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亲属关系与作为交换物品的妇女

作者简介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年出生于新西兰，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Juliet Mitchell 凭借1974年写作出版的”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Freud, Reich, Laing and Women”名扬天下。她积极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左翼政治运动，并担任了New Left Review杂志编委会的委员。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是女权主义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纲领性文献。

编者按

朱丽叶在文中借鉴了斯特劳斯所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禁止乱伦，并非通常以为的生理原因，而是来自于交易，对异族的交易礼物需求。交换需求导致禁止兄妹乱伦。从野蛮到文化或文明状态，第一步并不是弗洛伊德假定的母子乱伦禁忌，而是兄妹或姐弟之间的乱伦禁忌。

那么，为什么部落间从来不交易男人，而且是交易女人呢？这问题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从来就不存在母权制的乌托邦。斯特劳斯的贡献来自于田野调查，目前为止人类的婚姻结构来自于男人之间的契约，而不是来自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契约。亲属关系的结构才是斯特劳斯最关注的分析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亲属关系结构中的显著特征不是父母子的生物家庭，而是舅甥关系。“舅舅”这一称谓在各种语言中出现都很早，男人送出去一个姐妹，通过婚姻巩固亲属关系。社会建立在相互交换的价值之上，男人与男人之间以女人为交换媒介，有系统的交换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定义。

本文选自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QJ

父权制、亲属关系与作为交换物品的妇女

【英】朱丽叶·米切尔

张京媛 译

我希望在弗洛伊德从个人的潜意识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神话与证实了这种神话的人类学研究之间找到某种试验性的联系。在此我只能提供人类学理论里非常普通和零碎的方面。尽管我知道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解释有许多争议，我还是选用了他的著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斯特劳斯的理论涉及到了我所关心的同一类问题。我仅仅考虑诸如亲属关系、乱伦和交换这样的笼统问题，于是便与某一个人类学家观察的准确性几乎不相干。我提出的纲领需要得到更正和补充，但这主要得在尚未开展的工作中进行。我们应该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亲属关系的分析，因为正是在亲属关系结构中的妇女，作为妇女才被固定了位置。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类亲属关系结构中的显著特征不是父母子的生物家庭。社会的建立必须改变这种生物的基础。改变的基本法则是调整婚姻关系，其主要表现为对乱伦的禁忌。这项禁忌迫使一个家庭为另一个家庭献上自己的一个成员；“原始”社会中的婚姻原则起着交换的手段和潜意识中承认的交际系统的作用。交换的举动把一个社会汇笼到一起；亲属关系的规则（如同与其密切关联的语言规则一样）就是社会。不管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父权制、母系、父系等等——总是男人交换女人。女人成为交际中的示意符号。列维·斯特劳斯警告人们不要以政治偏见来简化女人的这种从属地位：

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如果把交际的概念扩大到包括异族通婚和禁止乱伦的规矩。我们是否可以看清楚直到现在仍然很模糊的语言起源的问题。婚姻的规则在其同语言的关系中代表一个更为天然和原始的情结。一般人认为词汇是符号；而诗人懂得词汇同时也具有价值。与此相反，社会团体认为妇女是最重要的价值，尽管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价值是如何被合并进有效的系统之中的。一些人反对我们把女人说成是“物品”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是“反女性主义”，而这些人的反应正表现了这种价值观点的模棱两可。当然，人们可以对把女人仅仅当作是一个意义系统里的部件而感到不安。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音素和词汇失去的过程——它们的价值降低到纯粹的符号——决不会导致与女人同样的结局，因为词汇不能开口说话，而女人能说话；妇女作为符号的制造者不可能被削减到符号的地位上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由婚姻规则和亲属关系术语构成的男人之间的交际系统中的女人的地位，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在最早期语言发展中存在的人与其使用的话语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典型方式。促使男人交换话语的最初冲动必须从属于象征作用的分裂的表现法之中去寻找，因为一些词汇对说者和听者同时具有价值，唯一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交换作为所有社会生存的补充价值。

明显的亲属关系结构在发达的社会里比在所谓的原始社会里更处于残余状态。在任何社会里，社会的衍生物可以变得十分复杂以至掩盖潜在的意图，然而付出某些价值的目的是获取同等的价值；交换就是一切。在亲属制度中妇女是价值交换的对象，而从事交换的人则是男人。列维·斯特劳斯正确地强调在交际系统中的固定位置不能标明卑贱或高贵，我们决不能被“物品”这一词的虚假、贬义的含义所迷惑，认为这种说法诋毁妇女，把持有这种看法的人看作是“反女性主义者”。尽管如此，这种原有的性别区分是差别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被历史地借用来建立依从的制度。列维·斯特劳斯说没有理论上的道理来解释妇女为什么不能够交换男人，但是从经验上说妇女交换男人在任何社会里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实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重建乌托邦的母权制。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虽然正确，但仍不够全面，没有解决问题的内涵。进一步来说，如果从经验上可以证明总是男人交换女人——尽管女人交换男人从假设上也行得通，那么必须得有理论上的解释来说明女人为什么从来没有交换过男人。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受到法律控制的对妇女的交换是把人类同其他灵长目动物区别开来的基本事实。尽管人类同别的灵长目的动物在生理上有关键性的不同——直立的姿势、拇指的位置等等——有系统地交换妇女是人类社会的定义。这种异族通婚的举动使“自然的”家庭转变为文化的亲属关系制度。

