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买官卖官明码标价，有人愿出2个亿，有人被骗5千万
（李学成）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人腐败必然导致用权腐败。花钱跑官买官，一定在当权后用权力把钱千方百计捞回来。买官卖官，古已有之。今天一些地方也有了买官卖官，但古今大为不同。
如清朝“捐纳”是国家行为，或说政府行为，公开买卖，其收入纳入国家财政。今天的买官卖官，纯属个人行为，即使是公开买卖，即使是组织部长买官卖官，也不是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是个人之间的私相授受，钱都进入个人腰包，国家、政府未得一分钱好处。清朝是皇权国家，官职也是皇家私有物，与公共权力为国民共有之现代国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买官卖官的后果，最终是把自己祖上的江山卖掉了。当今买官卖官的那些人，卖的是公，肥的是私，比起皇家卖私有物可恶一万倍。
清王朝时期，对考试舞弊、买官卖官行为也是从严查处，给予严厉的惩罚。但也暴露了一些幕后高层的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
乾隆年间，刘墉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朝廷高官与考官为谋私利，提前将科考试卷以高价售卖，致使科考舞弊走过场，一些蠢才高中状元、榜眼、探花，刘墉虽然满腹经纶却落了榜。刘墉为点破其中欺诈，为众多学子鸣不平，冒杀头之罪将“贡院”匾额改为“卖完”，惹得皇帝大怒，将刘墉当场抓起来。刘墉金殿呈情，揭穿了科考黑幕，乾隆怒发冲冠，遂将科考状元、榜眼、探花三人传上金殿，由乾隆皇帝亲自考试，三人这才原形毕露，之后皇帝宣诏调刘墉的试卷上殿，乾隆阅罢立刻钦点刘墉为金榜状元。
在古代科举考试作弊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但是仍然难以杜绝科考弊案的发生。笔者检索发现，近些年的考试作弊案也是层出不穷。
2004年7月5日，湖南省衡阳市30多所学校的1.2万名中学生，因两周前的数学、英语、化学出现了大面积的中考考题泄露事件而宣布成绩作废重新考试。泄题者分别是来自三个学校参加命题的数学、英语和化学老师。
2007年7月，参与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的工作人员摘抄了试卷，并流传到社会，从中非法获利10万多元。
2008年6月，辽宁鞍山的2.5万名中学生因中考四门科目出现泄题而重考。这次的泄题原因是在监狱印刷的环节，考题被犯罪分子拍照复印，然后向学生家长和老师兜售，考前基本是人手一份了。
腐败让人触目惊心，太平盛世，吏治太宽是目前治理腐败的主要问题。犯罪成本很低，而且惩罚措施不足以震慑腐败分子。
教育腐败是最为严重的一个方面，这直接影响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实施和未来的发展大局，不能够不引起重视。
公务员考试，干部选拔考试，这些事关执政的选拔还有多少黑幕值得人们怀疑？为什么现在人们不相信一些选拔而盛行走后门的歪风，这与考试大环境的漏洞百出和松散的管理措施有着很大的关系。吏治不严，民心不齐。这样下去必然会成为国家的大隐患。
近年有顺口溜称“一万问个好，十万挂个号，百万戴个帽”，正是对官场买官歪风的抨击。在个别地方，买官卖官成为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还有人总结了升官的“行情”，升一级至少需支付多少钱。清风杂志社新媒体中心特整理了近年来媒体的公开报道，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贪官买官卖官的价目表！
2014年11月17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在接受访谈时透露，巡视中发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时有发生。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多名市、县组织部长卖官鬻爵，有的涉案资金达数千万元。
副部（省）级省政协副主席“1亿”，副省长“2亿”
典型案例：国土厅长为升迁被骗5000万
2016年10月17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陕西原国土厅长王登记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王登记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6624.34万元。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一笔为5000万元。判决书显示，2012年12月，王登记欲通过王登广 (另案处理)跑关系提升职务，让陕西商人高置林给付王登广5000万元。
调查称，2012年下半年，王登记和帮他买官的“金主”在一个小区里见面。当时两人坐在车里，王登记说，“我快到退休年龄了，如果退休的话，公车、司机什么的就都没了，但是如果跑跑关系能升为副省级，就到65再退休了，退休以后还有专车、秘书。”王登广称，2008年底，王登记表达了让其帮助跑关系升官的意愿后，一个自称在中央工作的陈某告诉他，可以给王登记办升为副部级干部的事。他和王登记说了之后，王登记同意办，并承诺如果升职为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出1个亿费用，升职为副省长出2个亿费用。
省政府秘书长（副省级后备人选）：4008万元
典型案例：广东省政府正厅级副秘书长为转正，买官被骗高达4008万元
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海防与打私办原主任，人称“搞定哥”的罗欧就曾经因为买官被骗高达4008万元。
2014年5月25日，广东省纪委发布消息称，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罗欧，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检察机关称，在与罗欧的交往当中，骗子刘沃升在饭局上为了抬高自己，自称认识中央的高级领导，可以帮罗欧“跑官”，让罗欧晋升为广东省政府秘书长。
