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华东政法大学一栋非常有名的楼。
这座110多年前的楼叫格致楼，他的历史其实比华政本身的历史更悠久。
在华政之前，这个地方有一所传奇的大学，传奇到什么程度呢？
荣毅仁、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周有光、顾维钧、吴宓等等，甚至，还有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民国著名律师江一平；
就连香港电影的教父邹文怀，以及当过民国政府总统的严家淦都毕业于这个学校。
这就是被成为东方的哈佛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
当你徜徉在华政的校园里，看着这栋古老的小楼，追忆往昔，会不会有一些感慨：
为何崛起，为何又突然消失，甚至如今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
上海滩的洋大学
（圣约翰大学正门）
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圣公会来到上海创办了圣约翰书院。
但是真正让圣约翰大放异彩的是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
1888年，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到中国的第2年，就担任校长。在他任下，校园面积扩大了三倍，课程从中学升级到大学，还成为当时全国学科齐备的大学之一。
卜舫济首先推行的就是语言，在他的带领下，英文成为圣约翰的绝对主流语言。
一周七天，有六天都是全英文授课，学生们的日常交流全是英文。
汉语拼音创始人周有光在回忆录里也写道：一进学校，好像到了外国，连公告都是全英文。
从圣约翰出来的学子，其英文水平已经达到美国土著的标准。也就不难理解，当时处于外交弱项的中国，圣约翰学子会成为外交部首选了。
（卜舫济）
除了语言，体育也是卜舫济重点推行的科目。
他在校内开设了网球、足球、划船等多项体育运动。
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就诞生在圣约翰，当时学生们的头上还梳着辫子，这支足球队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
1905年，卜舫济在华盛顿注册，圣约翰书院也正式成为圣约翰大学。
经过他的努力，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等知名大学都同意接收圣约翰的学生，甚至耶鲁大学还同意免试招收。
这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环境中，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才会有无数多厉害的民国人物，从圣约翰大学走出来。
可以这样说，卜舫济几乎靠一己之力，让一个上海滩的小学堂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而且这个人还非常有趣，喜欢和学生交朋友，没事就在家里招呼学生来吃饭、喝茶、聊天，甚至点唱歌曲。
林语堂曾在自己的自传里深情回忆：
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 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博士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 他们都是真君子。
但卜舫济一心想做好大学，而不是做大大学，按照他的话讲：
我们必须不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发展过大，以致牺牲对学生的个人影响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目标是办较小的学校或大学，但要保证质量。这将会像发酵一样，可对整个中国社会施加更大的影响，这要比学生人数多、拥挤的学校好得多。
圣约翰出来的法律人
（圣约翰成绩单，图源：阿凉博客）
从圣约翰出来，从事法律的人非常多。
比如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修法律，回来后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顾维钧后来还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
他在国际法院的继任者，也是从圣约翰出来的史久镛，后来还做了国际法院的院长。
有意思的是，史久镛从圣约翰出来后，也是去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法律。（这也许跟卜校长也是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有关吧）。
从1980年起，史久镛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在众多国际会议与组织中，担任过中国政府的法律代表或顾问。
比如，当年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他都居功甚伟。
在谈判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史久镛准确预判，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
1993年，史久镛走向国际，成为国际法院一名法官，10年后，他当选国际法院院长，是首位中国籍国际法院院长。
圣约翰大学的消亡
百年前的中国，有十余家教会学校，它们独立于国内教育体系之外。
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政府都曾要求收回学校的教育权。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这些外来的教会学校，充满了敌视。
而圣约翰大学，更因其全英文教学，被抨击为“帝国主义思想的侵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1月上海「沦陷」。
时任圣约翰副校长的沈嗣良，给哲学家傅统先写的信中，他提到，圣约翰曾迁至公共租界的大陆商场办学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的上海局势动荡，高压的政权，以及暗杀事件层出不穷；食物匮乏、物价日益上涨；难民潮也越发严峻，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
由于战争的缘故，来自美国圣公会的经费支持完全被切断，学校运营只能全部寄希望于学费和校友捐助。
1940年在日占期间的上海，迫于严峻的形势，圣约翰被迫做出了停办的决定。
二年后，圣约翰大学艰难复课。由沈嗣良担任校长，这是圣约翰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
1949年后，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成立，上海各高校移至该部管理。
1952年，圣约翰大学撤销，其中的院系并入复旦、同济、华东政法等上海多所高校。
从此，圣约翰大学消失，而现在上海的多所名校，都留下了她的残影。
历史的变迁，也在这两种不同的毕业证上
1966年以后，圣约翰的学生更是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下，圣约翰已经被社会自发认定为「帝国主义的黑学校」。
从圣约翰毕业的人，再也不能骄傲地说自己来自哪里，甚至还需要烧毁自己的文凭来保护自己。
最后一任正式校长
从圣约翰的创立、兴盛到消亡，历经了5任校长。不算代理校长的话，涂羽卿算是最后一任正式校长。
在一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成为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1948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策动沪宁一批基督教代表团去见蒋介石，试图劝蒋放弃镇压，接受和平。涂羽卿是该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1949年在面临艰难决策的时候，他放弃出国的机会，留下来建设祖国。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涂羽卿成为重点打击和批斗的对象。
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亲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会的「错误思想」......这些都是人们安在涂羽卿身上的“罪名“。
从1966年到1972年，涂羽卿不断地受到隔离、审查、清理、关押，两度因为不堪受辱，而试图自杀。
在监狱里经历了3年苦难岁月的涂羽卿，出狱后身体江河日下。有一年春节，上海师范大学的代表来看他，留下了更冰冷的威胁：
至于你隔离时的情况，没有必要对别人讲。
被释放的3年后，涂羽卿含恨而逝。
（涂继正：我的父亲涂羽卿——一个留美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涂羽卿的逝世，不只是一个人的消亡。
他所代表的，是那所大学，那所崛起于上海滩的大学，在崛起、兴盛之后，折服于时代的变迁，自己也慢慢消亡。
如今，当我们回望过去，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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