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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 致命,美打中国“崛起最后一公里”!孟子来解局

神州日知 祗舍 日知新 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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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日知 祗舍

6月13日,美国高官表示,明天,特朗普将与他的高级贸易顾问会晤,决定是否启动对数百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威胁关税。 

据悉,该清单将略小于原始清单,部分产品被删除,也有添加其他产品,特别是在科技行业的。 

因为在公示期之后,一些产品从清单中去除,一些产品被添加进来。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决定征收关税何时生效。

美国一些行业游说者说,预计这一举措最早将于15日公布,并发布联邦登记公告,否则可能会延期至下周(6月18日至24日)。

此前,美国白宫、商务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4大部门已同意继续对华加征关税。

其实,在特朗普赴G7峰会之前,美国官员已开会决定,同意美国应该推进对华实施关税行动。 

美媒称,特朗普政府内部常常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一次各部门领导人达成共识,代表了该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罕见时刻。 

特朗普在对华关税问题上曾经犹豫不定。

但是,在特金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已暗示,他将继续强硬路线。

他表示:“我必须做我得做的事情。我们跟中国有巨大的赤字。我们必须对此做一些事情。” 

当天,特朗普在接受专访时说:“中国可能会对贸易感到有点不快,因为我们非常强硬地就贸易施压。”

这是他在新加坡会见金正恩后,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说的。 

此前的5月29日,特朗普称,美国将继续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

当时,宣布的截至时间就是6月15日。 

美国有官员黑白不分表示,自特朗普最初发出对华关税的警告以来,中国没有采取措施来解决总统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关切,白宫不得不采取行动。 

其实,不仅华盛顿,中国也同样对美国充满失望情绪,尤其是其强大的民粹主义。

针对美国大棒,中国也有预料,届时,一定会以牙还牙,而且,将不会履行在贸易问题上做出的任何承诺。 

在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近日,中国原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宣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达到40万亿,虽然规模尚在可接受范围,但地方政府没有一个想还债的,“现在要让他还债,他说我工资都发不出来,财政困难的很,怎么办?所以,现在欠的这些债不说还本,还息很多地方都还不起。” 

他指,目前中国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居民收入差距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特别是优质社会资源的分配也不平衡。

例如,2017年3月公布全中国100所最优秀的医院,东部有64所,西部只有17所;全国近700个贫困县,东部有66个,西部则达到448个。区域失衡明显。

对于具体经济形势,贺铿则称,经济杠杆率、企业债务率、地方债务等问题较为严重。 

而且,他认为,中国发行的货币太多,过于“放水”。

数据显示,2017年末M2是167.68万亿人民币,为中国当年GDP的25%,比世界上任一国家都要高。 

无独有偶,在贺铿论述中国内部问题时,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就中国的外部形势发表看法,特别提到美国对中国的研判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中美贸易摩擦实质上是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争议。 

李若谷称,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关系不会沿着过去40年所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美国的知华派、友华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而言,正如本号昨天已指出的,美国国内,无论什么党派、阶层,大多数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这使得美国对华战略可以超越党派藩篱,快速有效地运作起来。

随着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崛起,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开始主动作为,美国已判断,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不符,认为中国有意用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试图与美国同样建立全球性军事存在。 

意识形态层面,华盛顿的主流观点也开始警惕起来。

过去,他们认为,中国尽管在意识形态层面同西方格格不入,但并不会挑战后者,而眼下这个判断显然已发生变化。 

经贸问题上,正如本号一再强调,贸易摩擦未来将成为中美两国双边关系中的某种常态。

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担忧,则凸显出美国的另一深层担忧。

在这样一份高新科技扶持计划面前,美国认为,其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同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竞争,因中国政府会强力介入市场,使产业发展成为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 

如今,在度过几年相对平稳的崛起期后,近段时间,中国的外部环境突然有所恶化——不是简单的地缘摩擦或经贸问题,而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受到质疑乃至阻碍。

于此同时,内部问题也正进入所谓“攻坚期”,不易改革的深层矛盾开始逐渐暴露。

其实,早在中美贸易战开始时,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位高级经济顾问史蒂芬·摩尔就再次老调重谈,给中国扣上“21世纪版本的苏联”的大帽子,叫嚣“美国决不能对中国让步”,要与“中国的经济重商主义政策摊牌”。

他还一厢情愿认为,只在特朗普强硬,“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将会让步,并开始做出特朗普所要求的那种让步”。

史蒂芬·摩尔更叫嚣,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友好的盟友打交道,而是在与日益成为敌人的国家打交道。最好是现在就贸易和中国的经济重商主义政策摊牌,而不是在10年后与中国陷入热战。

按照目前情况,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

目前,中国已进入现实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公里。

但是,这或许是中国走向真正复兴的一个关键蜕变期,其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当引起关注。 .

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重新崛起的中国,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

如日本、德国,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如英国和美国----冷战后美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是伊拉克战争。

现在中国面临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

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曾总结:“英国工业革命在经济上的成功,依赖于英国经济体在相对值和绝对值上的较小规模”。美国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强调大幅提高,是因为“世界大多数人口被排斥在美国建立的生产和消费标准之外”。

他的结论则是:“世界无法养活两个行为方式同美国一样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既缺乏环境,可能也缺乏资源”。“即使中国和印度仅四分之一人口采用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全世界的人也都会窒息而死”。

显然,以中国的环境和世界的资源储备来看,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下的生态可持续性新型发展模式。

如果中国成功,将不仅仅是经济上,而是文明上、价值上、道义上引领世界。

如今,中国走完崛起的最后一公里,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

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

2000对年前的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一个以5000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在面临内忧外患时,必将爆发出无限的创造力,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

不忘先贤言,用好先贤智。

不丢先贤脸,不负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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