此事让罗欧信以为真，罗欧事后还真给刘沃升递交了一份简历。据罗欧供述，这4000万元是他要求接受过自己帮忙的另两名商人以担保借款的方式筹得。罗欧在供述中称，如果“跑官”成功，上述两名担保的商人将承担这两笔巨额费用；如果失败，他打算要求骗子归还“借款”。骗子第三次开口要2000万元活动经费时，罗欧意识到可能被骗，但不敢让两名担保人催刘沃升太紧，以免自己“买官”一事败露。
2016年6月30日上午，向罗欧行贿50万元、诈骗4008万元的商人刘沃升被广州中院一审以单位行贿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正省（部）价目：30公斤的两箱现金相赠高官
典型案例：深圳市长为“更上层楼”反而成了阶下之囚
据媒体对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落网后情况的报道，2009年6月，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2010年8月，中共中央纪委对许宗衡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许宗衡的主要罪状包括巨额贪污、买官、生活腐化，而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买官。
许宗衡另一罪状是大型工程贪污。许宗衡几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历年贪污的金额高达20多亿元。许宗衡从一名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处长，步步高升至副部级的深圳市长一职，一路边腐边升。
据报道，许宗衡在家中被带走接受纪检部门调查，在拘留初期，许宗衡一直不愿供出罪状，甚至以筷子插喉企图自杀。典型的亡命之徒，他自知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试图用自杀方式来保护他的上线。这一行为足以说明，向他卖官的官员一定来头不小。
有媒体披露，许宗衡“金钱开路”的手段令人叹为观止：有中央官员到深圳，许宗衡竟预备重达30公斤的两箱现金相赠，令人侧目。
地级市市长（正厅级）：180万
典型案例：常务副市长遇“大师”指点仕途迷津被骗百万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2月12日发表了《心不正，何以增德？——山东省农业厅原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单增德受贿案剖析》。单增德因受贿737.0472万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该文指出，单增德身为共产党员，一心想着依靠“大师”指点升官发财，不料被一伙骗子骗得团团转。
2008年夏天，单增德的情妇谢某某前往泰山烧香拜佛时“巧遇”一位“大师”。“大师”指点她，到北京找一个叫“张新政”的人，能帮单增德当上市长。 彼时，单增德任莱芜市常务副市长，满脑子想着要更进一步。他对谢某某的话将信将疑，于是先让谢某某到北京去见见这个张新政。谢某某在北京见到了张新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张新政对谢某某说，山东省的领导他很熟，单增德的事他能搞定，但需要钱来运作。
单增德心动了，亲自到北京来会张新政。张新政肯定地告诉单增德：给100万元，具体怎么办不用管，三个月内肯定让你升官! 单增德自己凑了50万元，又和熟识的老板吕某某要了50万元。 钱给了张新政之后，张新政告诉单增德，还得再要100万元才能搞定。单增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遂让情妇谢某某先垫付了80万元。三个月很快过去，单增德却未能如愿当上市长。当他想找张新政讨个说法时，人已经找不到了。当初为谢某某指点迷津的泰山上的“大师”也不见踪影。
正县长（正处级）：80万元+千万借款
典型案例：副县长想要买上县长：借款千万给骗子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的《副局长的“三副面孔”》一文，深刻剖析了惠州市旅游局原副局长姚春明“受贿、跑官买官、对抗调查”等严重违纪问题。
2006年，姚春明当上惠东县副县长，分管“农林水”工作。2011年，惠州市、县、镇三级换届，为了能在县级换届中当上县长，姚春明四处活动。
惠东县狮子岛酒店老板赖某夫妇看穿了他的心思，骗他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某我们很熟悉，关系很好，愿意为你‘牵线搭桥’，他能够在此次换届中帮你提拔为正县长。”没过多久，赖某夫妇告知姚春明：“升任正县长一事林部长已经答应，但林部长现在需要80万元急用，希望你能帮助。”
姚春明求官心切，赖某夫妇此番话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他压根没有细想，立即答应并叮嘱其大舅子尽快把80万元汇到赖某户头，请赖某夫妇代为转交，以向林某表达诚意。而卖力只是姚春明讨好赖某夫妇的方式之一，为了升迁，如果赖某夫妇需要钱，姚春明也会慷慨解囊，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次赖某夫妇碰到资金困难，姚春明二话没说，立即拿出几百万元，又通过亲戚、朋友借款1000多万元交给赖某夫妇，解其燃眉之急。
区长（正处级）：30万美金
典型案例：常务副区长为“扶正”给市委书记行贿，取证发现未拆封贿金
茂名官场地震曾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
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8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官场“地震”灾区：市政法委书记、县委书记都要200万
典型案例：市委书记成卖官老板，县处级以上用巨款买
2007年，郴州腐败地震集中爆发，当地是个卖官的黑窝子，老板就是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副手有市长、纪委书记等。
