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在2017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的演讲及问答
10月12日-15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美国华盛顿先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第36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等多场重磅国际会议并多次发表演讲。
周小川在IMFC会议中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增强，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物价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衡。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继续改善。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利用金融科技发展成果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挑战。中方支持基金组织在多边宏观政策协调上积极发挥作用，呼吁各方展现合作精神推进份额改革，确保在既定时间表内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中方愿继续与各方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共同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全球稳定做出努力。
他的这番发言引起了市场广泛关注。
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还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前景发表了演讲。人民银行网站“沟通交流”板块放出了演讲的主要内容。Fintech前线今天推送的就是这部分内容（原文见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397276/index.html）。
在这次演讲中，周小川首次提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关注的四个重点，其中之一即为互联网金融。
本文另附周小川在2017年6月20日召开的“2017陆家嘴论坛”上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论述了开放金融业的理由。
Fintech前线对部分字句做了标色处理。
过去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自此前高于10%降至2012年的8%左右以后，继续降至2016年的6.7%。但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半年GDP增速达6.9%，下半年有望实现7%。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消费对象逐渐从传统的商品转向服务，因此服务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5年前的约40%上升为当前的55%。经济增长促使就业整体保持稳定，1-8月新增城镇就业约1000万人。这也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需要保持的就业增长速度。同时，CPI同比增长1.8%，PPI增长6.3%，名义GDP增速达9.5%。
从货币供应和信贷数据看，今年初以来，中国已进入去杠杆进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持续放缓，当前已低于9%。整体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形成。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所以在2009年后的两年内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但这是值得的，因为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恢复。现在，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
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善，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表现较好，商品贸易顺差为40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但进口、特别是服务业进口增长较快，经常项目顺差预计今年占GDP比例将降至1.2%。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较低。
关于去杠杆。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分部门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并不高；居民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仍然处于低位，但增长较快；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当前偿债率仍较为合理。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企业会有这么高的杠杆率，为什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愿意给企业提供这么多贷款。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借款，形成了较多的债务，这在统计上体现为企业部门债务，会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高估。如果将这部分统计为政府债务，企业部门债务会大幅下降，政府债务相应上升，这种债务结构也更加平衡。因此，看待中国的杠杆率，不仅要看国有企业等企业部门债务和银行信贷问题，还应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后者与推动城镇化进程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条款磋商团队也向我们提出建议，应认真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责任划分。
关于产能过剩和城镇化。中国已开始削减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过剩产能。这些行业产能过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城镇化进程很快，这两者都需要大量钢铁和水泥。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城镇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从登记户籍人口来看，目前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但根据人口调查统计结果，城镇化率约为50%；如果使用样本分析法统计在城镇居住满六个月的人口数量，则城镇化率为57%。这意味着仍有大量农民正在向城市迁徙，虽然这些人可能已在城市找到工作，但尚未在城市落户安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导致对钢铁和水泥的需求较大。中国政府希望推动结构改革和优化，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因此自愿削减10%的钢铁和水泥产能。目前，去产能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预计能完成既定目标。
关于比较优势转移，现在中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向东盟及东南亚地区转移，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去非洲投资，将部分产业转移至非洲。所以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仍存在服务业竞争力不够的问题。虽然有一些优势产业，但医疗教育等行业仍较为薄弱，仍需进一步努力。
关于金融稳定。今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一是影子银行。事实上我们已于两年前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许多影子银行业务已回归银行部门，被纳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二是资产管理行业。这一问题较为复杂，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针对同一资产管理行为可能有不同的监管规定，我们同意金融稳定理事会的相关建议，应理顺和精简对资管行业的监管。三是互联网金融。目前许多科技公司开始提供金融产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观察到，一些大型私人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而我们对这些跨部门交易尚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推动经济去杠杆。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推动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DavidMarsh提问：有人说当前全球存在“领导力真空”，您是否认为此时是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增强领导力的时刻？您在演讲中提到了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表现，这似乎为讨论储备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货币互换机制常态化等问题时推动中国主张提供了一个契机。
答：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开始发挥一定作用，包括参与储备货币体系改革以及贸易与金融稳定等政策的制定工作。但中国目前仍重点关注解决国内问题，包括如何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监管改革等，从而跟上全球发展步伐。
很高兴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令人鼓舞，也会激励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更好发挥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作用。虽然中国更积极地加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合作，参与了标准制定工作，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货币互换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由于缺乏硬通货，银行发展代理行关系也面临困难，周边国家提出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支持区域贸易发展与便利化。起初是韩国、东盟和中亚一些经济体，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阿根廷、乌克兰和埃及等。因此，货币互换机制可以说是金融危机的意外产物。中国支持进一步发展全球安全网，这可能比双边安排更为有效。
花旗银行前总裁BillRhodes提问：去年您曾对中国债务占GDP之比上升表示担忧，但感觉您今年对中国债务问题比较乐观，中国政府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债务问题。不知道上述判断是否正确？
答：关于债务问题，应当看到，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财政透明度不高、政府间财政关系有待理顺、缺乏明确的财政纪律约束地方政府等问题，因此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债的定价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定价也存在扭曲，这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部门低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相信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金融市场会变得更加透明、健康。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强调要重视政府债务风险，同时也应看到，与私人部门债务和外债相比，政府债务风险较低，我们将通过推进财政改革积极应对有关问题。
