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改变的大国兴衰史

人类总是以吃货而自豪。自然界的万物，主要是牲畜、禽鸟和鱼类，当然还有各种山珍野味，构筑起舌尖上的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

但讽刺的是，动物也用细菌和病毒回馈人类的“厚爱”。

贾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感慨：“整个近代史上的人类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他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在人类中流行。”

造物主的想法玩味，如果不是18世纪以后，现代医学、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惊人进步，人类每隔百来年就要被自己的欲望再平衡一次。

1894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腺鼠疫，又名黑死病。

一

800年前的14世纪，法国人可能要感谢来自黑海沿岸的老鼠。

也许由于某种黑色老鼠登上了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导致当时被俗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席卷了欧洲，大概在全世界杀死了2500万人，深刻的改变了人类历史。

图：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正在百年战争中激战正酣。

黑死病消灭大量目不识丁的农民，工匠和威尔士长弓手。正是这些长弓手，射出按照历史记载来说“下雪一般的箭雨”，在克雷西和阿金库尔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法兰西骑士。

黑死病让英法两国在短期内无力再战，但让整体战争的时间被拉长。

疫情对英格兰的摧残尤其厉害，因为英格兰人口更少，被黑死病夺走了100万人，当时英格兰总人口只有400多万。

无疑，这对在军事上占据较大优势但在人口上少于法国的英国不利。

时间的推进带来了技术的改良，法国人终于找到了对付英国长弓手的办法，那就是大炮。群炮齐发，英国最终输掉了百年战争。

所以，除了奥尔良的少女——圣女贞德，老鼠也决定了欧洲的走向。

还有一个结果，黑死病改变了欧洲不少国家的经济结构。

以英国为例，由于黑死病的爆发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死亡，田地大量荒芜，催生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和职业工匠阶层。工人们公然反抗领主，向工资更高的地方迁移。

在疫病面前，想奋斗也没人了，地主们只好转为养羊，小农经济向大农场转变。

所以，比历史教科书中的重要名词“羊吃人运动”还要早数百年，英国就开始大规模发展以羊为主的畜牧业。

“羊羊这么可爱，全身都是宝，还好吃”。

但事实上，从传染疾病的角度来看，羊并不比老鼠更宜人。

还是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得了严重流感的人。

原因尴尬：那个人和羊进行了性交。

无论家养还是野生，无论是“两勺盐，两勺料酒，三颗大料”还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动物总有办法让人得病。

二

战争与征服之所以容易带来传染病，是因为过程中总有大量人口迁徙。这种人口迁徙，打破了古代社会各个民族聚居的孤岛状态，也带来了更多不可阻挡的细菌和病毒。

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席卷了雅典，消灭了那里四分之一的人口，也包括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

尽管在《圣经》里，已经有“摩西在埃及降下瘟疫，最终杀死埃及每个新生儿”这样的记载。

雅典大瘟疫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全面的传染病事件。

伯里克利领导下的雅典，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不但在文化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大师，在政治上，雅典的势力范围遍布整个东地中海。

而为了应付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制定一套在历史上被称为“伯里克利路线”的战略。

用雅典占优势的海军，切断斯巴达的海上交通线，在陆地上避免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交战。雅典筑起被称为“雅典卫城”的城墙，守城不出。

在公元前4世纪，西方还缺乏打破城墙的攻城器械，雅典的“塔防战术”牢不可破。

听起来很像英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德战略。

但人算不如天算，希腊时代商业与航海的流行，为地中海沿海的地居民“打破孤岛”大行方便。根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疫病从埃塞俄比亚开始，经过埃及和利比亚，穿过了整个地中海，在雅典登陆。

坑爹的是，这个传染病似乎对斯巴达人无效。

应该不是宙斯偏心，从现代医学观念出发，斯巴达人在城墙外的流动作战，可以远离自己的粪便。

雅典人在城墙内，意味着他们的食物和水源更容易被排泄物污染。

伯里克利本人也没有熬住。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明确死于传染病的名人。虽然在他葬礼上的演讲，因为对民主精神的升华可谓感人至深。

如“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

但民主无法打败斯巴达人，也无法治疗那场瘟疫。

雅典最终战败，终结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希腊城邦民主制解体，各类僭主纷纷登场，直到迎来亚历山大大帝。

无法完全确认毁灭希腊民主的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正如很难从历史记录中推测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各场大疫到底是指鼠疫、天花、流感还是疟疾。

不过从修昔底德对一些人发病细节的记录来看，历史学家推测，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年—前429年。他的这段演讲词，被后世作为制度典范而铭记：

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这就是民主。当私人纠纷产生时，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公共地位方面，都以每个人的所长而不是他所属的党团来获得名誉。如果一个人有德有才，只要他能服务大众，那么因地位卑微而造成的贫困便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我们总是遵从在职官员及法律，且尤其遵守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及给予反乱者明确羞辱的不成文习俗。

三

令人感慨的是，民主在希腊亡于病毒，差不多2000年后又去了新大陆，但同去的还有天花，流感等传染病。

印第安人被传染病毁灭，是历史上最典型的“打破孤岛后的传染病爆发”。

这次大爆发还是两个大陆的一次互相传染。

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以数百人的西班牙兵力和一些印第安盟友，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今天的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一度将科尔特斯的军队逐出首都，并予以重创。结果一场神秘的疫病席卷了阿兹台克军队，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

