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师者 | 传播学院教授尹连根：步履不停，成为你自己
个人简介
尹连根，安徽人，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2001年，他以《火车站前看广州》一文投书《南方日报》，获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批示，引发广州火车站整治潮，并由此结缘南方报业。2008年，他告别了业界媒体人的身份，站上三尺讲台，成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老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迄今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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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在新闻系毕设答辩现场，毕设作品《最后的“家”》成为今年的“新闻系最佳毕设”，而尹连根正是这组作品的指导老师。
准备毕设作品时，学生亲切称呼他为“四爷”，但2020级和2021级的传播学院本科生则更喜欢称他为“尹师”。“尹师”与他们的缘分开始于一门课。
作为传播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已经很少给本科生授课的“尹师”，在2020年的秋季学期开设了一门面向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院内通识课“纪实写作与公共说理”。2021年秋季，随着传播学院2021级学生的课程方案调整，这门课的课程性质也由“院内通识课”变为“平台核心课”，从选修课转为必修课，扩大了教学规模。
如尹连根所言，这门课的功用不止步于“术”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纷繁多变的时代，他希望藉此渠道向深陷迷茫、焦虑边缘的青年大学生提供真挚的建议，助他们拓宽新的思维视角。
抛弃“术”的形式，回到理念本身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主要面向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授课指导，是怎样的缘由让您决定开展这门本科生课程？同时，您对这门课的教学期望是怎样的？
尹连根：这门课我本来可以选择不开，我现在“手头上”的课程已经称得上熟悉，而开设新课就意味着要重新备课，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我还是决定做这件事。起初我给这门课命名时，草拟了几个名字，我最终决定把这门课命名为：纪实写作和公共说理。在我的观察中，当代大学生最缺乏的还是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无论是“纪实写作”或“公共说理”，正好都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
今天部分中国人或多或少还是认为，中西方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在我看来，其中一个显著的差距还是落在教育理念上。相对而言，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系统在长期以来可能忽视了对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等方面的培养，而我恰恰希望这门课能让学生们收获这方面的能力。
尹连根在讲授“纪实写作与公共说理”课
在筹备这门课的时候，我设想通过“写作”这一切口来影响学生。但等到真正开课时我才发觉，写作教学这件事归根到底只能触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无法深入到理念的维度。但思维和理念比“术”要重要得多。
高中时候的习作，大部分学生会因为应试需要而“戴着镣铐跳舞”，我时常感觉这些孩子被一些错误的高中教育理念“荼毒”太深。如果这门课能让学生们跳脱出高中应试作文的影子，真正学会批判性思考，那对他们在未来的学习乃至人生都大有裨益。
2020年上过这门课的学生应该都能感觉到，我不希望在课堂上教授他们如何遵照固定的模板来写作，更不会“灌输”写作应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的具体内容。我最看重的是对学生思维的培养，即在写作构思的时候，可以如何延展思路，可能存在哪些路径的思考等等。
我坚持在大一新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开课，在我看来，大学之前的受教育阶段，似乎更强调知识的灌输，着眼于对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大学教育更应注重思维的培养，这就对个人思想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让学生刚进入大学时就开始培养这种思维能力是最好的。
与2020年相比，这门课在2021年由选修课改成必修课。一方面，这个转变得益于学院领导老师的支持——我们一致认为，“纪实写作”和“公共说理”都是大学生应培养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这门课在过去的一年中取得了学生们不错的反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我2021年继续开课的信心。
如果时间精力允许，我甚至想过要把这门课变成校公选课，让更多学生都有机会听到这门课。同时也希望让更多大学生意识到，人文素质的积累和沉淀对于自我成长的重要性。
阅读：On the right track
记者：您之前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提到，纪实写作的核心基础是阅读，您也尤其注重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育，您可以展开谈谈吗？您所理解的阅读又是怎样的？
尹连根：对于我的每一届学生，我都会反复强调文学在大学四年的重要性。大学阶段是我们与文学“谈恋爱”的最好时光。
文学中的人性、诗意和想象力是大学生必要的素质。人性强调的是以人为目的，我们很容易发现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带有诗意的，而想象力也天然存在于很多文学作品中。
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学生恰恰需要培养“人性”，同时拥有对生活的想象力，赋予自己应有的闲情和浪漫。我也常跟学生强调“要成为你自己”，但我们要怎么成为自己呢？实际上，你之所以成为你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读过的书。但现在的年轻人在阅读上总是会陷入误区。
