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国殇<二>——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八十）
第十五章 四战长沙：参谋长被薛岳架空
人心隔肚皮：
大战前上下不和
自1942年春，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大败之后，其他地方炮声隆隆，而在第九战区当面的日军却悄无大的动静，好像被薛岳一战削了元气，永远恢复不过来了。
然而，他们当面不打，却跑去别处打。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抽兵去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薛岳与横山勇斗法，但横山勇却与薛岳没有在正面发起大战，第九战区竟然没有战事。
尽管战区无战事，但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却没松懈下来，一直谋思着如何去“破敌”。1943年秋，他突发奇想，叫参谋处第一科科长林方策根据他的思想，代他起草了一封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超级建议信。
在信中，他除强调亚洲战场的重要性外，还设计了一个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
林科长写完后，他亲自誊抄，请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襟兄转给“罗大总统”。嗨，这罗大总统竟然还真收到了，阅后并亲自复电嘉许吴逸志，说他已把“那个文件”交美参谋机构研究了。这拍马屁拍中了！吴逸志大喜，立即将这事的前后经过打电报报告给在重庆的蒋介石。他估计若美国加强亚洲作战，肯定于中国有利，老蒋见到此电一定也会嘉许他，甚至给他封官晋级。可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蒋介石一阅此电，恼怒一个小小的战区参谋长竟然越级把信写到美国总统那里去了，对这种“目无组织”的做法大为光火，不仅没嘉许吴逸志，反而批了个“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潜执行老蒋的命令从不过夜，当即发电给第九战区，让吴逸志到重庆去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去军法执行总监部可是好事？不是贪污腐败，就是打了败仗，再不是，就是干了其他十恶不赦的坏事。吴逸志虽不知自己到底犯了啥事儿，却明白去那“报到”肯定没好事儿，因此不敢去，慌忙去找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经薛岳出面，这才弄清到底是咋回事。这吴逸志绞尽脑汁拍马溜须，却拍到驴蹄子上，这次终于要倒霉了，义求薛岳帮忙。薛岳也觉得吴逸志这提建议虽有些不妥，但也不至于要“军法处置”，于是打电话给何成濬问道：“像吴逸志这样的情况，到底触犯了哪一条军法？”
“这个……这个……”搞了一辈子军法研究的何总监也说不清楚，支支吾吾地说，“委座批示要‘法办’。”
“搞不清楚犯了哪条军法，如何法办？”
最后，经过薛岳的说情，吴逸志终于没有被“法办”，只是被免职走人了事。
吴逸志走了，第九战区的参谋长却一时也不能缺，薛岳于是保荐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升任。谁知撞上这可遇不可求的升官发财的美事，赵子立却一点儿都不领情。原来薛司令此举大公无私，但这赵子立却始终没放下两人共事这些年来两人之间的那些磕磕碰碰。第一次长沙战役后，薛岳突然将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赵复汉、军务处处长贺执圭降为第九战区干部训练团总务处处长和教育处处长，赵子立因与赵复汉感情甚好，不满此事，立即表示要和他们同进退，向薛岳辞职，但他此举没有获得薛岳的准允。这事之后，赵子立在心里就对薛长官没好感了。第二次长沙战役时，在作战中，他与薛岳对于作战部署意见不合，几次跑去唐公馆“进谏”，都被薛岳拒绝，战后他第二次提出辞职，大有“竖子不足与谋”之势。而薛岳呢，不采纳他的“进谏”，倒是喜欢上了他这难得的直言品质，暗地对人说：“兼听则明啊。