今天的历史学家估计，欧洲人抵达之前，美洲印第安人的总数已经超过1亿，在墨西哥可能有2000万。他们面对天花、麻疹、白喉和腮腺炎这些旧大陆的传染病毫无抵抗能力。

老彼得·勃鲁盖尔于1562年左右绘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

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死得那么容易，以致只是看到或闻到一个西班牙人就会使他们魂飞魄散。”

也正是这种面对传染病的沮丧，让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对太阳神和羽蛇神崇拜，快速改信天主教。

是的，传染病会重塑人们的意识形态。

正如罗马帝国末期的大规模瘟疫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一样，罗马官方主推的价值观斯多葛主义（和中国儒家有一些类似，强调理性与道德）无力解释为什么天降灾难杀人还不分穷富善恶。

而黑死病流行又动摇了天主教的权威，薄伽丘的《十日谈》里，描绘了传染病肆虐中的“活在当下”。

爆发于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瘟疫，据说使全世界两千五百万人丧生，仅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有40%的城市居民死亡。它使541年至700年间的欧洲人口减少约50%，可能也是阿拉伯人征服成功的原因之一。

不过信仰是无用的，到1568年，在科尔特斯征服不到50年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已减少到300万，约为科尔特斯登陆时的1/10，到1620年人口降到约160万。

为了代替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开始从非洲大量输送黑奴。印第安人、欧洲人、黑人，因为传染病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族群迁徙。

但也许是一种报应。旧大陆的天花，荨麻疹消灭印第安人的同时，新大陆也给旧大陆带去了一种可怕的疾病，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否来自美洲，现在有争议，但梅毒和斑疹伤寒等新疾病，确实在发现美洲后出现在欧洲）。

目前已知关于最早符合梅毒医学形象的画作，绘于1498年，维也纳

梅毒在欧洲迅速流行并传到印度、中国和日本。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法军一路轻松地攻入意大利，无意中就拿下了热那亚、那不勒斯和梅毒。然后他们就被人赶了出去，从那不勒斯和热那亚被驱逐。但他们没有失去一切——梅毒始终跟随着他们。”

梅毒也是一种名人病，据说因为早期症状会引发精神亢奋，特别适合艺术天才和政治导师，如弗朗茨·舒伯特、爱德华·马奈、居伊·德·莫泊桑、阿图尔·叔本华、弗雷德里希·尼采，梵高和列宁等。

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

伦勃朗所画的杰拉尔·德·莱里瑟画像。德·莱里瑟是一名画家及艺术理论家，罹患先天性梅毒。此病使他脸部严重变形并在最后使他失明。约1665–67

四

讨论这个话题时，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中华民族是不能缺席的。

中国古代拥有世界上体系最完整的历史记载，当中有大量灾疫记录。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桓帝延熹九年，「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但这些记录早期基本以编年体的形式出现。所以，相比于“人口增减之下土地兼并”这一显学，瘟疫，也就是传染病，到底对到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并不容易看清楚。

直到近年来，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等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疫病阶梯”。

所谓疫病阶梯，是指古代社会的人类迁移过程中，进入新的地理环境，需要面对该地自然环境巨变带来的各种恶性传染病。

如果觉得这个名词太高大上，我们可以换一个接地气的：水土不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确实有什么在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如果按照传说里的记载，华夏文明进入华南地区（黄帝对阵三苗部落的蚩尤）大概是在4000年以前；春秋时期楚国的兴起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祖龙秦始皇帝派“我从河北来”的赵佗征服岭南大约在公元前204年。

而我们知道，直到唐宋时期，或者说要到宋代，中国经济中心才逐渐完成南移，才意味着大量先人迁徙到长江流域乃至更南部定居。

如果不是五胡等北族入侵造成各种南渡，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缓慢。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从秦汉到隋唐的穷苦大众宁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不南下打工呢？真是因为我甜党咸党自古汉贼不两立吗？

原因固然有很多，南方奇特的病毒与细菌（所谓瘟疫、瘴气等）一定是重要障碍。

司马迁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

直到唐宋时代，华南还是流放犯人之地。如果谁到南方去做官，几乎意味着寿命的大幅削减。

如韩愈，被发配到潮州做官以后，上表抱怨：“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髪白齿落，理不久长……”从被发配到去世，只经过了4年。

唐代诗人柳宗元于《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行文》写道：南方多疫，劳者先死。

南方为什么疫病多，中国古代对此有各种解释。

主流当然是玄妙的水土论。

《黄帝内经》里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其民嗜酸而食胕（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

元代医生曾世荣认为“北人水气多，南人瘟疫盛，地气天时使之然也”。

也有观点很有趣，认为南方疫病和诸多“大吃省”有关。

如元代医生危亦林认为：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馐不过葅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疾，而人早夭。

可以说是相当养生了。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南方暖湿，意味着有很多的宿主，如蚊子、钉螺和小型野生动物等，带来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等传染病。2003年肆虐一时的SARS，也曾被认为和果子狸有关。（编注：后来经证明，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SARS病毒最初的宿主是蝙蝠）

不过，北方的咸党也不要太有优越感，有一种可怕的病毒是北重南轻。

那就是天花。

中国很早就有天花的记载。在汉人武德衰退后，更成为了游牧民族杀手。

与汉人不同，蒙古人和满族人对天花完全没有适应性。1661年，天花就夺走了清朝世祖顺治皇帝年仅26岁的生命。

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下，顺治指定了年仅8岁的皇子玄烨继承了清帝国。是因为在众多皇子种，玄烨是出过痘的，也就意味着他对天花具有了免疫力。

