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

本文原题《以史学为业，求内在超越——访陈春声教授》，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1期，收入《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这里发布的是该访谈最后一节。

文章来源：随读随写（ID：IslandofHistory）

理解和践行大学精神 

谢湜：您在《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走进历史现场》中特别提到，在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前辈们所开创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深远的影响，也十分强调在继承这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有方向感的探索。对于史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您有怎样的寄望？

陈春声：我曾在《开放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了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问题。

我的大致思考是，三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我们必须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对于这一现象，除了可以从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在研究工作中，如果“小题”的背后没有大的问题意识，也未有与前人对话的冲动，就会沦为自言自语。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大都在从事这样的缺乏问题意识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目前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新的学术时代如何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这种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他们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

面对着学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人文学者要不厌其烦，反复强调学科的特质和“无用方为大用”的道理，努力说服公众和官员理解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维系、守护民族文化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人文学者自己要心存定见，面对任何迁就、适应环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学科的自觉，守护人文的精神，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 

谢湜：在中山大学这所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的大学，你觉得中山大学有哪些精神内核对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重要意义？

陈春声：在一个大学里生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总会感觉到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但是很难凭三言两语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这一类的术语都显得不够。我们这所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性贡献的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正如黄达人老校长说过的，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所有大学都拥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清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中山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重写。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

在我们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非常深刻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中大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直是沿着一条比较正常的、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路线发展的。这是他对中大的理解，也是一种期待。其实，“中”和“大”在这里不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是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这句话背后表达的是“大中至正”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庸”的“、中允”的，就是正常的、正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这些最宝贵的思想要素。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学来说，我也相信中山大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这个“中”字。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因素，让这个大学始终对校史上许许多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保持着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让这个校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些在其中生活的人，在面对社会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煎熬时，更容易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在中国近代以来各个知名的大学里面，中山大学是循着一个比较正常的道路在发展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她会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大起大落。

又如老校长黄达人教授所提出的“学校以善待学生为办学的核心理念”，其中包含了三个与其他大学不太一样的理念：一、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二、教授就是大学；三、善待学生。我们在讲大学核心价值的时候，就是反复强调这三句话。因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对学生我们说“善待学生”比较多，其“善”字不仅是友善的意思，更重要的 是“臻于至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来培育我们的学生。我们相信，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求学环境，在关爱学生的前提下，严格要求，在预设的人才培养目标下，使学生既成人，又成才，为他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对他们的一生负责，这样才是体现在根本意义上的“善待”。我们认为“，善待学生”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若能“小题大作”，将其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使其真正“润物细无声”地融化落实于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之中，就有可能全面改变和塑造一所大学的精神与品格，从而直接地影响所培养学生的面貌与气质。这么多年来，中大也一直在努力这样做。许宁生校长所提出的“人心向学”的理念，也是着眼于中山大学的传统和未来。

在我分管学校本科教学期间，参与了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系列举措的实施过程，其中较大的举措有校区布局的调整、实行三学期制、推进通识教育等。调整校区布局，简单来说就是让同一个专业的本科生跟研究生在一个校区里生活学习，低年学生和高年级的学生能互相交流。从 2009学年开始，我们实行三学期制，把秋季和春季两个长学期变短，腾出的四周半时间作为夏季学期，夏季学期和暑假相连，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鼓励学生的实践教学，推动跨校区选课等。我们还努力推动博士生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助理。在海外的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很普遍。我们规定所有的博士生都要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本科教学质量能获得提升，博士生也增加了工作经验。在海外的大学，博士生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是很重要的资历，对他们毕业后到大学和学术机构求职，是必要的经验。

我们始终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课堂教学的含金量。我们刚刚制定了新的课堂教学规程，参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方案，重新修订了每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还有，我们在学生的教学评价里面，增加了对老师导修、布置作业、参加讨论、批改读书报告的评价，更加严格要求学生，实质上也是对老师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也相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不会过时，中山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水平也会在这一整体改革进程中逐渐得到提升。 

谢湜：在您的许多学术兼职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头衔在很多场合引人瞩目。近年来，您在广东的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也着力甚多，在听您讲述关于地域社会史研究理念的同时，我们也很想听听您对当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区域文化建设等问题的看法。

陈春声：老实说，大家选我当这个主席，可能是希望以此加强民间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联系，我觉得任务很重大。实际上，民协的工作有很多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范围，比如深度参与了广东古村落保护的研究和评定，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项目，这些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学术性，应该继续把它做好。

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民间文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不能完全只靠政府去推动。该政府做的，政府要好好去做，该交给民间做的，就该相信民间的力量，放心地交给民间。广东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比较和谐，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民间自发地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对于这些民俗，或者说民间文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炒作，地方官员不要把它当成政绩工程来经营，不要短线作业。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应该首先努力保护民俗的传承人，然后在当下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民间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机制。