长沙市中院对湖南郴州腐败窝案进行一审宣判，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判处死刑；原市长(后任湖南省国资委书记)周政坤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大伦的卖官公司开了多年，县处级以上的干部，据署名作家沙叶新调查，都是用巨款买来的。
一名反腐专家说，买官者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借钱买；二是贷款买；三是拉赞助买，即让一些民营企业大老板帮忙掏钱买官；四是挪用公款买。买官行为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放长线钓大鱼，隔一段时间会向领导进行表示，不达目的不罢休。二是雪中送炭，当领导干部家遭遇病灾，领导子女出国等，买官者便会慷慨解囊。三是猛烈攻击，短时期投入巨资进行买官。
这名专家还说，卖官者也分为三种，一是暗示卖官，即在干部调整之前先放风，或者干部调整之后不任命，许多急于提拔的人赶忙送礼。二是半推半就，嘴上说不要，但实际却接收。第三是直接索取，即明码标价，某个官职多少钱，钱不到位就不予提拔等。
这名专家认为，“买官”之风助长了“卖官”之风。这种歪风邪气一旦形成，势必会出现“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所以，若买官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惩处，卖官现象必然猖獗，买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民间流传一个顺口溜，“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一顺口溜道出了一些地方官场上的歪风邪气，表现了民众对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现象不满和无奈。古往今来，因卖官鬻爵而造成的人亡政息、改朝换代的事不绝于史。买官卖官是其他形式腐败的根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毒瘤。
靠买官走上仕途的人，能力素质一般都很差，他们绝大多数花钱买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或者捞得更多的钱财，则必然会在位子上想方设法大捞特捞，公权私用，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买官者屡屡得逞，如果任由这种风气蔓延，那么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者心灰意冷，党的形象受到损害，党群关系遭到破坏。
而买官者之所以能买到，是因为有人在卖，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把正常的官场变成“生意场”。
“要想富，动干部”这在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心目中成为敛财致富的一条捷径。由于出现“买官卖官现象”，用人者不是考察人的能力、人品、和发展潜力，而是任人唯钱，按送钱的多少给人不同的级别和职位，必然会损害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综观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程，曾经不断出现过所谓严刑反腐、运动反腐、高薪反腐制度等各种尝试，虽然一时取得成效，但最终都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胡同，制度反腐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方式。反腐工作如果单就惩治腐败官员的数量而言，正像官方媒体上所说的一样，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党和政府不断有关于反腐的规定、决定、决议等各种政策性文件出台，反腐的法律也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老百姓确实看到了党中央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
然而，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打击了多少腐败分子，而是怎样才能不产生或少产生腐败分子，因为，社会多产生一个腐败分子，就意味着老百姓要多付出一份不应该付出的代价，甚至可能是沉重的代价。
打虎不停，拍蝇不歇，反腐永远在路上，只有彻底铲除产生腐败分子的土壤，才能将腐败问题减少或根除！
我们必须清楚，在我国实现法治还只是一个“重要目标”，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程。
实践证明，法治与腐败存在此消彼长的规律，法治不彰，腐败嚣张，要想取得反腐败的成效，必须保证反腐败的权力正确运行，这就离不开法治保障。
换句话说，一个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廉政建设必须与建设法治社会相结合。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以及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廉政法制建设的总体规划，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标本兼治腐败的廉政法规体系，把反腐败斗争完完全全纳入法制化轨道；另一方面，要树立法律权威，严格执法，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社会主义法治。“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唯有法治之下，才能根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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