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军界，都没人敢于说直话，像赵子立这样敢于进言的人真是不可多得。”还是没准允他的辞职。赵子立辞职一次，长官不准一次，并不知薛岳的真正想法，反以为他生性喜欢为难人，因此越发生怨。第三次长沙战役后，时任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的杜建提名赵子立为国防研究院委员兼研究员，要调他去重庆，薛岳还是不准，说：“第九战区人手本来就不够，还把赵子立调走，第九战区就交给你们国防研究院算啦！”他不放人，赵子立于是报病请假，干脆住进了长沙湘雅医院，以示自己坚决辞职之心。薛岳还是没准他走人，并给他晋升为中将，使得这赵子立成为黄埔同期同学中最先提升中将的。
赵子立四次辞职，薛岳四次留住，且是长官让步。这次吴逸志去职后，他又保赵子立任参谋长，就是顽石，也会被这份诚意感动了。但赵子立却不这样认为，反觉得这样一来，以后自己的去留全在薛岳的掌握之中，完全被关进他的鸟笼子里了。因此，他对薛岳提升自己为战区参谋长，不仅不感恩，反而更加沮丧，怨言更多了。
这时已进入1944年春了。前线终于在寂静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日军首先是在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北段和长江航路上运输频繁，军车大增。接着，在第九战区的赣北方面，乃至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沦陷区，大量抓夫，且在湘北戒严，不准中国人通行。第九战区参谋处处长林方策向薛岳报告：“鬼子可能要进犯第九战区了。”
谁知这薛岳死活不相信，说：“我三次长沙会战已把小鬼子打怕了，他们哪里还有胆量再犯！”
之后，参谋处又综合各方情况做了一个敌情判断，认为“日军要攻长沙”。新任参谋长赵子立亲自签给薛岳，可薛长官还是不相信，说：“哪有这回事的！”
日军很快就要发起进攻了，薛大司令如此执拗地不相信，怎么办呢？赵子立真是又气又急，只能另想办法找其他途径上报重庆去。可是，薛岳对内部控制甚严。每当作战中，重庆军令部的参谋来电话询问战况，参谋回答电话时，他如果听见不合他心意的话就大发脾气，而参谋们如何能回答得如此合他的心意呢？后来薛岳只好规定：无论谁和军令部通电话，都得按他判断的情报和战报回答。薛岳对部下控制这么严格，完全如蒋介石不准吴逸志“乱来”一般，并且还防范于未然，布置耳目对手下监视。赵子立因已是参谋长了，与薛岳同住同一幢“将军楼”，平时一起办公一起生活，前后左右随时都是薛的耳目。此刻他不得不去走吴逸志的“越级”老路，却一不能向重庆打电报，二不能打电话，心急如焚。
正在他苦闷时，事情恰恰凑巧有了转机，新到长沙的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要到重庆去。王副司令虽然任新职没几天，但是前清秀才，在为集团军司令官时，赵子立就常把自己写的那些诗、词、曲送给他请他指教，因此两人早就是很谈得来的“文人知己”。于是，赵子立决定与他说说心里话，请他将战情转告重庆军委会去。
当王副司令长官向赵参谋长辞行时，赵子立说：“日军正向湘北集中兵力，我判断这次日军集中的兵力，较之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但薛长官硬是不相信，说：‘自第三次长沙战役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这样要误大事！你到重庆恳切地向委员长报告，并对军令部说，要赶快计划这次的作战，要充分预备兵力，在衡阳决战。”
王缵绪满口答应了。
可王缵绪走了以后，赵子立既怕王副司令贵人多忘事，又怕他记住这事儿到时又讲不清，耽搁事情，又另辟途径，将自己对王缵绪说的话示意给军统局驻湖南省的负责人金远询，让他电军统局去转报蒋介石。
这番“曲折救国”折腾下来，赵子立真是弄得身心疲惫，心中却还是没底儿。
薛岳死活不相信日军会进攻长沙，赵子立的判断却没有错儿。日军不仅在湘北一带调动频繁，还从关东、华北及滨海地区抽调兵力，集中在崇阳、岳阳、华容一带。横山勇最初将兵力分为两线，计第一线5个师团，并列展开在华容—岳阳南方—崇阳之线，其第40师团展开于湘江以西；第116、第68、第3、第13军等4个师团展开在湘江以东；第二线3个师团，其第58师团集结于监利，第34师团集结于蒲圻西南，第27师团集结在祟阳附近，大军进犯，确实意在长沙。
日军为什么在停息这么久之后突然要攻取长沙呢？
