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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的时代大变革之中，堪称最充分保留了中国近代知识传统和教育传统的一所高校，又是一所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思想文明轨迹的高校。
2023年是香港中文大学60周年校庆年，学校刚刚在湾仔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也就是香港回归典礼举办的地方，举行了盛大庆祝晚宴，把校庆活动推向高潮。笔者虽然因故没能身临其境，但下半年先后参加了北京和上海校友会的庆祝活动，段崇智校长皆亲自率团来参加，显示出校友网络的紧密团结；同时，在北京市政府支持下，港中大北京中心隆重开幕，上海则为中大校庆举行了盛大的陆家嘴摩天大楼灯光秀，亦反映了中大在内地影响力的日益上升。
笔者系2008年入学香港中文大学，山海相映的吐露港风光，七个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并都可以随时取阅），科大卫、梁元生、梁其姿、李欧梵、北岛、王绍光、周保松等名师的认真治学，同学之间的互助友爱，都让我受益不尽。笔者参加工作后又曾攻读中大另一学位，两段学习经历累计达四年，中大无疑深深影响了我，笔者深为作为中大一学子感到自豪。
现在恰逢母校六十生日，在中国文化中，“六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代表着一个甲子、一个时段的轮回，因此，这是梳理中大历史和它的成绩的重要时刻。笔者作为钱穆先生缔造的中大历史系的一学子，姑且尝试用用中大教育我们的文明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做些梳理，不周之处也望方家及校友包涵批评。
总体来说，香港中文大学最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很多科技界或政商界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大聚合及培养了影响民族精神的大师（无论是人文界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金耀基，还是科学界的高锟、丘成桐、徐立之等），是像民国时期北大、清华那样，能够在思想和文明的高度上影响国家的大学，这已经超越了一般高校的社会意义和使命。所有这些还得从香港中文大学厚重和独特的历史谈起。
香港中大虽然正式历史只有60年，但是其香港办学历史已经74年（如果按照内地大学乱认祖宗、乱溯源的做法，它又妥妥是一个100多年历史的老校）。它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早在1949-1956年之间创办了，它们都是中国大陆政权更替、秩序再造的产物。
新亚书院系由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以及著名哲学家唐君毅先生所创办的。新亚早年教授中包括徐复观、张其昀、牟宗三、吴俊升（民国政府教育次长）、左舜生（民国政府农林部长）、梅贻宝（梅贻琦之弟、燕京大学代理校长）、董作宾、饶宗颐、李天命、严耕望、全汉昇、余协中、李杜、胡应汉、劳思光、张丕介（我国土地经济学创始人，西北农学院创始人）、蒋中一（我国数理经济学创始人）等人。
以上任何一位都是思想巨擘，甚至有的可以称为国宝级大师，能够云集这么多学界宿儒的学校，除了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外，就是1949年之后的新亚了。而新亚早期学生亦普遍是内地大学较为优秀的流亡学生，比如从燕京大学来港的余英时，中央大学学生王庚武亦曾考虑入读，但是因为父母在南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来亚大学。
中文大学的第二个历史基因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1949年来港的内地13家教会大学师生组成了崇基书院，主要组成人员来自岭南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崇基学院第一任院长李应林，1937年至1948年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第三任院长容启东曾任岭南大学院长和代理校长，如今崇基书院仍有纪念岭南大学的岭南体育场，可见岭南大学对其影响。第二任院长，也是崇基书院最重要奠基人，则是圣约翰大学校友、著名植物学家凌道扬（中华民国植树节发起人）。此外，港中大成立后，前两任校长李卓敏和马临也分别是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所以，香港中文大学又是充分继承了近代中国基督教知分子传统的学校。
中文大学第三间创始学院——联合书院则是近代私立大学的集合。其中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大夏大学流亡香港的师生（由教务长王裕凯带领），广州大学流亡师生，广州华侨大学流亡师生（总体来讲，私校在民国高等教育中是最薄弱的，因此联合学院的历史也就是没有新亚、崇基辉煌）。
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是中国三大流亡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大学，他们既不愿意跟着蒋介石走，也不愿意与新中国政权合作，而是选择到香港这个英国人统治的“自由租界”延续他们的使命和梦想。1949年之后，不消说在大陆发生了院系调整和教育界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台湾高校也受到国民党党务和警特机构严厉控制、几无自由可言，香港中大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近代学术传统和教育传统硕果仅存的学校。
即便是笔者就读的21世纪时代，中大浓厚的人文之精神，师生经世济民之情怀，严谨之学风，以及与民国学派的密切传承（业师几乎全都是民国大师之弟子或再传弟子），诸多建筑的中国近代史渊源，让人感到这是从近代教育传统中走过来的一所学校，而不像内地高校与传统之间有巨大的历史断裂。
香港中文大学的新儒家、自由主义学派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再造
