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融资平台再告急！利率持续攀升，个别信托已达9%（附1900家平台融资成本）
2018年一季度刚过，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已经开始着急了。
一家中部的市级投融资平台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没有完成一笔融资，却偿还了1亿多元的债务。另一家东部城商行也开始频繁的被各家地方融资平台催促，希望能够获得新的贷款，用以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
造成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困难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资金成本在不断上涨，一些融资平台融资利率从去年的6%－7%一路攀升，个别信托、融资租赁等表外渠道已经达到了9%。
另一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不够用了，这意味着即使这些投融资平台愿意以高价获得资金，也得等待新额度的到来。
东部一城商行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的表外通道基本被监管卡死，大家都在回归表内，表内就那些额度，像挤牙膏一样，所以客户都在排队等着。”
来自各相关部委的一道道政策封锁了投融资平台依赖的基金、信托等“变相举债”的表外渠道。“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也正在让资金成本上涨，这拉高了银行揽储的成本——在过去的一周中，一家城商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了接近50%，同时信托通道费成本相较于2017年也上涨了超过3倍。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难以获得新的贷款，融资平台不得不用自有资金偿还，因此银行的揽储压力在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投融资平台下一步融资的难度。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按照目前的状况，2018年一些投融资平台可能会出问题，但是由于此前的政策节奏很好，因此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出问题，全国两千多个县，近万家投融资平台，个别出问题是很正常的，只有出了问题，让市场得到了检验，才能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隐形担保关系，才能打破所谓的‘刚性兑付’”。
投融资平台告急
一家中部省份的市级投融资平台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感觉到了压力，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中，这家投融资平台并未完成一笔融资，反而偿还了1亿多元的贷款。
未能完成融资的原因之一是市面上资金成本过高。该融资平台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7年，银行的表外资金利率成本大约在6%－7%，但是目前一些表外的利率已经达到了9%，其中融资租赁的成本已经接近10%，因此如果不是非常迫切，暂时不考虑进行新的融资。
这家融资平台的情况尚属幸运，在2017年资金成本已经出现上涨趋势的情况下，这家投融资平台接连通过发债、银行表外通道获得了超过50亿元的资金，因此目前现金流还处在比较良好的状况。
但是，一些在2017年错过融资时期的平台目前的情况更加紧迫。东部一些投融资平台去年曾经有机会以基准利率上浮10%的成本获得银行资金，但当时尚未到“借新还旧”——投融资平台普遍是通过这种滚动式操作来维持资金链条——的时间节点，因此便拖了下来。等到今年还债时间到的时候，他们才赫然发现，资金成本已经变为基准利率上浮30%－40%。
一位东部城商行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7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几次催过他们，让他们来借钱，其中一些平台拿了，但是还有平台没当回事，等今年他们来拿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额度了。”
没有贷款额度意味着这些投融资平台即使愿意支付高额的成本也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造成贷款额度缩减的主要原因是在政策监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表外融资通道已经基本关闭。
表外资金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以上述中部投融资平台为例，其在2017年获得的超过50亿融资总额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银行的表外通道。地方投融资平台热衷与表外资金的主要原因是，表外资金可以不纳入投融资平台的负债。
基于这种优势，在过去的数年时间中，表外通道成为了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合作的主要渠道，其中演化出各种“变相举债”的方式，诸如基金、信托，甚至融资租赁——这是一种近期银行向投融资平台提供资金的主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回购，将利率“伪装”成租金的举债方式，但是4月19日审计署对多个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的披露显示出了对这一方式监管趋于严格。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银行一年的贷款总额中，接近7成均是从表外流出。
随着财政部、金融监管部门政策的不断发布，2018年表外通道已经基本关闭。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大家都在回归表内，虽然表内贷款额度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依然是大幅下降，因此出现了额度不足的现象。
“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循环”受阻
现状让一个长久以往的循环受到了挑战。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银行愿意借钱给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借钱给平台之后，平台以及其下游企业会回存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基于此银行可以再扩大贷款的规模。而如果借给普通中小企业，由于企业特别缺钱，立刻就花了，能回存的额度就非常少，几十亿只能回存几亿。