战痘成功的康熙帝，其长相可能是“一脸麻子”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如果顺治帝不死，如果玄烨不能成为康熙帝，中国历史也可能有新的变化。天花在中国王朝的兴衰中也构成了一个变量。

满人易得天花，而自我隔离也加剧了这点。

早在入关前，满清已经开始设立各种避痘所。这类“避痘所”通常是独立宅第，而且会有河水隔绝。清代痘医曾香田这样观察：“京外如蒙古等处，其人在本土则从未闻有是疾，及来京师遂传发焉。”

连现代人所写的各种清朝宫斗剧如《如懿传》里，天花也成为清朝后宫主子们互害的利器。

没病怎么宫斗呢。

五

还是那个问题，“征服与交流”造就传染病爆发，但适应传染病又只能继续依靠接触。这就是“孤岛与病毒”的悖论。

当中国北方移民经过一代又一代，逐渐跨越了疫病阶梯后，南方逐渐变得宜居了。

正如在19世纪，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容易患病，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已经接触过了。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

当现代科技进步以后，老问题有了新对策。

在1942—1943年，阿拉斯加的公路建设让一个偏僻的印第安群落，仅在一年时间内就接触到麻疹、德国麻疹、痢疾、百日咳、腮腺炎、扁桃腺炎、脑膜炎以及黄疸性肝炎等一系列传染病。

所幸的是，患者被及时空运到现代医院接受治疗，130人中只有7人死亡。

出于对天花的恐惧，康熙及以后的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传来的天花治疗方法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大概用了100多年，西方来的牛痘法才取代了中国传统的人痘法。

1933年，鲁迅写了一篇文章，生动记述他第一次接种牛痘的经历，当时他两三岁，是在老家绍兴。在家里种的痘，而不是在种痘局，这“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他还记得痘官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鲁迅还称赞上海“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因为那里牛痘接种很流行、也很方便。

最后，感谢列文虎克、路易·巴斯德、罗伯特·科赫、爱德华·琴那、亚历山大·弗莱明、野口英世、卡尔娄·武尔班尼和千千万万的医学家、科学家及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社会管理者。

因为你们，我们今天才能享受深夜撸串的美好。

关于鼠疫和霍乱的历史：

医学专家把地球上所有的传染病分为了三个等级，分别是甲级、乙级和丙级。

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等，其实都只是乙级传染病而已。

中国明文规定的甲级传染病只有两个：鼠疫和霍乱。

在这两位瘟疫之王面前，所有的传染病都只是弟弟。 

而鼠疫，则是王中之王。

在世界所有国家卫生部的文件中，鼠疫都被列为第一号传染病，所以它还有个别称，叫一号病。

鼠疫和霍乱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待遇，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的历史上曾造成了极为惨烈的灾难。

据史书记载，鼠疫的第一次爆发，是公元542年。

当时东罗马帝国每天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亡，整个君士坦丁堡几乎被摧毁，鼠疫传播并肆虐了整个欧洲，导致欧洲南部人口减少了1/5。

这次瘟疫，肆虐了两个世纪之久，屡禁不绝，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估计总死亡人数达到了一亿人。

鼠疫的第二次爆发，是1348~1351年。

短短的三年里，鼠疫横扫了整个欧洲，造成6200万人死亡。

欧洲总人口减少了1/4，其中威尼斯减少70%，英国减少58%，法国减少75%。

在古代，鼠疫是堪比核武器一样的存在。

三年大爆发结束后，随着患者的大量死亡，疫情有所减轻，但随着人口的恢复，每隔10年就会重新爆发一次鼠疫。

1350年到1400年，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缩减到了仅仅20岁，鼠疫的爆发一直到17世纪末才算有所缓解，肆虐欧洲接近四个世纪。

因鼠疫而死的人全身呈恐怖的黑紫色，所以这次瘟疫，被称之为黑死病。

鼠疫的苦难深深的印刻在了欧洲文化上，没有一个欧洲医生敢轻视鼠疫，所以它得到了一号病的称谓。

1910年，鼠疫传播到了中国，在东北大地上引发了一次极其惨烈的大灾难。 

疫情如火

1910年10月25日，东北满洲里的一家客栈，一名客人突然暴死。

死者先发烧，然后咳嗽，最后吐血，三到五日就因呼吸困难而死，死后浑身皮肤出现黑紫色。

这是史料记载的第一例东北鼠疫病例。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这家客栈频繁出现客人暴死的现象，凶名大盛，无人敢住。

正值春节，店主郭老十最后决定关店，回家过年。

没想到回家不久，郭老十也突然暴毙身亡，家人为郭老十停尸5天，举办丧礼。

最后，郭老十全家53口人，死了32口，全村其他人也在不断的去世，整个村几乎成了鬼村，到处都是黑紫色的尸体，变成了阴曹鬼蜮。

郭老十的这种悲惨命运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布了整个东北。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

1910年11月8日，工人死亡，被确诊为鼠疫。

哈尔滨，成为了第一个被感染的东北大城市。

随后，疫情像烈火一样席卷了整个东北。

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

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

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 

“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

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

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中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可以沿交通线迅速蔓延。 

临近春节，很多闯关东的人要回关内过节，一旦鼠疫越过山海关，近在咫尺的北京随时都会沦陷，甚至整个中国都有沦陷的可能。 

混乱的哈尔滨

百年前的哈尔滨，是东三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拥有来自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并由19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是俄国和日本争夺的焦点。

