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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祝华新:政策解读是避免舆情风波的重要前提

2016-11-23 祝华新 小巨人舆情 小巨人舆情

1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80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其中,加强政策解读、回应社会关切,成为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工作。

国办80号文件规定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工作。文件公布前,要做好政策吹风解读和预期引导;文件公布时,相关解读材料应与文件同步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文件执行过程中,要密切跟踪舆情,分段、多次、持续开展解读,及时解疑释惑。文件还提出了一项强制性的要求:对以政府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牵头起草部门上报代拟稿时应将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的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报送,上报材料不齐全的,政府办公厅(室)按规定予以退文。


浏览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现,国务院率先垂范,11月16日和17日关于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举措、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对真抓实干的地方激励支持三份文件,同时附上了解读文章。

无解读的政策可能是舆情燃点

4月25日,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给各地教育部门发出通知《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附有《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12个省区市要进行“生源计划调出”,其中最多的是湖北、江苏两省,分别是4万个和3.8万个。

对这个“调控方案”,鄂苏两省部分家长理解为减少了在本地的招生,让本地考生上大学变得更加困难,于是上街表达诉求。其实,这是因为有关部门解释说明不及时不到位,产生了误解。实际上,这次不是“减招”,只是相当于国家委托江苏、湖北等省为其他地区培养大学生,“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据测算,两省2016年的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将比2015年有所提高。

这样的政策解读如果早点出来,把高考招生台账一五一十算清楚,街头的风波恐怕就不会出现。

政策解读是政策文本的组成部分

现代社会,公共治理具有很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普通人根据常识很难做出精准的判断。国办80号文件规定:解读政策时,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使政策内涵透明,避免误解误读。

1988年酝酿物价改革,从1月1日到9月26日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人民日报》连发22篇相关报道和文章,强调价格改革要“冒点风险”,要求干部和群众“作一个自觉的战士”“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年8月,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承诺:“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可惜这样的精神未能组织起充分翔实、有说服力的宣传,让公众家喻户晓。由于对价格改革的涉及范围、出台节奏和实施力度,及其对城乡居民的利益损益,缺少细致周到的解释说明,在社会上产生恐慌情绪和抢购行为,致使这场改革延后。

国办80号文件提出:重要改革方案和重大政策措施,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应在决策前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能不能这样设想,在涉及公众利益调整的政策出台前,把“舆评”纳入决策程序,请专业机构进行一次舆论压力和民意承受力的评估,据此决定政策出台的时机和力度,选择新闻宣传的角度和话语方式。

例如,前些年社会上有些人对手机实名、网络实名抵触心理较强。近年来,通过对手机骚扰短信、网络诈骗问题的揭露,网络实名制属“后台实名、前台志愿”的解释,同时大力宣传保护无线通信用户和网民隐私,减少了公众的顾虑。国家网信办《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即时通讯用户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才能注册账号,《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直播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网民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这些规定。

官员、媒体和专家:政策解读“三主力”

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国办80号文件要求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通过发表讲话、撰写文章、接受访谈、参加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带头解读政策,传递权威信息。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解读人。他5次会见与列宁做过生意的美国企业家哈默博士,以此姿态表明欢迎外国资本和技术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关怀“傻子瓜子”的命运,有人说年广九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邓小平坚决不同意,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科技部在“十三五”期间将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发展。科技部部长万钢本人在多个场合带头宣讲新能源汽车。他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十年,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曾坐着新能源汽车参加全国两会。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万钢部长本人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形象大使。

媒体准确报道政府管理部门的决策,不曲解、不煽情,对于民众理解和接纳政策至关重要。近来一些管理部门决策引发的舆情事件,都与媒体的误读有关。媒体报道,9月1日起南京地铁开始全线安检,名牌包可“免过安检仪”,这很容易刺激公众对当下贫富差距的敏感神经。地铁管理部门后来澄清说,这项规定的本意是,如乘客认为携带的是贵重物品,且体积较小,可申请人工安检。3月,《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过程中,媒体报道甘肃奖励只生一胎的夫妇,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相违背。甘肃人大解释说,奖励政策并非“鼓励少生”,而是针对“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前放弃生育二孩的家庭,这个群体应该继续享受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政策解读需要用好党报、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商业门户网站,以及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发挥“定向定调”作用,正确引导舆论。中央政法委曾经组织门户网站政法频道编辑的专业培训,鼓励新媒体建立在专业知识和法治理性上的舆论监督,避免对复杂案件的情绪化解读和舆论审判。

了解决策思路的专家学者,也能在政策解读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办80号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各部门政策参与制定者和掌握相关政策、熟悉有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的作用,围绕国内外舆论关切,多角度、全方位、有序有效阐释政策。前些年,一些活跃网民指手画脚,与政府信息不对称,隔靴搔痒,容易误导公众。需要培养一批在网上有影响的人,去解释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调和鼎鼐。需要“策士型专家”,参与决策制定,擅长以口才、文笔、辩论等形式宣传和解读决策。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后,网上传言“年所得12万元以上被称为高收入群体,要加税”。其实从2006年起“年所得12万元以上”就需自行申报纳税并不是新规。财政部专家出来回应,表示年所得在12万元以上的上班族目前尚无“加税”的问题。

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内外议论纷纷。《人民日报》概括群众语言,告诉农民朋友:“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震担心这样搞会影响农业的机械化,党内农业专家杜润生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把原国营农场都变成家庭农场,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十亩八亩,给了工人的家属,算不了什么。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

当下,我们需要这样打通社会各群体的媒体和专家,架设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信公号,独家内容转载请注明出处以及作者

编辑|傅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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