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预言中国命运：当失控发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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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观察家托克维尔描绘了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传统迥异国家的两幅民 主图景。

理解这一差异并分析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思考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和社会状况相契合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论美国的民 主》中，呈现的是风格较为明快的美国民  主图景：平等与自 由携手并行，个体自 由联合，社会洋溢着自治精神与活力。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呈现的是带有悲怆色彩的法国民主图景：平等化进程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扩张，个体相互疏离，社会机体羸弱被动，缺乏自组织能力。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西方国家现代化早期民 主实践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借鉴。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弄清：托克维尔是在何种历史情境下考察民  主的，以及他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

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逝于1859年，这位酷爱自 由的贵族，深深困惑于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以来，为何相继陷入“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与两个拿破仑军事独裁。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流露出了很深的悲观情绪：“不管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将在交替使用宽容和压迫的反动统治中消磨悲惨的一生。”

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放弃希望。

波拿巴政变之后，他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大革命。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面世。

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托克维尔探究了为何在法国大革命这场“民 主革命”中，专制阴魂如宿命般驱之不去。

美国之行使托克维尔亲身体验到了一种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民主实践迥然不同的民 主。

美国的民 主既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也没有陷入暴政。

相反，这个年轻的民 主共和国充满活力，并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美国，民 主原则同时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得到了实践，人人平等参政奉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主权来源因而只有一个：人民。

人民在美国没有被虚捧和架空，而是享有真正的权威。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既拥有权威又享有自由的秘诀在于，美国拥有强大的“政府 集 权”，却不存在“行政集权”。

“政府集 权”意味着在全国性事务上，代表人民意志的联邦政府拥有强大权威。

不存在“行政集 权”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干预纯属州、县、乡镇或个人事务，在这类事务上，由地方和个人广泛实行自治。

在州这个层级同样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代表多数的州政府，但州不会干预纯属县、乡镇或个人的事务。

县与乡镇、乡镇与个人关系，同样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

托克维尔发现，表现为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的美国民 主，十分有助于锻造公民精神，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助于培育独立自主的个体，以及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美国的个体既独立自主，又善于相互协作。

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乡镇自治对于培育公民精神的重要性，而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利于克服利己主义，培育公益精神。

这是因为，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时，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全体的公共利益之间就搭起了一座桥梁，人们将更加容易明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开明的自利”是比较符合民主时代的人们的道德原则。

托克维尔在美国亲眼看到，有一个县发生了重大案件，当地居民没有向政府求助，而是自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追捕罪犯并将其送交法院。

因而，要使个人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首先应当引导他关注身边的事务。

一个人很难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命运，但如果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马上就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关系。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之所以像关心自己事业一样关心本乡、本县、本州和本国事务，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对各个层级公共事务管理，因而，在日常政治实践中产生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对乡土的依恋感，这种情感构成了美国式的爱国心的基础。

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不少保守人士谴责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原子化和无政府状态，另一些保守人士则谴责大革命催生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

他们或是主张恢复封建等级制，或是主张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再造贵族政治。

针对这些保守人士对民主的敌视，托克维尔在一份手稿中回应道，“许多人认为，民 主的民法是一种恶，认为民  主的政治法律是另一种更大的恶；至于我，我认为，后者是治疗前者弊端的唯一方法。

当然，托克维尔也清醒认识到，美国的民 主实践之所以较为成功，与美国独特的民情、法制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例如，美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地方分权体制并洋溢着自治精神，与美国独特的起源有密切关联：美国的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

托克维尔因而认识到，法国不能简单地模仿美国的民主模式。

回首1789年以来法国争取自 由的历程，托克维尔悲伤地感叹道：“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 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 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专 制在法国的“阴魂不散”似乎表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延续。

法国大革命从追求自 由到走向奴 役的根源，是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及其后果。

在他看来，绝对王权逐渐用行政监管吞噬了政治生活，并塑造了不利于确立和维持自由制度的民情，如对政府的依赖、利己主义、不善于协作、抽象地思考政治，以及在奴性与任性之间摇摆的习惯，使法国社会分裂为一个个彼此孤立，并相互嫉恨的小团体。

这种情形容易导致每个社会集团的人都只是封闭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碎片之中，既无法与生活在其他碎片之中的人们达成真正有效的相互沟通，也无法获得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整全认识。

这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关于社会或政治的片面或极端的理解，成为流行于全社会的认知方式。

托克维尔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和法国的两幅民 主图景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民 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复杂面貌。

对于身处21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托克维尔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差异，还在于运用托克维尔思想资源，反思我们自身生活处境，尤其是托克维尔关于社会中间团体论述，对于我们反思今天中国社会政治状况有着重要启迪。

