,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的丁永宁。”


副总理问:“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呢。”


丁永宁笑了笑,谁都没觉得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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