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党的态度 陈寅恪的硬和钱钟书的软 | 战略·智慧
钱钟书（左）和陈寅恪（右）
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描写了一位刚烈的学者中晚年的遭遇。
陈寅恪性格孤傲 灵魂自由又独立
陆书指陈性格孤清、倔傲，这与他坎坷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位学者，陈寅恪的灵魂深处根植着“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五、六十年代所谓新旧时代的交替，年仅六十余的陈寅恪及不上学术上受尊敬礼遇的元老行列，可是命运却很“照顾”这位不为权势所屈的学者。
他由于眼睛失明，因而“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似乎远离了他。当时在岭南大学很时兴的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等一类活动，陈一般都不参加。但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历史权威”，陈的命运注定是要坎坷的。
陈寅恪强硬之见 对共产党不说假话
一九五一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杨拟将陈寅恪十年前为杨著作所写之序放于卷首。到了翌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指序文“立场观点有问题”而被删掉。这篇过去曾经刊行的文章，提及“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而极矣。物性必反，自然之理也”，“立场观点”出问题不问可知。
一九五三年陈寅恪的学生兼共产党员汪籛主动请缨南下劝说陈寅恪北返，并转交郭沫若和李四光的劝喻信件。陈寅恪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些为陈所自称的“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当然没有实现的可能。
陈寅恪晚年两本钜着，一为《论再生缘》。是作完成于“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恶果的时期，海外人士多认为“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另一部《柳如是别传》，作者也将个人悲凉的感怀继对《再生缘》的陈端生而倾注于柳如是身上。用陈寅恪自己的诗句，是“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相比于陈寅恪的硬，另一大学者钱钟书则显然有其软的一面。
钱钟书不谈政治 翻译遭驳只顺从
钱钟书的妻子杨绛所著《听杨绛谈往事》对钱氏的生平大要有详尽的记述。一九五零年仲夏，乔冠华到清华大学借调钱钟书协助翻译《毛ZD选集》。对这项政治工作的意蕴较文化工作似乎还要大一些的任务，钱没有抗拒。
当然钱钟书的工作是认真的，也有学人应有的执着，例如指出其中一篇文章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子里去，钱坚持原作没有这样的描述，意指毛ZD出错，应修改原文。但这翻译工作并非好差事，因中文编辑与英文翻译同步进行，编定过程要不断修改。杨绛记“钱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好比一架工具”。
完成翻译毛选，钱又被借调到古代组选注宋诗，完成这艰钜任务后又被一帮有心人声讨《宋诗选注》的资产阶级观点。杨氏谓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即三缄其口。这种取态，和陈寅恪的刚烈不屈自然是泾渭分明的。
对个人意志的软弱剖析得最具体是钱钟书在杨绛《干校六记》的序文中说“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愧”的是：他把当时的人分为三类：一种是“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一种是“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一种是“充当旗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钱称自己是第二种人。
身处是非颠倒 命随性情变换
在是非被颠倒的哪个年代，一个人性情的硬和软，所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陈寅恪一生是较郁结的。作为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专才，陈在中古史的研究上卓然有成。他的以诗文证史更开一代先河。但晚年倾注心力于一部戏曲《再生缘》、一个青楼女子柳如是的研究。虽云同样有论据坚实、史料宏博的著述传世，但总给人一种大材小用的感觉。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称《论再生缘》“是一部陈寅恪生命情感宣泄得最畅快的奇异之作”，而悲凉的人生主调，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含有一种对柳如是生命中不羁与不堕俗流的神品的颂扬”，这是否陈寅恪个人生命的写照？
相反钱钟书在文化事业上的贡献，似乎较幸运和畅顺得多。胡乔木欣赏钱钟书，相互成为知交。1979年11月，《管锥编》全部手稿在胡乔木指示下，交付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2000年至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二千多页的《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巨册，当然可以理解为重视一位远离政治的学者的文化事业的写照。
硬和软，是一个人性格的表现，当中没有必要寄寓褒和贬。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个伟大学者，一生的波折跌宕，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晦涩而出现的一两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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