尹连根在进行课后答疑
首先，我们不能功利性阅读。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阅读的时候往往出现一种问题——读了一篇范文就觉得自己也能写出一篇范文，读一本小说就立刻准备自己创作一本小说。但其实阅读首先要做到不抱以功利目的阅读文学素养的培养需要持续的熏陶和渲染。
其次，我们不应该炫耀性阅读。不要读了一本书就在他人面前炫耀。部分学生陷入误区，读了几本书就盲目自大，对“大部头”稍有接触就引以为傲。“这本书你就没读过吧？《单向度的人》你也没读过吗？”阅读不应该沦为攀比和炫耀的工具。
第三，我们要反对崇拜性阅读。读到一本书，不要总觉得它写得特别好，特别崇拜。我曾经看到一句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其实我们应该站起来看。读书时没必要感到胆怯无知——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的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知”的目的，对“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知道的少也没关系，因为你们年纪尚小，所经历的事和所阅读的书都有限。
“on the right track”是我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指一种努力的价值导向。你的努力如果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就越南辕北辙，那就是“on the wrong track”。有学生会问我，为什么自己一直都在阅读却没有获得提升。在我看来，首先就要反思自己是否有功利性、炫耀性、崇拜性的阅读倾向，而这些恰恰就是“wrong track”。阅读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正确的道路上，即“on the right track”。
我主张的阅读方式是探索性阅读和对话性阅读。探索性阅读指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怀抱着一颗好奇心。譬如读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要主动思考“社会契约论是什么？”对话性阅读指的是在阅读过程中主动建立联结，形成读者与书本、作者的对话。譬如说，我们可以去思考书中提到的理论哪些是可以延伸的，在现实语境中是否成立等。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定不要把阅读所获得的当作知识。我始终认为，知识“一记就死，一用就活。”我是最不赞同学生死记硬背的。抗日战争的年份可以在字典中查到，但如何理解抗日战争，这个问题就是开放式的。通过死记硬背其实是难以回答这些开放式的问题，也没办法打开更多思考空间。这又回到了我和学生们说的那句话，读书与为人，都要“on the right track”。
在时代变局中相信“无用之用”
记者：在象牙塔内，读书是一方面，成长与为人则是另一方面。在您看来，这一代年轻学生总体给您怎样的感觉？
尹连根：我常和学生开玩笑说，大学一定要谈恋爱，这个年纪本来就是一个适合浪漫的年纪。但实际上，你们现在可能会更现实一点，可能更多地在想将来如何谋生，如何找一个好工作。
我们读书那会儿是80年代，是中国思想比较活跃的时候，文学青年特别多，大家又共同处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与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时代。在我看来，当时的青年身上多少都会带点儿“大而无当”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是当代大学生所缺失的。当时的我们，没有太多张扬的物质欲望，而更多是在强调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今的年轻人却普遍缺乏对宏大事物的追求、远见、想象力，越来越容易萎缩在“小我”的世界当中，对时代的大关怀少了。我自己在日常中和年轻人聊天、接触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与紧张。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而现在这个情况似乎是更加严重了，焦虑情绪普遍地笼罩在年轻人的身上。
相比于过去，这一代年轻人物质欲望会更大，更膨胀。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期望一旦与现实对冲，强大的落差感是非常真实且残酷的。这一代年轻人很清楚，虽然现在的自己满怀憧憬和期待，但毕业之后，发现自己不能成为有房、有车、百万年薪的大人物时，就会感到巨大的焦虑。
另一个问题在于，现在年轻人本身的欲望又会在这个社会中被进一步放大。他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关注到了许多大人物的成功故事，很难看到平凡的人物。年轻人也可能越来越习惯于“敬畏”资本、欲望，但这种“敬畏”总是浮于表面的——真正的敬畏必须得沉下心。
记者：这些现象确实符合当前的现实语境，也是相当一部分同学们的焦虑源所在。那么，能请您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应对思路和方法吗？
尹连根：我跟我的研究生强调——年轻人其实更应该把这种焦虑转化为努力。焦虑有什么用呢？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无法只依靠个体微弱的力量，而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实现，那就没必要一直沉浸在焦虑之中。
当下，对于个体来说，他们可能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这种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随之顺变，从而适应环境。学生更应该关注自身成长并塑造自己。换句话说，年轻人永远只能在自己身上做准备，把自己的素质培养好——这样一来，时代的大风大浪把我们吹到哪，我们就能在那里生根发芽。
因此，我始终推崇庄子思想中强调的“无用之用”。很多事物，你越希望它有用，越可能适得其反；但如果你压根就不想它的功用，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反而是最大的“用”。我们其实很难关注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去往哪里，却可以努力让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具备怎么样的品质。从这一点上看，年轻人或许可以相信“无用之用”。
来源 | “深圳大学报”公众号
排版 | 刘紫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