这些来港知识分子亦延续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三大传统，即新儒家（文化复兴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决定了中文大学的独特基因和办学风格。
首先讲新儒家和文化复兴主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化运动，无论是以英美为师派，还是以苏为师派，本质都是否认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制度，抛弃被视为腐朽无用、阻碍进步的中国传统文明。
而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认为，儒家或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价值与现代文明是相通的，只要进行现代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适应现代文明。他们提倡东西方文明对话和交融，反对将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文明完全对立起来的简单粗暴做法。钱穆创建新亚书院的时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处的最低潮时期，不仅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中国大陆也在试图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让很多知识分子产生浓厚的“文明危机”，因此，新亚创立之初，就将其使命定位为“保存和发扬中华文化于世界”。
虽然新亚或之后的香港中大并非新儒家发源地，但是新儒家学派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民族与文化》、《国史新论》、《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文化精神》等等，唐君毅的《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几乎都是在新亚或中大这片思想乐土上完成的。而1958年元旦新亚三教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新亚书院另一位重要幕后人物张君劢所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可视为新儒学成熟，以及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新亚或香港中大毫无疑问被视为新儒家的最重要摇篮，是新儒家最重要的学院符号。在香港自由的学术气氛中，这些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学者由于甩掉政治包袱，重新让儒家呈现出几百年未有之活力，新亚之儒家颇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原始儒家的气概，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灿烂篇章之一。
新亚新儒家学派的努力，在十几年后终于开始得到回报。台湾蒋介石集团藉对抗大陆文化革命，以此获取海外华人中的正统地位， 60年代起发起文化复兴运动，国民党对儒学前所未有地加以重视，钱穆也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自此，新儒家在台湾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台湾在1960年代至1990年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之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大陆官方对儒家传统文化从彻底革除，变为尊重和鼓励。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传统文化也成为应对西方和平演变，凝聚国人向心力的一个最重要抓手，新儒家更是获得中国朝野的青睐，钱穆从过去口诛笔伐对象，一跃成为备受朝野推崇的“国学大师”，著作在大陆广泛流行，可谓一举盖过过去的所有左翼历史学家。
同时，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的著作也开始在大陆广泛流行，尤其是余英时在大陆知识分子中获得了神一样的地位。可以说，以新亚新儒家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思想成果为点燃剂，又经过汤一介、庞朴等人的创新发挥，新儒家的精神在大陆再次焕发勃勃生机，成为近三十多年社会一个主要思想流派之一，也成为官方重新塑造意识形态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再说香港中大的自由主义传统。香港流亡知识分子，无论是持基督教信仰者，还是新儒家信仰者，还是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底色皆为自由主义者，即认同民主、自由等价值，希望通过缔造一个民主自由制度来实现中国复兴和富强。即便是反对全盘西化的新儒家，也在一直强调儒家思想与西方普世价值的相通之处，徐复观、余英时等人在政治上又可谓深度自由主义者。所以，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受到两岸同时压制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崇基等华人自办高等高校又堪称中国土地上最大的一块自由主义阵地。
我们看，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的言论舞台仅剩下《自由阵线》 、《民主评论》、《联合评论》和《自由中国》四个杂志。其中前三个系中文大学教师所创办，或者由院方直接创办，比如《民主评论》是新亚书院的院刊；《自由阵线》、《联合评论》由新亚书院教授左舜生、徐复观等人创办运营。而《自由中国》虽然在台湾，但是创办人雷震也是新亚书院创建的襄赞者之一，同时该杂志多名重要作者来自新亚和崇基。所以，新亚、崇基等学院利用独特地位，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据余英时回忆，《民主评论》、《自由中国》在当时师生中间可以达到人手一册的程度。