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哈尔滨的外国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次日就通过化验得以确认。

鼠疫的名气太大了，出现一例就可能出现无数例，世界各国都被这一消息给吓的人心惶惶。

随后的一个月里，随着疫情的扩散，俄国和日本开始争夺疫情的主导治理权，希望借此扩大侵略特权，插手东北政治。

为了保护自家国民，同时维护国家主权，虚弱的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动员了起来。

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力荐三十一岁的伍连德前往东北承担防控鼠疫的重任。

伍连德，是中国第一个进入剑桥的华人，24岁就拿到了剑桥大学5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是学霸中的学霸。

他带着一个助手，顶着一个“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头衔，迎着逃难的人群，毅然前往东北疫区。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抵达了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在鼠疫病人的带领下，伍连德到傅家甸查访鼠疫患者。

当时的哈尔滨城，西医并不多，也不对普通中国人开放，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鼠疫免疫血清还算有一点点作用。

再过19年，西医才发明了青霉素，庆大霉素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全人类都没有治疗鼠疫的特效药。

所以，整个哈尔滨仅有31名在政府登记的执业医师可以帮助国人，但这些本土名医试遍了各种古方，均没有丝毫效果。

更可怕的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这31名传承自医学世家，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名医，有17人死于鼠疫。

整个哈尔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人说猫尿可以治病，有人说鸦片可以治病，有人说烟花爆竹可以驱散病魔。

一时间猫尿难求，烟馆爆满，爆竹脱销。

甚至还有人宣称，只要信奉黄天道教，就可以百病不侵。

伍连德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缺医少药，一片混乱的哈尔滨城。 

人传人的新型鼠疫

在伍连德到来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并没有坐以待毙。

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传播给人类的，因为欧洲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

传统鼠疫被称为腺鼠疫，只要消灭了老鼠，就掐断了源头。

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东三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鼠运动。

不仅城内设有专门的捕鼠队，老百姓每捉一只老鼠，无论死活，交给附近的巡警就可以获得2铜币的奖励。

仅奉天城内，就处置了80972只老鼠，经检验后，所有老鼠会被销毁。 

但是伍连德却对此提出质疑，当时的东北温度是零下几十度，到处冰天雪地，老鼠并不会到处活动，跳蚤也几乎绝迹。

疫区的房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 

传统腺鼠疫的传播模型，需要温热湿润的气候，这和东北的现状明显不一样。

而且伍连德了解到，研究人员检验了那么多老鼠，并没有发现鼠疫病菌。

而先期来到傅家甸的一名医生也告诉伍连德，这里冬天门窗紧闭，密不透风，经常是一人感染，全家遭殃。

如果是腺鼠疫传播模型，那应该是通过接触式感染，只要你不被跳蚤叮咬，就不会有事，护理鼠疫患者的医护人员通常比较安全，这和一人感染全家遭殃的现状明显不符。

于是伍连德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在调查过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后，发现这片区域的疫源，是当地一个来自满洲里的俄国人制造皮毛的窝棚。

俄国人和东北人，都喜爱貂皮用于御寒，但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皮毛来代替貂皮。

伍连德在这个窝棚的土拨鼠皮毛上，检测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 

伍连德认为，这次的东北鼠疫是土拨鼠引起，通过皮毛商人扩散到东三省，并且这种新型鼠疫，具备人传人的特点。

对于这种可以人传人的新型鼠疫，伍连德称之为肺鼠疫，传播途径为空气飞沫，可通过呼吸传染。

对于这种类型的传染病，西方医学也早有定论，最佳手段就是隔离。

伍连德宣布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请求清廷调动大量人力物力，对东三省进行全面隔离。 

梅尼的死亡

但伍连德的猜想，并没有被大家接受。

区区一个黄种人，要推翻西方医学界这么多年的研究结果，说自己发现了一种新型鼠疫？居然还能通过空气传播？

当时的西方医学专家，基本都用呵呵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反对最激烈的，是西方鼠疫专家，法国人梅尼教授，他被清廷特聘为外籍专家，于1月2日前往哈尔滨。

梅尼认为伍连德这种行为，是“离经叛道、不敬师长”，向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撤换伍连德，并由他来统管防疫事务。

锡良以“先实地踏查再另行提议”的名义，婉拒梅尼。

看到自己特聘的外籍专家没有丝毫协助工作的意思，在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要赶走伍连德，试图控制东三省防疫大权，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

1月5日，清廷在对梅尼的回电中，宣布了对梅尼职务的撤销令。

高傲的梅尼，坚持认为这次鼠疫一定是腺鼠疫，因为几百年来都是如此。

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梅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

被停职的当天下午，梅尼突然前往中东铁路医院要求诊察该院收治的鼠疫病患。

在进入传染病房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

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传染，按腺鼠疫传播方式，梅尼医生是绝对安全的。

诊察结束后，梅尼在晚上还会见了数名欧洲友人，并前往当地几家著名百货商场购物。

1月8日，梅尼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

本身就是鼠疫专家的梅尼，知道大事不好，立刻致电中东铁路医院，并入院治疗。

1月9日当天，梅尼的体温达到38.3摄氏度，情况危急，痰液中被检测出鼠疫杆菌。

1月10日，梅尼被注射抗鼠疫免疫血清，但病情仍在加重，开始大量咳血，并失去意识，体温达到39.4摄氏度。

1月11日，梅尼去世，死于鼠疫，面呈黑紫色。

距离梅尼第一次来哈尔滨，仅仅9天，距离他第一次诊察鼠疫病人，仅仅6天。

梅尼的死，震惊了哈尔滨，震惊了东北，甚至震惊了整个世界医学界。

这种级别的鼠疫专家，居然在中国东北死于鼠疫，简直是开国际玩笑。

如果连专家都不知道如何防护自己，那我们怎么去防护普通人。

整个东北，甚至整个中国，还有谁是安全的。

梅尼的死，是一个悲剧，但意外为年轻的伍连德扫清了一切障碍。

伍连德的一切请求都被迅速批准，被授予了极高的权利，甚至获得了外国的支持。

整个东北的防疫隔离工作，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全面隔离

1911年1月13日，清廷封锁山海关，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连太子太傅都被挡在了山海关之外。