托克维尔可以称得上是孟德斯鸠的重要传人，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分析过独立的中间团体在君 主政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独立的中间团体是抵御专  制的重要堡垒，是区分君 主政体和专 制政体的重要因素。

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 主和法国民 主，正好构成了两幅关于社会中间团体的迥异图景：

在前者那里，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所实践的自治带来了自由与活力；

在后者那里，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的衰落和自治精神的丧失，伴随着专制和阻滞。

托克维尔提醒人们，社会中间团体的存在与活跃，恰恰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美国社会，个人之上，还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就像一个既由中央权力这个“大发条”、又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来驱动的大机器，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这些发条中最小的一种，但她并非最不重要一种，因为它构成美国社会活力最根本源泉。

这个结构巧妙的社会机器会带来一个显著好处：由于它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自主驱动的，因而，某一个或某几个“发条”的故障，至多只会导致社会前进出现意外，而不会使整个社会倾覆。

旧制度时期的法国社会则不然，中央行政集权逐渐摧毁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成为社会“头脑”和动力，表面看来它十分强大，但却隐藏着自我摧毁危险。

一方面，“全能”权力需要负全责，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人凡事都祈求政府的帮助；

反过来，当他们遭遇不幸时，也把一切归咎于政府。

而中央行政集 权造就羸弱的社会机体，因而，一旦中央行政集 权运转出了问题，危机时刻降临，社会既无法援助政府，也无法自救，很容易就陷入严重动荡之中。

当一个社会裂解为相互孤立的团体或原子化个人时，人们就失去经常性地相互往来和相互协作的公共空间。

久而久之，人们将会习惯于把自己包裹在自我硬壳里，变得冷漠而自利，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同时，也不再懂得如何与他人协作。

他们将会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

相反，在一个广泛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的国家，个人将从关注和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开始，逐渐学会与他人协作。

当个体通过日常实践，逐渐明白个人利益和公益之间关联后，就能够自愿牺牲一部分时间和利益，关注和参与更大范围公共事务。

由此，托克维尔提醒我们，社会中间团体可以成为“减压器”和“减震器”，有助于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当下中国，社会中间团体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两个方面──避免社会动荡与养成公民德性，还在于它可以增进社会团结。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领域变革和利益重新分配，中国社会状况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社会成员利益、思想和情感日益发生分化；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传统的共同体日益消失，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成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陌生人”。

这两方面变化，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原子化。

这种情形下，如果不逐步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社会分裂趋势将日益加重。

尤其对于一些边缘人群来说，当他们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境地、缺乏社会中间团体来帮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或纾解不满时，他们对某些具体对象的怨恨和不满，就很容易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仇恨。

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失范”行为，如以恐怖的方式报复社会的屠童案和公交车爆炸案，表明社会关联的缺失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社会中间团体力量依然十分薄弱，无法应对现代化转 型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因此，中国亟需建设社会中间团体，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当下社会问题，也有助于更加平稳顺畅地完成政治现代化转型。

法国绝对王权时期以来形成的行政集权传统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导致集权国家─孤立个体的极化社会结构，并导致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自治能力、不善于协作并且自利冷漠。

民 主在法国的实践屡遭挫折，与这种社会状况有着重要关联。

法国最终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离不开法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的努力。

托克维尔提供的法国大革命教训亦不容忽视：在一个社会分裂严重、利己主义盛行、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自治和协作能力国家，通向稳定和自由的民主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中国要想较为顺畅地完成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逐步培育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以形成有助于提高制度绩效的社会环境。

当今中国，不少人出于对秩序的担忧而害怕变革，托克维尔提醒：真正的长治久安，恰恰有赖于通过变革增强社会自组织能力，并养成公民精神。

在一个过于倚赖中央行政权力、社会成员是一盘散沙的国家，一旦遭遇严重危机或中央行政权力运转失灵，社会容易迅即陷入动荡。

相反，一个有着多元独立社会中间团体、公民习惯于自我管理和相互协作的国家，虽然时常可能有小意外发生，却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动荡。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期待通过一场急剧的变  革一举扫除沉屙积弊、完成政治转型，是不切实际的。

过于躁进的、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持的政治变 革，恰恰可能导致混乱无序的民 粹主义民 主的出现，进而使人们丧失对变革的信心。

因而，无论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还是为了使中国的变革可持续，都需要关注秩序和渴望变革的人们共同努力，在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同时，持之以恒培育多元独立社会中间团体。

只有当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在社会中间团体的日常实践，养成独立自主、善于协作、务实稳健的公民精神，中  国政治现代化转型才具备坚实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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