文化是慢慢积累、形成，慢慢培育出来的，没有非常快速的方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视文化比不重视文化要好得多，而且中国正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是好的目标。老百姓重视日常生活体验，因此城市建设要尽量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百姓感觉到生活在一个有文化氛围里面。比如说到广州城市最大的魅力，我个人认为突出体现在人情，广州做城市的文化建设，就是要让这个城市的人，包括新广州人、老广州人，都真正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广州的味道。 

谢湜：您刚才提到了民间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联系，那么学术界可以从哪些方面对当前区域城乡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呢？

陈春声：我在中山大学的同事们、还有广东社会科学界的同行们都与海外同行有很好的学术联系，也与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民间文艺界有很好的联系。我觉得以后可以进一步加强联系，多合作做一些展演、展览、学术论坛、研讨会、田野考察等等活动。我们还要面对公众多做一些关于民间文化的公益论坛，多出版一些学术专著，进而在更广的层面上让广东民众对民间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热爱。对于年轻人，更重要的还是要对他们进行现代的、具有国际性眼界的公民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传统的文化行为就会被他们自然地继承下来。

通过多年的乡村社会研究实践，我们也体会到，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乡村和谐社会和农村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中包含了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乡村地区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近代以来，深受西方思想和学术影响的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大多抱有“改造乡村”的理想，他们的努力，推动了乡村的近代化，改善了乡民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在如何处理乡村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却一直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境地。改造乡村的努力，一旦遇到文化传统的问题，常常就变成“无根”的“文化输入”或“文化行销”，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常常会遇到的情况是，为达到某种平衡，有时不得不因地制宜地对乡村社会某些“合情”但不“合理”的传统习惯做适当的妥协，但如果过于执着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样的妥协就可能不具有合法性的理据。

其实，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基础上的近代社会理想，是可以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的。文化传统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持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努力中，尊重乡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并善于利用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只有植根于本土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才可能真正达到稳固国家长治久安根基的目标。

我还想说的是，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至今能保持在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在于中大的人文学者能在这个重视包装、重视计量，工具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仍然保持清醒的学科本位意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按照人文学科内在的发展要求从事学术工作的结果。我常以冼玉清教授的工作为例证，冼玉清教授所从事的文献考订、文史考证、金石鉴赏、文物保护等工作，都是学有所成、独具匠心、朴实而能够传诸久远的，这就是地方文化建设的正途，我们只有以冼玉清教授等卓越人文学者为榜样，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好这些最基础的学术积累的工作，广东的文化建设才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谢湜：访谈到此，我又回想起您的《史学与以史学为业》的讲演，通过您对以上诸多问题的阐述，我想我们也能慢慢地理解您所说的人文科学从业者的“内在超越感”的深意。

陈春声：是的，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充满矛盾和挑战，如何保持一种带有超越感的平衡心态，将是职业生涯能否平顺而成功的关键所在。陈寅恪先生讲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的大学里面，我们对大学有很多期盼和理想，但这些期盼和理想的达成，有待于用一种带有宗教感的态度去提升。这也是我们这些选择任职于大学的人，所要面对的可能备受内心煎熬的难题。

在大学任职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与个人职业生涯顺利与否相关的部分，并未达到这样理想化的境地。大学是人类的组织，也就具备了社会组织的所有弱点，人性的弱点也必然导致大学职业生活要面对的种种不公。代表了人类未来、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各种追求的大学理想，是由生活在充满了短视和不公的环境中的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其他同事的具体活动来达成的。这是每一位刚刚步入大学之门的同事，从一开始就要准备面对的。

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越来越变成一个从业者集团内部的自足的行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大小，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承认的过程，而这个共同体的评价，决定了我们能否当一个好学者。要当一个好学者，一定要有好的学术思维的能力，而学术思维的本质，就是在深刻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基础上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角度讲，学术就是“反常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者的标志，是看一位学者在学术上有没有思想的创造，有没有“反常识”的发明。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常识教授给学生。这样一来，在做一个好教师和当一个好学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鸿沟。学术创造与知识传授，需要的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秉性，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完美地具备这两种秉性的。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中才而已。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一个就职于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另一方面，只有在严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现有体制下做得比周围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讨论改革体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只有遵循目前的规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我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方案，才会被正确地得到理解，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出于对教育、文化和学术长远发展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学这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在这个校园工作了几十年，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举措提出批评建议，且能被接受并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体制下就做得比别人更好的人。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要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创造不是源于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而是植根于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人的内心召唤的遵从。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仅在于他遵守了这些外在的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在于他能够在更理性的基础上感受到学术创造的魅力，在因为各种外在的动力而埋头读书的时候，懂得自觉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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