1911年1月14日至19日，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陆续停止运行。

1911年1月21日，京津铁路全部停止运行，清廷建立三条军事防线，避免春运南下人口四处流动，对鼠疫严防死守。

在这种级别的军事戒严下，鼠疫被控制在了东三省之内。

但东三省的人怎么办，整个东三省足足有1400万居民，他们都等着伍连德去救。

当时的疫情之恐怖已经无法形容，哈尔滨傅家甸区域人口仅仅2万余人，在1月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83人死亡。

是死亡，不是感染，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没有精力去统计感染人数，只统计死亡人数。

有人收敛的死尸，仍在乱葬岗，无人收敛的死尸，就直接堆放在冰天雪地里。 

伍连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明了棉纱口罩，采用当地的普通外科纱布制成，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

这种因地制宜的口罩，和西方正规医学口罩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于是被人称之为“伍式口罩”。 

伍连德要求地方政府连夜赶制大量这种口罩，并配发给所有人强制佩戴。

然后，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配备一定的医生、警察以及医疗物资。不同区的居民佩戴不同颜色的证章，分别是红、黄、蓝、白，只允许在本区活动。 

每天，医生会巡视各区，一旦发现患者，立即送去病院，其亲属和接触者也会被隔离。 

但小小的傅家甸，用来隔离的地方少的可怜。

迫于无奈，伍连德向俄国铁路局求助，希望他们能借出部分车厢用于隔离。

出于保护俄侨的角度考虑，俄方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共批准了1300节车厢（内置取暖火炉）给伍连德用于隔离使用。 

是中国的第一次真正的隔离防疫，极其简陋，但比起之前任由鼠疫肆意传播的情况，要好的太多。

很快，伍连德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傅家甸坟场。 

焚尸

伍连德在傅家甸坟场，看到了延绵1里多地的棺材和死尸。

棺材摞着棺材，死人压着死人。

天寒地冻，积雪达五寸到七寸高，无法挖开土地埋葬,大家都等着明年春天再让他们入土为安。

从报纸上看死了几千人，和你亲眼看到几千具尸体，那是两码事。

伍连德被数量如此庞大的死尸给震惊了。

他认为傅家甸坟场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一旦开了春，这个坟场会毁了哈尔滨、东三省，甚至整个中国。

伍连德提议要立刻焚烧傅家甸坟场的所有尸体，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这是大不敬的事情。一次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仅靠东北总督锡良的支持已经不够了，无奈之下，伍连德和锡良联名请求朝廷颁旨，希望可以借圣旨平息民间的反对。

三天后，他们收到了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 

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

这天清晨，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尸堆里忙活。

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共22堆。

下午2时左右，在疫区高级医官、部分地方文武官员与俄方防疫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所有的尸体被泼上煤油并点燃。 

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三天才熄灭。

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把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很快，东北的疫情就出现了转机。 

奇迹般的胜利

1911年2月20日，东三省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了下降，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收到最新疫情报告的施肇基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距离伍连德首次抵达哈尔滨仅仅67天，距离清廷采纳伍连德建议，封锁山海关，仅仅过去了47天。

而距离伍连德焚尸的大年初一，刚好一个月！

整整24个小时之内，哈尔滨无一例死亡！这是几个月来的首次。

零点钟声刚过，在一片欢呼声中，伍连德宣布解除对哈尔滨傅家甸的隔离。

这一天，载入了史册。

这是哈尔滨最后一例死亡病例，也是整个东三省最后一个死亡病例。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随后的日子里，也没有。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英、美、法等11个国家的34名医学代表参加。施肇基作为大清国特使出席，伍连德出任会议主席。 

1911年4月23日，清政府宣布东三省鼠疫肃清。

百姓们纷纷上街庆祝，劫后余生的感觉，恍若隔世。

在这次疫情中，东北1400万人口，最终死亡6万余人，灾情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4，至于感染者则不计其数，无法统计。

参与防疫工作的2943名工作人员，297人殉职。

鼠疫，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一号病”的地位。

东北大鼠疫拉开了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公共卫生的起点，并奠定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雏形。

这一切，被伍连德在短短的67天内实现了，其中还伴随着当地百姓的不解和多方面的巨大擎制，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曾肆虐欧洲长达四个世纪的鼠疫，被人在几个月里防疫成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是由贫困落后的中国做到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伍连德的防疫方案，成为了迄今为止全世界用来处理突发传染病的最佳手段。

万国鼠疫大会后，法国报纸《巴黎小日报》刊登的插画，明确指出是中国的鼠疫是新型的“肺鼠疫”。

伍连德用防疫工作的胜利，让全世界承认了他的理论。 

万国大会后，伍连德被清廷加封医学进士。

国际医学联盟授予伍连德“鼠疫斗士”称号。

晚年梁启超评： 

“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因为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濑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并与2007年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被正式解密披露。  