原来自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发动反攻以后，进展迅速，日军大本营感到海上交通线日趋危殆，企图打开中国大陆交通线，以保持其与印度支那半岛的陆上联络，因此决定发动长（沙）衡（阳）会战，以沟通粤汉路，打通大陆交通线。
5月下旬开始，日军开始行动起来了，从新墙河北岸及通城一带向驻守在此的中国军队第44军、第20军正面发起了零星的进攻，许多小舰小艇在新墙河口扫雷，破坏守军封锁线，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大打了。薛岳这才终于意识到日军可能要开战了，但还是说：“敌人兵力不大，进展不快，没啥！”
赵子立忍不住悲愤之气建议说：“新墙河战斗就要开始了，是决定长沙会战整个部署的时候了。”
于是，第九战区开始酝酿作战部署。
谁知薛岳一直向人吹嘘前三次长沙战役的战果如何如何，别的人如赵子立等人就不相信，冷眼视之，而薛岳越吹自己越深信不疑，因此认定“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再问津长沙”。现在日军陈兵湘北，大战迫在眉睫，他的预言破灭了，他又起了“守株待兔”的念头，认为第三次长沙战役他用“天炉战法”把日军打败了，这次鬼子来犯，如法炮制，一定也能马到成功。因此，在商量迎敌之时，他坚决要参谋处照着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子，一成不变地部署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可是参谋长赵子立却竭力主张在长沙以南的衡阳城以“天炉战法”决战。
薛岳认为在长沙决战就可达成“四战长沙”，坚决不同意赵子立在衡阳决战的设想。赵子立见胳膊扭不过大腿，不得不让步同意了。
两人好不容易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首要问题，就是由谁来守长沙了。
这时第4军正驻在长沙、湘潭一带，第10军驻在衡山、衡阳，因此只能从这两军中挑选一个军做“磨心”。在赵子立看来，第10军已守过两次长沙城了，这次重任无疑得落在第4军的肩上了。可第4军属于粤军，与“广东仔”薛岳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薛岳好几次对赵子立说：“参谋长，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一个劲儿地“启发”赵子立说话。
赵子立却总是把头低下，装糊涂。为什么呢？早在1938年夏吴逸志就多次对他提醒过“……要知道第4 军与伯公（薛岳）的关系，什么事情，不要等伯公自己说话……”这次“伯公”已经“自己说话”了，赵子立何尝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咬紧牙关，死不开口。
最后，薛岳没办法了，很不高兴地说：“好吧！那就让第4 军守长沙吧！”
赵子立死不开口，除了不准薛岳去徇“私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第4 军去守长沙城，他算定是守不住的。到了它守不住的时候，薛岳为保全第4 军就不得不接受他赵子立的移战衡阳的意见。这样长沙只是一个逐次抵抗的抵抗线，他赵大参谋长的衡阳决战思想仍可实现。
第4 军守长沙的问题在长官部是决定了，于是战区参谋处开始下达作战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完全是照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老样子派兵布阵，其要旨如下：
第4军（附战区直辖的炮工兵）守备长沙。
第27集团：（1）先以第20、第44军利用现阵地拒止敌人，继应确保外线，一面采取逐次抵抗，一面以第20军转移至平江及其东北地区，同时以第44军转移汨罗江南岸。（2）次以第37、第44、第20军守备临资口—湘阴—汨罗江南岸一平江东北线阵地，拒止敌人；继应确保外线，一面以右翼为轴采取逐次抵抗，一面以第37、第44军主力向平江东南地区转移，同时以一部潜伏于汨罗江、捞刀河地区。（3）而后待命以第20军向汨罗江以北攻击，断敌归路，以第44 军、第37军向捞刀河以北长沙外围攻击。第30集团军以一部守备修水方面现阵地，以主力向社港市、相公市以东地区前进，待命沿捞刀河左岸向长沙东北攻击。第26军向浏阳前进，待命沿浏阳河右岸向长沙以东攻击。
