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人说中国人没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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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知  祗舍

在今天的中国，当人们讨论道德问题时，总会牵扯到一个概念：信仰。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这个问题是一个争论依旧但毫无结论的问题，支持者恒支持，反对者恒反对。

但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者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时候往往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西方宗教多是外化于行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信仰。

在西方语境下，信仰显然是对超越经验的他者--上帝的信靠和仰望，这种信仰形式是作为概念的信仰的核心外延。

但从基督徒的信仰实际看，这种信仰往往是一种面对不确定的不安，无论是现世的不确定性还是来世的不确定性，教徒们要做得就是完全按照宗教仪轨进行灵修、做善功，虽然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就其信仰内容本身而言，易流于机械并被人利用。

中国人的信仰路径与西方人的信仰路径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看，虽然同归，但毕竟殊途。

基督教早期经院哲学家达米安(Peturs Damiani）曾说：“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

这句话后来被演绎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早期教父虽然对《圣经》文本做了大量的哲学经注和解读，但是其本质还是神学中心主义，哲学的无独立性、也无尊严，无非是上帝天启的注解。

而中国人的信仰则是处于人类的发问，其信仰核心完全是人在生活中的困惑，而不存在人格神的天启。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就好像《道德经》开篇中的“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面对天道而发出的天问，“道”到底是“可道”的，还是“不可道”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区分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

在西方哲学的学统下，特别强调概念的周延性和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完整性，表意上立足准确，所谓的“道”是可以借助语言进行知识性的传授和思辨的，因此哲学是“学”的。

尽管莱布尼茨已经认识到语言是基于知觉的，所以是模糊的、歧义的，但是其依然无法摆脱“学”哲学的宿命。

中国宗教多是内化于心

中国人对哲学的理解似乎不同，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早熟的中国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所以在学统中强调“微言大义”。

虽曰“学统”，但无论是中国的学术实践还是信仰实践上看，天道都不是“学”的，而是“悟”的。

从汉字的结构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信仰不仅是理性中的自觉，还是心性上的自足。

用孟子的话说，中国人的信仰是因哲学发问而产生的“反求诸己”的信仰。

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宗教，佛教的“佛性”“如来藏”，道教的“炁”，儒教的“太极”，心学的“良知”，都是存于每个人内心的。

中国古人或许认为，关照内心才是每个人灵魂救赎的解脱之道，上帝他者是否存在根本就是一无所知的。

中国人将信仰寓于哲学发问，信仰有时候就是哲学本身，或许这就是人们觉得中国没有信仰的原因，产生了中国人无信仰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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