家庭中不同性别的双方已经相互获有；他们在已形成的关系中自然地拥有他们的亲属。一个仅仅承认这种方式的法律是无用的；建立婚姻法和与其相近的乱伦禁忌正是要在这自然的阶段上阻止任何循环的固结。不受指引的性交与其说是表达了现代对混乱的恐惧或渴望，不如说是表达了恶性循环的重复，这种重复使得文化难以建立。对乱伦的禁令起着两个作用：你不得通过性交占有你自己亲属团体中的某个成员（例如你的姐妹），你必须经过异族通婚把她们嫁出去。由于社会建立在相互交换价值之上，因此性别法律在人类之间的交际中与社会共存。同一般人所相信的正相反，乱伦是生理上的谬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异族通婚的交换要求禁止同族通婚。禁忌的主观程度表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嫌恶；然而这社会需求是如此的基本（是社会的基础），以至使禁忌的经验成为不可改变的自然——除了在初学法则的俄狄浦斯婴儿的证词里。

标志异族通婚的相互交换是两个人（或其各自的团体）之间交换第三者，这不是易货贸易制度，因此交换内容不包括相等或直接的交互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写道：“构成婚姻基础的相互契约不是建立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而是在男人与男人之间以女人为媒介，女人仅仅提供了交换的主要场合。”

禁止乱伦是异族通婚需要的主观表达法，客观表达法是在不同文化的多种方式之内可以观察到的基本的亲属关系结构。也就是说，乱伦的禁忌变成了潜意识的内容，其可见形式为基本亲属关系。（后来成为反形式主义者的列维·斯特劳斯会反对这种简单的划分。）亲属关系结构的存在必须具有三种家庭关系的形式：亲族关系、姻亲关系、血统关系。主要关系是内兄弟（交换女人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是亲族关系，丈夫与妻子之间是姻亲关系，父子之间是血统关系。男人送出去一个姐妹或一个女儿，通过婚姻巩固了亲属关系，后代们依此行事，使亲属关系结构得到永存——并不仅仅为了种族世系的延续，而且也是以交出一代人和得到下一代人而恢复团体之间的不平衡。亲属关系结构的关键因素可以归纳为四种：兄弟、姐妹、父亲、儿子。在我们的社会里，亲属关系制度仅仅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调整，但它依然很重要：首先以其内在化了的形式（俄狄浦斯情结），每个人学到了社会规则；其次，三角形的生物家庭并不是社会的核心，相反，一个把双亲和他们的子女区分开来的全然不同的不对称的关系结构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关系是叔伯关系——母亲的兄弟通过她的孩子而获得地位，这在下面会谈及到。生物家庭的社会性质对任何关于社会改变的讨论都很重要。列维·斯特劳斯评论道：

那种认为生物家庭与所有社会亲属关系制度不同的观点不仅是由拉莫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提出来的。当然，生物家庭在人类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亲属关系的社会文化特征并不是从自然中保留下来的，而是与自然分道扬镳的主要方式。

不是家庭而是家庭之间的结构关系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式；家庭之间的结构关系把人类社会同其他的灵长目动物团体区分开来。更进一步地说，是交换行为而不是自然将任何社会凝聚在一起。有控制的交换行为使人同野兽决定性地分离开来。这是人类的定义。婚姻是交换的原型，以建立新的关系轨道而起到交换作用。因此必须区别合法与非法的交换关系——在这些关系里，一切以规则为准，但可以有十分多样化的表达方法，其中也包括生物的模式。

要同父母子的生物循环进行社会文化上的决裂，必须有第四个因素的介入。在这时母亲的兄弟插进来，他由社会认可也是社会的重要的一部分。舅甥的关系与父子的关系相同；舅舅受到尊敬，父亲便受到亲昵的爱戴，反过来也是一样。前者是母系社会的标志，后者是父系社会的标志。母系舅舅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再起作用；父亲的权威角色明显地表明我们的父系社会传统。

母系兄弟向他未来的姻亲兄弟奉献出一个姐妹，在这一代中他在自己的姻亲兄弟和其妻子（他的姐妹）之间是媒介；他在这对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他的外甥）之间也是媒介；因此他起着纵横双向的作用。舅舅以其介入确保恶性循环不再继续，人与人之间不能再乱伦，获得了社会的秩序。神圣（野兽）的家庭不再占首要地位。在文化里生物家庭难以存在，必须得有别的表达法来疏通和转化这个死角：在亲属关系结构里，这个词通常是“舅舅”。列维·斯特劳斯写道：

家庭的复数（一些独立的词汇）不是真正的“基础”，而是这些词汇之间的关系。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明乱伦禁忌的普遍性；叔伯关系在其最普通的形式上仅仅是这种禁忌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必然结果。

兄弟（母系叔伯）必须把自己的姐妹在联姻中奉献出去，而不是企图乱伦地占有她，他与他奉献出去的姐妹相互之间十分亲近。禁止他们同居（乱伦禁忌）建立了为社会承认的最小的区分。在横向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兄弟姐妹更亲近的了，如果要破坏生态形式的循环性质而建立文化，就必须分开兄弟和姐妹。不同的社会可以省略别的法则或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规定它们，但决不会放弃承认最近关系之间的距离。

承认区别在个人程度上也是绝对必要的。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个体成长重复着群体的成长。个体与群体在不同水平上表达着人类社会中的同一事件。

往期相关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