国士无双

被各种荣誉加身的伍连德并没有陶醉自满，他预测鼠疫在合适条件下还会再度爆发。

为此，他辞去了高官厚禄，返回东北，在东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并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支防治鼠疫的专业队伍。

1920年底，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但这次伍连德准备了十年，成功将这一次的鼠疫灾难遏制在了东三省的北部，仅死亡五千余人。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一次的预防及时，伍连德彻底消灭了鼠疫隐患，从这一年开始，东北再也没有爆发过鼠疫。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终年81岁。 

《泰晤士报》发文悼念，称伍连德是： 

“流行病的英勇斗士”

“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国士无双，伍连德！

今天我们遭遇的疫情，比当年的东北鼠疫要弱的多。

但今天中国的动员力和防疫条件，要比当年要强的多。

至于结果，还用说么？

大家要有信心，我们国家是有能力战胜冠状病毒的！

以史为鉴，可窥过去、预知未来。

武汉加油！国家加油！

日后请远离野味，野味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他们身上的细菌奇怪一点而已。

以下是一篇关于SARS的演讲：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追踪SARS源头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我叫石正丽。今天非常高兴能在一席为大家讲述我们追踪SARS源头的故事。

SARS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的英文简称，在我国也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2002年、2003年的时候，在我国广东SARS首次爆发，在短短5个月之内传播到了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8000人感染，死亡病例接近800人，是本世纪初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

但SARS已经过去15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讲SARS的故事？这是因为在科学界以及公众心里，还有一些谜题没有解决。SARS的病原从哪里来？类似的疾病还会出现吗？人类要如何来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SARS爆发的历史。第一个SARS病例出现于广东佛山，从2002年11月26日到2003年的1月，先后有11个病例在广东省的不同地方出现。

他们呈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 发高烧、咳嗽、呼吸困难、胸片显示双肺阴影，部分病人出现了呼吸衰竭。糟糕的是，使用针对细菌感染的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

专家们把这种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最早与SARS病人接触的一些人，他们都很快染病，比如亲属、医生和护士。

在2003年的2月底，广州的一名肾病医生前往香港参加亲属的婚礼，入住九龙的京华酒店。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商人、一对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夫妇、三名新加坡游客也入住了这家酒店的同一层楼。

这位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SARS感染了。到了香港以后他很快就进了医院。而另外的几名住客在离开香港后，也分别在河内、多伦多和新加坡住进了医院，“非典”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暴发。

到了2003年的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了紧急旅行警报，让大家暂时都不要到中国旅行。所有的贸易，所有的联系能停的都停了。

2003年春节前后，SARS开始从广东省蔓延到了全国的其他省份。SARS是一个传播力非常强，传播速度也非常快的疾病，多地出现了将SARS传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超级传播者”。

人类不认识SARS，因此最初的病人隔离措施是做的不够到位的，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自己本身的防护都没有到位。所以最早出现SARS聚集性爆发的地方是在医院，甚至有医生和护士牺牲了在防非的前线上。

老百姓之所以恐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种疾病，不知道它的病原，因此确定SARS的致病病原就成为科学家的当务之急。

2003年3月，香港大学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在SARS病人的样本中分离出了一种病毒。这个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看起来就像一顶中世纪欧洲帝王的皇冠，根据形态学特征和遗传信息，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致病病原，是一种从未在人类中发现过的冠状病毒。

▲ Ksiaek et al., 2003  

很多人都容易混淆细菌和病毒，把病原体都称为病菌，这是不对的，我想简单介绍下病毒和细菌的区别。首先在大小上，病毒比细菌小得多得多，病毒是纳米级的颗粒，小到十几纳米，大到几百纳米，需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它。而细菌是微米级的颗粒，在普通显微镜下就能观察到。

从生命的形态上，病毒它是有核酸的，或者说是遗传物质和蛋白质裹在一起的一个生物大分子。但是它没有细胞结构，它必须依赖于细胞才能生存，要在细胞或动物体内才能完成它的生命里程。

而细菌它是有完整的细胞结构的，只要有合适的培养基它就可以生长。比如常见的艾滋、流感和乙肝都是由病毒引起的，而结核、伤寒和鼠疫这些都是由细菌引起的。

这两类病原体在治疗上面也是不一样的。治疗病毒需要特异性的抗病毒药物，治疗细菌要用抗生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炎药。治疗细菌的抗生素是不能治疗病毒性疾病的，反过来也一样。

我们人的一生会感染多少种病毒呢？说起来挺吓人的，可以感染上百种病毒。但是我们强大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大部分病毒，还有些病毒是可以和我们终身相伴的。

当人类被从来没遇到过的病原感染时，由于人体强大的免疫力会造成自我的损伤，反而会形成严重的疾病，SARS病毒的感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SARS病毒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地从源头上控制SARS的再度爆发。

根据前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最早的11个病例大多和野生动物有接触的历史。他们或是野生动物的运输者，或是野生动物的交易人员，或是餐馆的厨师、服务员。这样一个线索告诉我们，SARS病毒有可能和野生动物的传播有关系。

顺着这条线索，科学家们首先瞄准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并很快就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体内分离和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完全一样的病毒。而且，在野生动物市场上和动物打交道的这些人体内，检测出了比较高的抗体。