附：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周小川行长在2017陆家嘴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Fintech前线注：此部分内容来自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0620/herald/1b6e40fdcc6d9e62644a06fc138763e5.html）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2017年陆家嘴论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参与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在此过程中，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我想结合对国际国内的有关经验和背景，就对外开放问题谈几点理解，供大家参考。
一、制造业开放让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
制造业在我国开放较早，早期也有争议，但相对易于形成共识，使制造业成为开放充分的产业。对制造业开放的一条观察是，较早参与开放和竞争的大多数行业最终都发展壮大得快、竞争力强。开放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进程，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带来优化配置。
具体来说，在“引进来”方面，开放通过进口和引进国外企业到国内投资办厂，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回想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企业就没有来自外资企业竞争，只面临少量的国内竞争。参与竞争给工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压力和进步。
在“走出去”方面，通过出口和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开始时国内企业也不大参与国际竞争，出口也只是一些大宗资源类产品。80年代，很少有人相信中国制成品出口能有什么太大的前途。然而对外开放后，从加工贸易到工业制成品都参与国际竞争，随后“走出去”办企业，中国的制造业和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快速发展，中国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强国、世界工厂，不少领域正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
通过竞争改掉了垄断。过去国内竞争也不充分，外贸企业之间也缺乏竞争，过去的外贸有中化、五矿、中粮、土畜产、纺织、轻工、机械、仪器仪表等外贸公司都是按行业切块，分别负责各自领域的进出口，相互之间财务规则不同，不允许竞争。为了吸引外资，1979年中国专门颁布了第一部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形成了竞争压力，制造业的行业切分和垄断开始消散。
有了竞争之后，国内企业有了很大进步。越是开放充分、竞争激烈的行业，进步就越快。制造业开始走向繁荣和强大。
二、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政策改革
开放过程中强烈冲击了传统的集中计划型政策体系，并引发国内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价格体制改革、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汇率市场化、开启关贸总协定及WTO谈判等影响深远的改革。80年代初要想吸引外资，国内政策体系就要加快向市场经济规则靠拢，要有平等竞争，随后还要考虑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平等竞争。
平等竞争和开放是相互关联的，不仅是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也必然包括国内企业之间的公平、充分竞争。对外开放促进了放开国内民营资本的准入，随后引入了国民待遇的概念。无论是对内资还是外资，准入条件应该是一致的。对外开放推动了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汇率市场化、放宽外汇管制三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渐使竞争和市场变为普遍适用的政策机制。
三、服务业开放的类似历程
过去，经济学把服务业列为非贸易或不可贸易行业，但随着信息、交通运输的大幅进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有不少服务已变成可贸易，人们开始说“世界是平的”。我国服务业开放体现了与制造业类似的规律，也是通过对外开放，引入竞争，推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并带动国内相关政策改革。
工业领域，人们知道有国防等个别例外行业不适用于一般的市场竞争原则，但绝大部分行业都是可以开放引入竞争的。服务业也有一些领域涉及敏感行业，也有一些服务难以跨境递交，市场机制难以全部覆盖。但其他大多数服务业是可以开放的。对服务业开放的认识和政策改革进程与制造业也相似。在“引进来”方面，服务业先从酒店、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吸引外资起步，随后不断向其他服务行业拓展。在“走出去”方面，一开始是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售后服务一起“走出去”。后来发展为银行、保险、医疗、航运、旅游、软件、零售、支付、文化等多领域。上海的航运业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四、地区性试点的经验增强了开放的信心
早期，我国决定开放、开发四个经济特区，当时有不同意见，后来特区取得了效果，并向其他地区进行了推广。中国加入WTO时也很有争议，但事实证明“入世”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有力推动上海自贸区试点，开始也有不同声音，现在自贸区数量已扩大到11个，很多先行先试的经验推向全国，说明大家看到开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五、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
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从WTO谈判的内容还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分类都可以看出，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经常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金融业描述为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我理解当时的背景有：一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很突出；二是银行业尚是四大专业银行各管一个专业，相互竞争较少；三是大金融机构尚承担少量政策性业务，未充分市场化；四是金融如不稳定，往往出大乱子。这是否妨碍金融业的市场性质？金融业是否属于竞争性服务业？
应该看到，90年代，按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50条，已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义务剥离另设；四大专业银行全面转入竞争性市场中的全方位商业银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越是重要角色越要靠市场化。全球经济危机告诉大家，要防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得宽容，而不开放、不竞争往往纵容了低标准。为此，金融服务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性服务业的属性已十分清晰。
从全球经验看，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当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期望引入资本，回头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了很多内容，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后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国内政策带来改革压力，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以及营改增等。
个别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对金融业进行保护，等成长壮大了再开放，再参与国际竞争。各国经验（包括我国自身经验）都表明，保护易导致懒惰、财务软约束、寻租等问题，反而使竞争力更弱，损害行业发展，市场和机构不健康、不稳定。其中一个例子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所发生的的那些现象。
现在，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都已经“走出去”了，适应了国际竞争，特别是风险管理、定价、反洗钱都有了实质性变化。目前，已有五家金融机构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成为资本金充足、经营稳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康化已受到国际债市、新兴市场股票指数机构的关注。这些均说明，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六、“一带一路”为中国金融业开放提供了新机遇
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号召以来，各方面都积极响应，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效。“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型金融合作，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开发性金融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首先探索的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市场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投资、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补贴、保本微利、财务上可持续性的金融模式。这种模式可在“一带一路”中有更好地发挥。该模式不会形成对财政资源的挤占，避免滋生道德风险和导致市场扭曲等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也为金融机构开展海外布局，为贸易、投资、资本运作等提供更好金融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
总之，回顾国内外的改革历程，应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从制造业、服务业开放的经验可推导出，金融行业不是例外，同样适用于竞争与开放规律。金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动力、进步和繁荣，会发展得更好。
我相信，在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对外开放一定能再上新台阶，上海自贸区的实验与推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将取得新成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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