三间书院正式合并为香港中大之后，英国殖民当局加紧控制中文大学，消解大学师生的中华意识，切断香港中大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脐带，大量辞退含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由此可见英美所谓民主外交的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最重要的）。香港中大的自由主义在70年代一度低落，不过随着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中英谈判再度促使香港人中国意识觉醒，香港中大作为大中华地区自由主义中心的地位在80年代复苏。
此时，香港中大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把目光放在香港民主化上，更放在向内地传播民主自由价值，推动内地变革上。从80年代香港与内地学术交流展开，至2019年香港骚乱之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香港中文大学以极大的自主和主动从事这些活动。这其中的主要活动有：
第一, 积极协助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化改革，这方面在下一章节详细论述；第二，通过学术交流和出版等业务，支持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自由主义学术思想在内地传播，这期间中国内地几乎所有持有泛自由观点的学者，都在中大做过访学，利用香港中文大学的丰富学术资料完成研究，或将最有震撼力的学术成果在香港中大出版，所以研究自由主义学术史，香港中文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纽带和阵地；第三，中大师生还直接广泛参与内地公民运动、环保、慈善、教育改革等事业，这些主要体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尤其是对与香港相毗邻的广东的社会运动参与度最高。
香港中大对大中华地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波的影响输出，从民族现代化转型来说，其作用是巨大的，促使中华民族精神的松绑，以及文明活力的复苏，台湾腾飞和大陆崛起都是得益于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特殊体制的结合，从大历史看它的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香港中大在21世纪所津津乐道的自由主义，很多方面脱离了过去持正中允的知识界自由主义传统，而是民粹化、粗鄙化的低劣自由主义，把本为博爱宽容学说的自由主义异化为一种狭隘严重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门见，过于否定一部分东西，过于脱离实际美化另一部分东西，很大程度成为2019年香港和香港中大历史悲剧的导火索之一。）
思想界也普遍认为，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流行，重塑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促进了文明的自觉和经济的崛起。它们的很多观点和元素，也被官方所接纳，与马列主义一道成为改革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吸收的部分，而中文大学是这两大思潮的重要输出源地，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大以一己之力起到了从思想深度影响国家历史的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师生的大中华情结，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前文说到民族主义也是港中大的一个基本历史传统。现在有人说中大是一群卖国者组成的学校，具有深刻卖国传统，其实则不然，香港中文大学是一群有民族骨气知识分子创办的学校。在港英统治之下，只要采用英语教学，就可以接受政府补贴，并且升级为大学。但是无论钱穆这些儒家学派知识分子，还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基督教知识分子，都坚持捍卫中文教学，宁可自筹经费、艰难化缘，也不向港英政府妥协。
新亚、崇基、联合三大书院与港英政府较量十多年，港英政府终于妥协，批准成立一所由华人出任校长、采用中文教学的大学，这是华人民族主义的一大胜利，中文大学中的“中文”二字，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甚至多数学生都不懂其含义，在当时而言，则是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殖民、教育霸权斗争的一种胜利。
中大早期学生亦多数是中低层难民（多位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低级国军军官等）的后代，这些人与港英政府互动联络较少，保留了浓厚的大中华情结和心向祖国的意识。笔者年少时在中大图书馆，翻阅七八十年代学生会出版的《中大学生报》，中大学生紧跟祖国政治潮流，1976年亦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革后则极其关注大陆改革。
因此，中大与港大，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气氛和传统。如果说港大是与它所不远的港督府是一体的，面向伦敦的，主要培养公务员、金融经理、律师等“建制派精英”的话，港中文的心思则更关注它所毗邻的中国大陆事务，培养的是反殖民建制的人才。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由于内地和香港的严格边境控制，中大的师生空有爱国情怀而报国无门，而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大师生始终用积极的行动来参与国家改革和建设的淳朴民族主义情怀事业，笔者仅用几个事例来说明。