什么是抗体呢？我们人体或动物在被一种病原微生物感染以后，会产生保护自己的物质，其中一个就叫免疫球蛋白，它可以在动物和人体内存在数月、数年或者十几年。

我们通过检测这些人的抗体就可以知道，他们以前也被SARS感染过。这样的一个证据证明了，人们贩卖、宰杀的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直接传染源。

这个时候广东很快就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广东省在2004年年初发布了一条禁令，全面捕杀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取缔野生动物交易，关闭野生动物市场。这个政策对控制SARS后期传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那之后，广东再没有出现SARS新增病例。

那么是不是SARS的溯源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可以完全把SARS翻篇了呢？当然不是。对于一个新发的动物源病毒，我们必须找到它的源头，我们在学术上称为自然宿主。

什么叫自然宿主呢？在自然界有一类动物，它长期携带一个病毒，但它本身并不发病，可以和病毒和平相处。我们把这种宿主称为病毒的自然宿主，它们就像病毒在自然界中的一个蓄水池，病毒寄生在自然宿主里才能长期存在和进化。

比如大家熟悉的禽流感病毒，是以野鸟作为它们的自然宿主，早些年在我国经常引起流行性出血热的汉坦病毒，则是以老鼠作为自然宿主。

那么，果子狸是不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呢？除了广东野生动物市场的果子狸之外，研究人员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养殖果子狸和野生果子狸，却发现它们并没有被SARS病毒感染的证据。而在实验室里用SARS病毒对果子狸进行人工感染，果子狸也会生病，表现出症状。

显然，果子狸不符合SARS病毒自然宿主的特征。它只是病毒的中间宿主，是把SARS病毒从自然宿主传播给人的一个“中转站”，而背后的自然宿主是其它的动物。SARS病毒的起源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受这个源头之谜的驱动，2004年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寻找SARS病毒自然宿主的旅程。自然界里有那么多的动物，我们就像是大海捞针。要怎么找，总得有一个大致的目标。

这时受益于国际合作的专家的指点，让我们想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两种严重的传染病。一个是在澳大利亚爆发的，由马传到人的亨德拉病毒。另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爆发的，由猪传给人的尼帕病毒。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这两种病毒的自然宿主都是果蝠。因此我们就在想，SARS的自然宿主会不会也是蝙蝠呢？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蝙蝠是什么样的动物。在分类学上蝙蝠属于翼手目，种类大概有1200多种，占到了哺乳动物物种总数的20%，仅次于啮齿类动物。

蝙蝠是唯一能飞行的哺乳动物，进化历史长达5000万年。大多数蝙蝠是喜欢群居生活的，少则几百只，多则上万只。最重要的、和我们研究相关的就是，蝙蝠还携带多种病毒，但它本身并不发病。

从食性上来分，蝙蝠分为吃水果的蝙蝠和吃虫子的蝙蝠。前者个体比较大，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后者个体比较小，分布范围遍布全球。

有朋友会问到西方传说中的吸血蝙蝠有没有这回事。这个不是虚构，真的有。但是只有南美洲才有，中国是没有的。

受前面两种传染病的自然宿主的启发，2004年，我们首次采样就采集了广东和广西的果蝠，把样品取回来后在实验室进行它的遗传物质检测。结果8个月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想我们有多沮丧。这也是做科研的一个很艰苦的地方，有可能你做了很长时间，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们要做一个抉择，到底是去还是留，要不要继续做。如果继续做，我们的研究策略一定要做一些改变。正好这时候隔壁实验室在做SARS病毒抗体的检测。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先去找一找有哪些蝙蝠群体被SARS感染过，如果发现抗体，再缩小范围去找SARS病毒的源头。

结果在广西和湖北的三种菊头蝠体内我们发现了SARS病毒的抗体，我们顺藤摸瓜又在这三种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冠状病毒。由于在分类学上它和SARS病毒属于同一个种类，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

这个收获很快就被发表在2005年的《科学》杂志上面，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寻找SARS源头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它指引了和支持了我们的假设，说明蝙蝠的确是和SARS的源头有关系。

但在仔细比较以后我们发现，2005年发现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决定病毒感染能力和致病性方面最为关键的一个基因并不相同。打个比方说就是，它是SARS病毒的亲属，但不是直系亲属，并不能感染人。所以这个工作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在后续的几年内，我们持续在全国各地找，因为没有目标也不知道它分布在哪里，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中部还是西部，只要听说有蝙蝠的地方我们都会去，足迹遍布了我国28个省市，像大海捞针一样。这样一做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大家可能会问，你天天去采蝙蝠，这样的科研工作是什么样的体验？首先当然是很艰辛的。蝙蝠洞一般在都比较偏远的地方，地势也比较险峻，我们一般会在当地找一些熟悉地形的向导。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路的，我们要翻山越岭，自己来开路。有时候蝙蝠洞就在不远的山头上，直线距离不过几十米，走过去却要花几小时。有的时候蝙蝠洞里面很大，但是洞口非常小，所以要爬着进去。

这样的工作对我们团队人员的身体素质，包括体型，都是有要求的，要不然就爬不进去。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都练就了攀爬、钻洞的本事。

因为蝙蝠是夜行动物，我们采样要起早贪黑。天黑之前在洞口支起捕鸟网，当蝙蝠飞出洞觅食时，一些会撞到网上。

然后我们把蝙蝠从网上取下，连夜采集拭子样品。如果收获的蝙蝠多的话经常会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取了样就要把它放掉。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需要再次进洞，收集新鲜的蝙蝠粪便。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们采样是在和可怕的病毒打交道，有点生化战的架势，就像左边这张图片一样。但其实这个工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危险。蝙蝠虽然携带很多病毒，但直接感染人的机会是很小的。除非我们已知某个地点的蝙蝠携带可能传播给人的病毒，会采取级别高一些的防护措施，大多数情况下只采取普通的防护。