第1集团军以第58军（附新编第3军一个师）向上栗市前进，待命沿浏阳河左岸向长沙东南攻击。
第10军向渌水南岸前进，待命向长沙以南攻击。
王耀武集团军向宁乡以西前进待命，向岳麓山外围攻击。
蒋介石与众将领研究战略
谁知薛岳的这个计划又与蒋介石的战略发生分歧。当各种情报汇集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给薛岳：“日军是确凿要进攻长沙，你不得贻误。”蒋介石“洞察”到了战机，于是就插手战局。薛岳坚决要照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老样儿，一成不变地在长沙外围与日军决战。可蒋介石却要他到湘江以西决战，固守湘桂路与湘西，说不能让日军动摇西南大后方。薛岳一听就恼火，大后方大后方，就怕这陪都保不住！坚持不到湘江以西去，认为必须固守湘东南并在长沙城决战，不能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香港取得联系。
两人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一个要保大西南，一个要保粤汉路，谁也没说服谁。最后，薛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暗中决定将第九战区长官部移驻湘东南位于湘赣边境的桂东，并开始调集各部到长沙地区集结，以实现他第四次决战长沙的主张。
蒋介石素知薛岳狂傲不羁，随后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桂林，指导即将发生的大会战。桂林本有行营主任李济深坐镇，蒋介石为啥不令他而派白崇禧呢？因为李已“左”倾了，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派白崇禧去。薛岳对李济深的话倒听一半，此刻一听老对头白崇禧到了桂林，且要指导自己和第四、六、七等战区作战，开口就骂，并嚷着要去辞职。一次，他和白崇禧通电话后，怒容满面，口里骂着说：“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在一旁的赵子立冷眼看着，心里估摸着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原来，薛岳除将他辖下的所有兵力投入第四次长沙会战外，还想把驻在第九战区而直属军委会的战略部队第10军投入这次会战，结果被白崇禧竭力反对，因此大为光火。事后，薛岳告诉赵子立说：“白崇禧要在湘桂边区或广西境内决战。”
“这一方案虽有缺点，但我看也有一定的理由。”赵子立说，“对攻者来说，像橡皮带子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要绷折，白长官的想法符合司令当初‘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线’的立案思想。”
薛岳却想得更远了，说：“显然到广西境内与日军作战，白崇禧就大有得益。没那么容易的，我才不会做他的一粒卒子。”
这时赵子立说：“鬼子在江南江北到处抓夫，水陆运输繁忙，其形势与前三次会战显然不同。这次兵力很大，仍在长沙照老样决战，到时敌人有打内线的，有打外线的，还有预备的，我们难以取胜啊。鬼子第三次战役吃了亏，必然要想好对策。第三次长沙会议时会外就有意见，说不能用一个‘死架子’打人，我们不宜老用一个‘死架子’打人。长官考虑，我们让鬼子再深入一段，时间宽裕些，请军委会多给我们一些兵力，改在衡阳与敌决战怎样？”
这赵子立还是要一味贯彻自己的思想，薛岳说：“日军东拼西凑，不会有什么大的兵力。”一把就否了参谋长的意见。
第九战区在薛岳的“一言堂”霸权之下，赵子立就是参谋长，也没多大的发言权。此刻，他见薛岳还是老样子不纳忠言，上次会战“进谏”的心理阴影立即上来，于是干脆就不再“多说”了。
大战之前，第九战区无论是与上峰之间还是自己内部之中，一切争论都没有结果，众将的思想没有统一，这为以后的决战埋下了莫大的隐患。
动动手指，一起记录多党合作！
只要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统一战线等相关，无论是消息通讯、政论时评，还是理论文章、文史佳话，都欢迎投稿。如果合适，我们会在“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刊载。
投稿请发至dcmgq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