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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北漂图鉴(七)东方明珠

2017-10-23 郭雪筠 台北女孩看大陆


几个礼拜前我在工作中写了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写完之后自己觉得挺满意还特别想笑,就联系了一个曾经沪漂的台湾北漂。虽然她现在在北京,上海却一直是她难以忘怀的地方。

 

或许因为我在上海的时间太短暂,我喜欢那个城市的中西合璧,我喜欢那种没人在乎你从哪里来(管你日本美国欧洲港台还是非洲),我们玩同一种规则,我们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我们互相学习。

 

我也喜欢上海那样有些细致、有些淡漠、有些作却又总能让你找到一个“属于自我的空间”的感觉,干净的大街小巷旁边有蟹黄汤包、鸭血粉丝汤和分量正好的葱油面,我家附近有一点点奶茶、也有很不错的小咖啡馆,还有,从上海回北京后,有一段时间我很怀念以前上海同事动不动就“这很普通好不啦~”那种尾音拖长的绵软。奇怪,我认识的上海妹子语音挺柔,但讲话却都挺狠、很直白,外柔内刚的感觉,感觉台湾女孩还是比较有那种由内而外的娇柔。

 

她听完我的评价,心有戚戚焉地拍而起,没错,我特别想念上海!它很世故很作还打扮精致,感觉像是睡过很多男人、风韵犹存的绝世美女,但许多时候它就像个小女孩,对新事物好奇、不断琢磨出让你大吃一惊的新点子。

 

多数台湾人到大陆都是随缘,一线城市当然最好,讲出来有面子,在台湾“我在深圳/上海/北京工作”,这样一说多数朋友就会“哇好厉害喔”然后不再追问,自此你在朋友心中就是“穿着埔辣达的恶魔”的形象。但是如果你是在宁波/济南/长春等地工作,许多台湾朋友也会先说“娃~~好厉害喔,一个人不容易耶”,下一句很可能会是,“所以,那地方是在哪里呀?喔宁波我听过,年糕吧?”

 

但是,就在一线城市被各路人民占满的近年,台湾年轻人去苏州、杭州、成都等其他城市越来越多了,现在对“去大陆工作”有兴趣的年轻人,通常也不太考究那是几线城市,反正……能上line吧?可以翻墙吧?

 

但是,她告诉我,她就是要到香港或上海,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大学后她每天拉香港同学想练广东话,然后发现香港物价高只能蜗居、广东话还好难,除了脏话还有基本的杀价技能以外啥都没学会,上海就成了目标。

 

她的网名是薇薇小姐,她加入的豆瓣小组,都是上海同城、上海兼职、上海租房之类的,目标上海,背后当然是有故事的。

 

 

Chapter 1

 

用一部日剧的话来说,那是最难受的一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那时薇薇小姐小学三年级,母亲在周末带她去台北。那是2000年千禧年,台北101刚刚动工,台北的地标是位于台北车站的新光三越,高五十几层。那是个母亲难得悠闲的假日,也难得带她上台北看看,在此之前她对台北全无印象。


台北,就像是“别人家的孩子”。薇薇小姐在班上一直名列前三,但老师老是说“如果你在台北,不过是平均线。”

 

对了,那时候台北街头也没有什么拿着不知真假的捐款箱、要人捐款的视障朋友,取而代之的是断腿的乞丐,母亲说那些人是被卖掉的,有犯罪集团打断他们的腿,逼他们上街要钱。母亲投点零钱给他们,一边教育她“阿弥陀佛喔,有能力要做好事”。她睁大眼看,台北的乞丐好像比家那里多?是因为台北人比较会给钱吗?

 

她往上看,看不到新光三越的顶端,一旁的潮男潮女走过,跟他们相比母亲和她土得要命,那些人习惯性地绕过乞丐,喝着她没见过的咖啡品牌,年轻女郎的红色唇膏在吸管上留下时髦印记。那些人,比母亲“有能力”吧?

 

“我们去里面吃饭吧?难得出来一趟,不要省钱了。”母亲说,两人去了新光三越地下街的一间日本餐厅,她吃了炸猪排面,母亲吃了的面则清清淡淡。十多年后薇薇小姐坐在北京的咖啡馆,跟我说“那份面好贵,记忆里要两百多台币吧?和这咖啡差不多。”

 

而台北孩子常常吃吗?应该说,她有些同学,家里也常常外出吃饭,但在她家永远是母亲做饭,虽然很好吃,早熟的她也从不抱怨。

 

吃完饭,母亲带她上楼,满层楼都是化妆品的香味,一个笑容满面的专柜小姐想推销化妆品,母亲拒绝了,那位小姐的同事还拉了拉她的袖口,顺带打量了一下母亲,意思可能是──这么土气的太太,推销什么?

