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

莫言说，谈高考，人人痛恨，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莫言在《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一文中，写高考这天女儿的心情：“从7点开始，女儿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对于高考，莫言只能感慨说，高考很坏，但没有高考更坏。

02

余华

余华参加了恢复考试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被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

03

麦家

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成绩勉强上提档线。但在医院参加体检时偶遇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是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优秀以后，破格录取了他。进校以后，麦家才知道毕业后将从事军队情报工作，俗称特工。但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偶然地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和他当时有一样的心态，压抑、躁动……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让麦家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小说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04

迟子建

迟子建在《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一文中，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05

马家辉

“我家里蛮幸运的，考试基因蛮好的，文道可能知道，我妹妹是香港高考女状元，她考九科是八科的A，其中一科拿了B，为什么呢？她很快半小时写完了，交卷，原来她看漏了一页。我们从小就读书对于我们来说太简单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其实我幸灾乐祸的。”

06   格非：第一次高考失败，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07蒋方舟：这是糟糕的选拔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又没有比这更公平的办法。　

蒋方舟少年成名，她当年从网上查到自己高考成绩的那天，虽然认为成绩应该够了，但她还是觉得有点悬。她在《高三，不相信传说》一文中写道：“我对高三没寄予任何幻想，甚至对大学将要给予我什么，也没过多的期待。”高三是个竞技场，不要说什么过程最重要，只有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王道。在蒋方舟看来，高考让很多人变得“脑残”，这是糟糕的选拔方式，但另外一方面又没有比这更公平的办法。经过高考的锻炼，现在的蒋方舟写作从容淡定，举重若轻，精品不断出现，前不久还代表国家参加与哥伦比亚的文化交流。

  08  韩寒：拒绝参加高考

　　作家韩寒，严格意义上说，不参加高考的他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他对高考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其实高考的压力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你初中辛苦三年，高中再辛苦三年，到大学的时候就轻松了。这种想法是很多父母、老师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把大学当成学习知识的地方，而且我们学生也不把大学当做一个学习东西的地方。很少人会说把考大学当做学习知识的地方，很多人回答是想到大学体验一下大学的生活，大学的生活不就是谈恋爱吗？我想还是把大部分人赶到大学去感受生活。”

本文整合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7月11日 第 10 版）、《看理想：窦文涛许子东马家辉梁文道…的高考记忆》

附：

余华《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潘阳让我为《全国高考招生》杂志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当初考大学时的情景。我说我当初没有考上大学，潘阳说这样更有意思。潘阳是我的朋友，他让我写一篇怎样考不上大学的文章，我只好坐到写字桌前，将我十九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这个消息是突然来到的，就在我们毕业的时候都还没有听说，那时候只有工农兵大学生，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必须去农村或者工厂工作两年以后，才能去报考大学。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我们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其实我们当时的高兴是毫无道理的，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已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那时候课堂上就像现在的集市一样嘈杂，老师在上面讲课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学生在下面嘻嘻哈哈地说着自己的话，而且在上课的时候可以随便在教室里进出，哪怕从窗口爬出去也可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谁也不认真听课，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倒是那些历届的毕业生，显得十分认真，他们大多在农村或者工厂呆了几年和十几年了，他们都已经尝到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他们从心里知道这是一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极好机会。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所以同学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都是落榜生，大家嘻嘻哈哈地都显得无所谓，落榜的同学一多，反而谁都不难受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我的父母希望我继续报考，我不愿意再考大学，为此他们很遗憾，他们对我的估计超过我的信心，他们认为我能够考上大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希望，所以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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