鉴于地方融资平台巨大的资金需求量，这一“信用创造-存款派生-进一步创造信用-进一步存款派生”的正循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了中国货币释放的渠道之一，同时也是货币乘数、杠杆率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获得融资的难度不断提高，在还债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动用自有资金，这反而让一些银行的揽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位东部银行的客户经理2017年名下尚有近20亿的存款，目前已经缩减到不足10亿。这一现状让此前的“正循环”开始有进入“反循环”的迹象。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资金成本，在过去的一周时间中，一些银行的存款利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浮，其中一些定期存款利率上浮接近50%，表外的信托管理费、理财产品利率也在不断上浮，一些信托通道费上涨了近4倍。
这种情况可能并不是短期现象。4月17日央行宣布对部分银行降准1%，允许银行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对此，一位政策层人士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这一操作是为了释放长期流动性，但是在降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还是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而且随着利率双轨制合一的进程，未来还有利率上浮的空间。
在上述城商行人士看来，这种揽储的压力和存款端资金成本的上浮最终会传导到贷款端，这也意味着目前的形势在短期内很难出现改善。
刚性兑付能打破吗？
按照政策的意图，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应该流向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对于一部分银行而言，投融资平台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客户。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有具体的考核标准，因此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肯定会推动，但是2018年还是更倾向于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资金。
银行热衷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隐形担保。尽管在2015年年初施行的新《预算法》已经从法律层面将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剥离，但是在银行看来，这些投融资平台所出具的担保依然具有“类政府”性质。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给地方融资平台放款是银行业公认的少有的风险最小的业务。
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趋避风险是资本的基本属性。基于这一逻辑，在货币宽松时，大量资金会在银行间、银行和投融资平台间流转，而当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变为中性时，出于降低风险的考量，银行更加重了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依赖。
这种刚性兑付是否有机会在2018年被打破？在郑春荣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目前有近万家地方投融资平台，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问题，仅仅是有过几次短期的违约，但是都迅速解决了。2018年个别运营不良，大量依靠表外通道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有可能会难以为继。从政策角度，2016年已经颁布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对于可能发生的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个别平台出现问题并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目前的状况下个别投融资平台出现问题反而具有正向意义，它可以打破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隐形担保，打破刚性兑付。让金融机构此后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贷款时，会依照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审视这些融资平台的信誉资质、现金流、盈利情况等。
在前述城商行人士看来，目前仍然在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很难让地方融资平台出问题，因为一旦出现问题，该地区在金融领域的信誉就会出现极大问题，这个风险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
如果地方政府的隐形担保确实被打破了，那么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投融资平台，相当一部分可能并不是优质的贷款客户。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一些投融资平台并没有造血能力，只是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现金流。
财政部23号文：掐断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支付融资
“这是近年口气最硬的政策文件，我担心公司将因此丧失三分之一业务。”某大型金融租赁公司业务部门负责人感叹。
3月30日，财政部刊发《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即是上述人士口中这份杀伤力十足的政策文件。
23号文共列17条意见，旨在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政策形成合力，共同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多位一线业务人员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23号文是地方政府融资总量控制信号，地方政信业务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租赁、信托等等均将受到一定冲击。
23号文重点一览
关于23号文的出台背景，财政部表示，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实施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加快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依然存在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借债务的问题，举债方式日益多样化，风险不断增加。这其中既有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观不正确、部门项目审批责任不落实等原因，也有金融企业推波助澜的因素。一些金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放松风险管控、助推地方债务规模膨胀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为进一步督促金融企业加强风险管控和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制度，进一步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起草了23号文。