 

那位笑容满面的姐姐正好跟薇薇对上眼,她弯下腰,看着她,“这小女孩很漂亮,有潜质喔,不反对姊姊帮你擦个唇膏吧?嘴唇有点干。”

 

她坐上了高脚凳,笑容满面的姐姐帮她抹上唇蜜,“抿一下”姊姊示范了一下涂唇膏后的标准动作,“看,是不是很漂亮?”

 

确实,整个人亮亮的,尽管后来母亲没有买,但是那个下午她不断摸着自己的嘴唇,母亲取笑她“这样抹一抹,一下就掉了。”她敏感地感觉母亲的笑容里有点尴尬、歉疚,为什么歉疚呢?母亲自己也没有几条象样的口红。

 

连带着,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涂上唇膏了,从小她就克制,从不提出什么物质愿望,事实上她也也少察觉什么叫“物质”,上台北,是她第一次感觉进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吃五元红豆饼就很满足”截然不同。

 

她把这个经验写成作文“在台北的一天”,最后就是这么总结的──那天有点难过,却也很开心。老师的评语是,这么小就活用这种矛盾的对比法,有潜质!

 

 

看到这里请不要瞎猜,薇薇小姐家里不是什么三级贫户,她从小到大没有背负沉重的就学贷款,只是母亲一人抚养她,自然省吃俭用的,住在普通公寓,晚餐常常是两素菜一荤菜一汤,假日去郊外踏青。外婆会寄些蔬菜给他们,自然能不买的就不要买。

 

只是,小小年纪的她,很早就明白什么叫“阶级”。母亲在一所公家机关当工友,工友,也就是负责一些传递公文的杂事、简单清洁等等,她见过趾高气昂、号称“为人民服务”的高阶公务员在饮水机上堆满茶渣,母亲一个个拿起来倒。

 

“你不能把东西送到我桌上吗?”有位年轻公务员曾颐指气使地叫唤,没有一句好听的“大姊,麻烦你”。自然,母亲上班的地方她也就去过那么几次,在一张张颐指气使、或是忙碌打字接电话的面孔中,母亲的面容似乎看不清。

 

上了初中后,她更明白什么叫现实。

 

“一个国家可以好几日没有总统,不能好几日没有清洁工。”有次老师在课堂上这样说,对不起,年幼的薇薇小姐完全无感。新闻上也常说关怀弱势,每个立法委员都口沫横飞地说关怀谁谁谁。但在母亲上班的地方,就曾有立委大人理直气壮地打来,对公务员吆喝“知不知道我是谁!”

 

台湾确实是一个阶级意识浓厚的地方,她从大人的谈话中隐约知道什么叫“关说”,那些有权力的人才能决定未来。

 

跟她聊过天的辅导室老师曾表示担忧,说她“太成熟了”,面对社会有非常狠戾的批判,同时她也太好强了,不容许自己输给谁,一些女生私下表示很讨厌她,认为她太自以为是。她跟辅导老师说,“小孩子的世界里,成绩好的就是自以为是;在大人的世界里,才更自以为是呢。”

 

辅导老师惊了,这家伙莫非以后会从政?

 

 

Chapter 2


忘记是初二还是初三,《小雏菊》成为班上的焦点,男生鄙视、女生哭得唏哩哗啦,像台北女孩这种小脑残当年自然如痴如醉。

 

给大家科普一下台湾作者洛心的《小雏菊》,那在台湾网络文学史中画下了浓厚的一笔,从小就是资优生的纯洁女孩碰上黑道小混混的爱情故事,结尾男主角死了,看哭了一票少女。成绩差但MAN到翻的男人一时之间成为女孩们的心头好,打架?多浪漫啊!

 

自然,早熟的薇薇小姐在当时就不屑地告诉同学,医药费多贵知道不?你知道连大学生失业率都这么高,何况初中毕业?

