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赢得未来30年建设一个全新中国，只有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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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神州日知 祗舍

文/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

本文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世纪80年，邓小平预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到本世纪中叶，即建国100周年，即2049年。

到2049年，中国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30年，邓小平35年，和从今天开始35年。

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

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

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敏锐地判断到，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

这个判断并没有错。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使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等所有重要的经济组织。

同时，中国各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一一到位，包括财政、金融、企业制度等。

尽管所有这些仍然需要改革和改进，但大的制度都已经到位了。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

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

十八大是一个起点。

十八大以来，尽管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通过了宏大的改革计划，并且，改革的大方向也是向着市场化、法治化等诸多1980年代以来人们所向往的改革目标。

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

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

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

大面积的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关乎执政党的生存问题。

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即党内利益的寡头化，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成为一大问题。

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

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

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

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

二战之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除了一些石油国家之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

这些东亚经济体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内部的改革所致，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因素。

东亚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冷战阶段，冷战使得这些经济体不费力气地进入了整个西方市场，同时又赶上了后来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

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

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当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这样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

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

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

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

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

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

三中全会决议包括336项改革，而四中全会决议包括180项改革。

尽管两者之间有些重复，但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计划。

如果能够实现，中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

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

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

现在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

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

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

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

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

反腐败打掉了一些具有显性威胁的经济和政治寡头，但这并不是说寡头的危险就不存在了。

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里，改革往往会演变成利益集团之争。

如何使改革挣脱利益集团之争的樊篱？

再者，改革也很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分化，各种不同利益也在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意识形态，在论证自己利益的合法性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阻拦对自己不利的改革。

如何使改革挣脱意识形态之争呢？

这些是没有答案的。

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

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

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

例如，意识形态争论。

如果执政党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

再如，如果经济改革（例如反垄断）不到位，又有经济寡头演变成政治寡头，又会出现类似周永康那样的事件，也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那就是领导层的分化甚至分裂。

又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有可能演变成很多经济体都在面临的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　　

正如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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