23号文共17条意见，梳理可知，重点包括三方面。
其一，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严格落实《预算法》等要求，除购买地方政府债券外，不得直接或通过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间接渠道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此外，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应加强“穿透式”资本金审查，并审慎评估融资主体还款能力，确保自有经营性现金流覆盖应还债务本息。
其二，要求国有金融企业在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投资基金、开展资产管理和金融中介业务，以及参与PPP项目融资时，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支持。要求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同时，明确国有金融企业不得对地方政府统一授信。
其三，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应严格执行出资管理、财务管理和产权管理有关规定，防范财务风险和国有资产流失。要求国有金融企业积极配合整改。对于违法违规提供融资的，下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等级。同时，明确了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
限制各种“创新”行为
实际上，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以来都认为地方政府是不错的借贷主体，既具备融资需求，风险也相对可控。
针对地方政府融资问题，政府早有政策限制，于是银行等各类机构开始针对融资模式各种创新，从最初简单的银行信贷转变为如今五花八门的各种投资基金，甚至PPP等等，但核心没有改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财政部虽然不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但财政部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尽量去规范相关机构的行为，也必然影响到非国有金融机构的操作方式。”
而某大型金融租赁公司部门负责人表示，23号文要求其他金融企业参照执行，使得其实际影响范围更广，不过，本质上大量资金穿透之后还是来自于国有金融企业。“左右口袋的问题，如今主流资金被封堵，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或许将成为蓝海。我认为，财政部此举的目的还在于，推动真正意义上的PPP项目落地解决地方政府部分融资问题。”
一位资深信评从业人员向记者表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监管的目标。政策的对象就是可能引发及加剧这个风险的当事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介机构和金融企业。所以中央各部委围绕“地方政府不许随意融资，融资平台不许替政府融资，中介机构不许设立创新产品变相替政府融资，金融企业不许给地方政府提供融资”的主线来细化准则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政策的细则基本上就是对此前政策颁布后相关主体“创新行为”的限制。
上述信评人士认为，23号文以重申监管要求为主，并没有太多新增内容。而切断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信用链是其中的重点，也是难点。站在监管机构的角度，或许认为不少中介机构在43号文之后，一直扮演的是“教唆犯罪”的角色。正是中介机构，以其专业知识绕过监管，创新各种产品帮助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实现信用绑定。所以，近期官方出台的政策文件也将中介机构均纳入惩处名单。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压力重重
措辞严厉的政策下发，确实让很多金融业者直呼，“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有不少从业人员担心，此前有文件从地方政府方约束项目段，而23号文从国有金融机构方约束资金端，两方合力致使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资金链压力重重。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管研究人员表示，23号延续了43号文的精神，包括要求不得违规接受地方政府担保等，同时更加强调弱化政府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背书，目前看地方融资平台逐步实现了不接受地方政府各类担保函，但是仍然以政府信用为基础，未来这种操作模式存在合规风险。
“同时也需要关注，23号文对地方融资平台后续融资的冲击，以及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影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融资的信仰会有进一步松动，不排除个别平台后续有信用风险显现。”他说。
前述金融租赁公司部门负责人亦有忧虑，“23号文是从国有商业银行(借方)的角度要求机构不能将贷款通过平台公司变相输送给地方政府，而对于隐性债务非常高，而地方政府自身经济水平较差、平台本身极端依赖当地财政的地区，严监管可能加深平台债的流动性风险，触发违约。产业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将会成为今年投融资的风口。”
也有一线业务人员表示，从去年的禁止地方政府对平台融资出函，到现在直接禁止金融机构对政府放款，政策指向越来越清晰。“政信项目的最大风险就是政令风险，不想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个。”
当然，稳妥推进也是监管发文的初衷之一。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禁止国有金融企业协助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和变相举借债务的行为。同时注意把控政策力度，既要避免对国有金融企业正常运营造成过大冲击，又要防范存量债务资金链断裂，形成“处置风险的风险”。
某国有政策性银行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23号文正式下发之前，曾向国有大行征求意见。“上个月我行提前作了一些安排，要求各分行做好排查，确实有问题的项目只能再展期。”
附注：1900家城投的评级及债务余额及利率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