 

家教甚严、家里条件优渥、从小就被交代“不要烦其他的,读书就好”的女孩(如台北笨蛋),自然会为了这样的浪漫流下眼泪;但,从小就明白社会就是残酷的阶层分级、目睹母亲在上班时需要忍受种种颐指气使的女孩子,连耍脑残作白日梦的奢侈都没有。

 

薇薇小姐在国中时就立下目标,当女强人,住大城市,成为能抹着时尚口红喝星巴克的现代女性。她上了家乡最好的女子高中后,老师们的威胁还是老套──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多厉害,跟台北的学生比,还差一截呢。考大学,可是跟全台湾的学生一起竞争。

 

陈水扁的第二任期从2004年开始,而后这位贫寒出身的“台湾之子”卷入种种弊案中,大人们感叹对岸崛起、台湾闭关锁国,她的同学们也开始懵懂地面对现实。某一天,她到便利店随便翻杂志,一张很大张的图片吸引她的注意力,香港,再往后翻,是上海,这两个城市从表面上看都比台北繁华

 

对的,在年岁渐长后,台北的繁华程度在她心中不断褪色。101已经快要不是世界第一高楼,也没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四小龙。

 

她比同龄人还早立定志向──不论是家乡还是台北,都不是她长大后想落脚的地方。她想走远一点,去更大的地方。当时,班里有位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要被家长送去美国了,每个同学都羡慕地说恭喜,她一人埋头背英文单词,好朋友悄悄跟她说,“好羡慕啊,不用拚学测指考了,有钱任性。”

 

薇薇小姐说,“这有什么?去美国以后也未必有好工作。”她就是这么逞强,绝对不会坦率说出自己的酸意──那位同学的英语分数比她少二十分,但这些都不要紧,几年后同学就是“归国留学生”

 

而她,就算考上台大,好像还是差了点什么。

 

后来她考上了政治大学,台湾文科生的第二志愿,大三暑假去了一家国际化妆品公司实习,那家公司,就在台北101。每天她坐上三十秒就能到八十多层楼的电梯,从一开始的耳鸣、到后来一边喝咖啡一边淡定自若。公司牛逼兮兮的年轻女主管时常跑上海,跟她说,“那里硬件建设不错,就是软实力还不行。”

 

主管说这段话是2011年,一转眼,马英九连任了;再一转眼,步步惊心与甄嬛传在台湾不断回放;再一转眼,几年前台湾影视圈人信誓旦旦的“台湾娱乐业超大陆二十年”不到十年成为历史。见不到别人的进步,自然也忽视了自己的不足,昔日的清朝如是,台湾过去是不是也如此?

 

去上海后的某一天,她在一家咖啡馆与意大利小哥聊天,小哥感慨“我们有一天才惊觉,就这样莫名其妙进入了大萧条。”她喝着拿铁,想着,真是莫名其妙吗?还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明知道出了问题,却无法进行改革?

 

她看着上海,想着,不稳定、难以预料的世界,是不是我们这代人注定背负的?她已离开家乡,对于家乡的印象是鸟语花香、温柔和善,那里似乎永远不会受世界潮流影响而上海……

 

上海,让她想象不到、也不敢去多想。在这里,你只能相信,拚,就能拚出一个未来。

 


Chapter 3


大学毕业与去上海,几乎是无缝接轨。毕业没多久,她就去了上海的外商化妆品公司,当营销部门的一枚小螺丝钉。就跟许多离开台湾后就“脱节”的台湾北漂一样,离开蓝绿政治纠缠的环境,谁还会想再去关心那些口水战?马英九连任了、太阳花学运,台湾学生呼喊的政治改革,一下子离大家很远,顶多在出热门社会议题时在脸书转发一下,像是证明──看,我离开台湾了,但还是爱台湾喔!

 

但当在大陆的台湾人私下聚会时,除了“台湾环境不好、不然我们也不用出来”以及“还是台湾东西好吃、便宜、适合生活”的场面话感叹以外,谁还会知道现在台湾经济发展数字怎样、台湾政府在做什么?倒是谁谁谁被封号了、或是出台什么买房政策,大家还会念叨几句。

 

台湾圈子,中年台干世代的聚会常常有种“想想台湾多好、这里有时怎么怎么不好,但还是离不开”的“作”,而年轻世代有时倒比本地人还本地,会问“你会找个大陆男/女朋友吗”的通常真不会是年轻世代。

 

薇薇小姐刚到上海时常来这种台湾圈子聚会,原因倒不是因为她要抱团取暖(强悍如她一下就适应了上海的高节奏),而是因为这类聚会选的餐厅都很不错,大家摊下来也不贵。她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时,地点就在外滩旁边的餐厅,就像电视剧,可以去露天阳台俯瞰整个外滩。

 

不幸的是,那时是十一月中,夜晚体感温度逼近十度,还飘着一点点小雨。一个年约四十的台湾姊姊走过来,看她瑟缩着仍坚持待在阳台,笑着问“喜欢上海吗?”