第一，改革初期，香港中文大学主动利用香港作为两岸三地唯一自由区的地位，充当两岸三地和全球华人的思想学术纽带，力促全球华人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转型、文化复兴和外交等层面进行交流，是中国知识界了解外部世界，也是港台和海外知识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比如，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现代中国文学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两岸文学界知名人士唐弢、黄药眠、柯灵、余光中、陈纪滢等，这是两岸文化界首次对话活动，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1984年中文大学邀请巴金访港，为其举办八十寿诞典礼，并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也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再比如，在金耀基、乔健等人倡议下，香港中大于1983年举办首届“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论坛，这次研讨会受到两岸高度重视，台湾方面派出以“中研院”副院长芮逸夫为首的代表团，大陆方面则以费孝通为首，这是两岸学术界的第一次对话活动。此后中大又在1985年、1988年连续举办两届，出席代表包括了钱穆、吴文藻、芮逸夫、费孝通、雷洁琼、陈岱孙、李亦园、金耀基、杨国枢、乔健、李沛良、杨庆堃等当时华人界最有威望的学者，这几次学术交流对内地思想学术的进步也起了巨大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即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Tanner讲座发表演讲时提出来的）。
第二，在经济改革和科技方面，香港中大也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香港中大文学多位教授参与中国改革咨询，副校长王于渐与港大教授张五常一起主持操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大陆和香港之行，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一次重要事件；后来成为中文大学校长的刘遵义教授，更是多次为高层建言献策，成为改革重要亲历者。
海外抱有浓厚中华情怀的科学家，在改革之初内地社会控制依然比较严厉，科研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纷纷选择以关心国家命运的香港中文大学为基地或跳板，为中国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这些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先生（亦为香港中大校友）、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先生等等，他们藉中大为基地，为内地学者培训提供访学机会，以及培育大量博士生促进中国内地科技发展。继而在内地相关学科完善后，这些科学家又直接到内地工作，甚至重新归化为中国国籍，这期间香港中大发挥了关键过渡桥梁作用。
第三，香港中大直接通过招生、到内地办学，以及支持师生在内地创业等参加国家建设。香港中大是港校中最早在内地招生，及招生规模最大的学校，也是最早筹划在内地设立校区的港校，如今港中大深圳校区已经运转10年，俨然成为岭南高等教育之翘楚。此外，港中大早在2000年起，就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办（时任院长为朱镕基）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为中国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其校友群体在国内也业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影响力；2020年起，港中大继续与清华经管联合培养经济学双学位。
总之，香港中文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变革之中，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此后的文明轨迹。60年来（或74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师生从未把自己认为是中国发展的外部旁观客，而是自认为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的一部分，虽然长期身处异人治理之下，但是一直不敢放弃振兴国家的责任。
香港中大在过去一甲子的历史是无比辉煌壮丽的，香港从来没有一所高校可以像中大一样与中国历史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内地也很少有高校像中大那样长期能够保持中国知识分子朴素的传统。中大为了民族复兴和民族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人修筑中国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香港中文大学必然是重点篇目之一。 但是如今的香港中文大学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大时代变局中，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比如：能否清除民粹和狭隘本土主义、重塑高质量的自由传统的问题；如何应对中国大陆高校崛起，避免港校在优质教育科技资源竞争中边缘化的问题；如何应对中外对抗加剧，香港地位越来越尴尬，施展空间越来越小的问题。 可以说，香港中大面对的挑战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么严峻，以前的优势，现在却都是劣势（放大而言，对于整个香港来说亦是如此），今后香港中大校领导阶层能否化解这些问题，决定了下一个60年中大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是否可以扮演同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以凤凰为校徽标志，期待母校可以像凤凰一样实现涅槃重生，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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