而采样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因为蝙蝠待的地方都是很安静的地方，山清水秀，也让我们有机会饱览了很多大好河山。张家界、桂林、西双版纳……最远的去过西藏的林芝、雅鲁藏布江，还有很多路途中不知名的地方。

一直到了2011年，我们有了新的线索：我们在云南一个洞里面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可以说是SARS的直系亲属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进化关系近，在功能上面也非常相近。

2013年，我们又从这个洞的样品中成功地分离到一株病毒，它比以往发现的所有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都要接近SARS病毒，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感染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细胞。这一发现刊载于《自然》杂志，是证明SARS起源于蝙蝠的一个极为有力的证据。

我们持续在这个洞里进行了五年的监测，每年取样两次，结果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的SARS样冠状病毒。尽管没有发现和SARS病毒完全一模一样的病毒，但我们发现了一个SARS病毒的天然基因库。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们把SARS病毒比作一个积木，那么组成积木的所有模块都在这个洞里找到了。

后续经过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我们证明了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来的。去年年底，我们发表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经过13年的追踪，我们最终确定了SARS病毒的蝙蝠起源。但是当年SARS爆发于广东，我们发现的病毒是在云南，它是怎么过去的呢？

其实SARS暴发前，我国很多地方养殖的果子狸，绝大部分销售到了广东。我们推测，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偶然的情况下感染了云南养殖场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随后又被贩卖到了广东。病毒进一步在市场上的果子狸中传播，不断变异，最终产生一个传播性极强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类。

既然蝙蝠才是SARS的元凶，果子狸是不是被冤枉了？也不是。虽然SARS的根源不在果子狸，但毕竟它是人感染SARS病毒的直接来源。

▲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尽管这么多年来SARS没有卷土重来，但在自然界，这种和SARS相近的病毒其实还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人类不提高警惕，那么下一次的病毒感染，可能是直接感染，也有可能会通过其他动物感染人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大家会发现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越来越频繁，除了SARS以及刚才提到的亨德拉、尼帕病毒以外，还有各位比较熟悉的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这些新发传染病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和动物有关。研究人员做过统计，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

实际上这些病毒不是现在就出来的，它往往是和自然宿主长期进化了很多很多年，短则几十年，长到几百年，甚至上万年。这个病毒不是冲着我们人而来的，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断地繁衍下来。

那么这些野生动物和媒介的病毒怎么就到了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那么多传染病，现在怎么就这么多呢？

我们看一下SARS是怎么来的。SARS的源头是蝙蝠不假，但是它发展的舞台是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如果没有我们滥用果子狸，食用果子狸，那么病毒从蝙蝠到果子狸再到人的传播链就不会发生，当年的SARS就不会爆发。

再看看埃博拉是怎么来的。在非洲，野生动物是肉食类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农村，像猩猩、猴子和蝙蝠都是他们主要的狩猎对象。通过这样的方式，埃博拉病毒多次从丛林走向村庄，最后走向城市。

再看看马来西亚的尼帕病毒是怎么感染到人类的。人类活动范围加速扩张，不断渗透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里。我们把养猪场建在了蝙蝠栖息地的旁边，蝙蝠吃了水果，水果被病毒污染后掉到了猪圈里，猪吃了以后染病，又再把病毒感染到人。

不管是食用野生动物，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蚀，这些都使得人类与动物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再加上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还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很快就可以把传染病从一个小村庄传到全世界。因此传染病它不是一个村庄一个地区的事件，它是一个全球都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所以要从源头去预防新发传染病其实很简单，就是离它远一点。我们要杜绝野生动物消费，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我们人类也要远离野生动物。

有的人觉得搞生态旅游、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不是这样。真正的和谐共处是你不去打扰大自然，让它们自己好好地生活。

而且我们的家养动物，比如我们的养殖场，也要尽量和野生动物保持距离，避免亲密接触。

说回到蝙蝠，它的确是很强大的动物，携带这么多的病毒，包括对人类致死的烈性病毒，但是自己却从不发病。蝙蝠的免疫系统特殊在哪里？这也是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但目前这个研究方向才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就不在这里和大家详细讨论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于蝙蝠身上的病毒，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只要和蝙蝠保持一定的距离，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食虫蝙蝠是害虫的天敌，食果蝙蝠是种子和花粉的传播者，它们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功不可没，我们不能因为蝙蝠携带病毒就否定掉它的功劳。

如果因为传播疾病这项罪名去消灭蝙蝠，整个生态系统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一直提倡对蝙蝠进行无侵害采样: 采集样品以粪便粒和拭子为主，采样完成后将蝙蝠放归自然。

其实，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只是我们众多研究对象中的一个。我们在蝙蝠、老鼠、家养动物中针对其他的病毒也在开展类似的监测研究，像猎人一样去发现、搜寻这些动物携带的可能会传播给人类的病毒，发现新发传染病可能出现的热点地区并进行重点监测，为新发传染病的预防和预警提供信息。

我们告诉人们哪里可能会出现疾病，什么动物可能传播疾病，然后和医疗卫生部门协作，指导大家从源头上去防控，在病毒找到我们之前，先找到它们。这也是我们病毒溯源与病毒监测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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