 

薇薇小姐说,喜欢吧。姊姊问,是不是有种像小鱼航行到大海,兴奋、期待、又有点害怕的感觉?她点头。姊姊问,公司同事对你友善吗?对台湾人应该都不错吧?

 

她苦笑,姊姊啊,这都是分年龄的。有台湾偶像剧记忆的同事,看到台湾人会稍稍聊两句“我很喜欢台湾喔”,但是许多她的同龄人──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看台湾人香港人都是同一种眼神,台湾人如果把那种“来者是客”的友善当作对台湾人的“特别优待”,那可能会失望,因为说难听点,在许多大陆年轻人心底,台湾、香港,如同有光辉历史的老人家,如今已经衰老。

 

不过,如果是台湾女生,确实会受到一些男生的“特别优待”,感谢林志玲。

 

台湾姊姊听了这么直白的话,笑了笑,不会啦,台湾还是有些优势的。薇薇小姐挑眉,她在有近千人的外商,每天与大陆同龄人组队、合作、竞争、生活,她有时真搞不清楚,双方有什么差别?


那些差别,到底是南北差距、还是两岸差距?那些差别,是真的、还是我们台湾人刻意加上去,以区隔出“两岸”?

 

台湾姊姊很认真地跟她说,在你身上,一定有台湾那片土地的影子。我们刚到上海时,都想着快快融入,也都告诉自己“台湾有什么优势呢?别活在过去了”,但是,有许多个瞬间,还会让你意识到你与那片土地,如此牢不可破。

 

 


到上海的第二年,在薇微小姐的母亲终于来上海观光了。不是薇微小姐不肖,而是她在上海合租了一间次卧,与一个女孩一起住一层老公寓,好强的她很怕母亲会觉得伤感……更觉得“没面子”。这也是许多台湾北漂的心病──看似光鲜的工作、跟父母炫耀“赚的比台湾多”的自己,却住着条件不怎么好的房子,比在台湾的大学同学还计较“这一餐要花多少钱”。

 

室友的母亲曾来过,絮絮叨叨“不如老家的房子呢,当初叫你回家、帮你找个工作,你就不要。”老人家是一片好意,但年轻人只能尴尬笑笑。薇微小姐知道母亲不会这样说,但从小就说着“我会成为女强人给妈妈看”的她还是自觉惭愧──尽管周围的人都说,她不跟家里拿钱,能自己在上海独立,已经不容易,但她就是过不了那关。

 

母亲已经快退休了,老是念叨着“房子自己住很大,也想去上海外滩看看”,她后来终于答应,母亲来的那一天,温柔的江南室友将房子收拾得很干净,还摆上各种小点心。母亲第一时间对室友弯腰,谢谢你照顾我女儿,室友吓到了,阿姨怎么这么谦虚?

 

薇微小姐很骄傲地说,别怀疑,我们台湾人就是这么有礼貌。“我们台湾人”这种话她很少说,因为在上海谁管你从哪里来?但这一刻,她说得好骄傲。

 

她和母亲沿着外滩散步,母亲说,上海喔,就是太大了、太挤了,地铁比台北的还快、还吓人,你在这里过得好吗?

 

她笑了,很好啊,真的。

 

来之前,有过大陆经验的老鸟都跟她说,“去上海,会比在台湾苦的,在台北赚三万(台币)绝对更舒服。”但是,那会是另一种苦。选择一是,“反正我再努力,以后也就是赚这么些钱,幸好可以继承父母的房子、陪着家人”;选择二是,“我现在苦一些,我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好,但是,我想再尝试,可能就有机会。”

 

不管是哪种选择,只要内心觉得人生值了,也就好了。至少,此刻她与母亲一起在外滩,她真心觉得值了!

 

她牵着母亲的手,慢步在摩肩擦踵的外滩,迎面走来卖小纪念品的老人家,竹子编织品一件十元,她买了两个,送给路过的西方游客。

 

薇微小姐离开上海、到北京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她还是一样忙忙忙、赶赶赶,她的打扮妆容放在北京显得太过“上海”了,但这个本身就如同东方明珠一样的女孩,仍有直朴善良的“乡土气息”──她是台北女孩少数碰过、会跟清洁员点头致谢的人。

 

与其说这是“台湾那片土地的影子”,不如说,不管长得多大、走得多远,妈妈唠唠叨叨的一些话,还是时时印在你心里。





这篇文章,是台北女孩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琐碎时间慢慢写的,欢迎纠错字,当然,更欢迎你们打赏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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