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为什么说只用生产率标尺度量人类文明进步是错误的？

作   者：陈志武

来   源：本文摘自《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陈志武 著，中信出版集团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怎么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究竟是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个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个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 600美元，至 19世纪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 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个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还是 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5为什么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还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 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 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 1.53米！男人原来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6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错误，至今还没醒悟 —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 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莫基尔（ Joel Mokyr）在解释为什么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 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什么在过去 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 —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 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凶杀， 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 ·艾斯内尔（ 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20世纪，每 10万人有 0.8人死于凶杀。在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 10万人有 1.5个左右死于暴力。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己。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 1.5场战争；到 18世纪， 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 0.7场战争；19世纪和 20世纪中，只有不到 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 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 18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 10万人中大约有 524人死于战争；到 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 250人；到 20世纪，下降到 60人；而到 21世纪的前 8年，更是降至 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 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 19 19世纪 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 10万人中有 142人死于饥荒；到 20世纪 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 82人；20世纪 70年代，降到 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 10万人中只有 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个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 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 1900年，全球有 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 126万死于旱灾， 600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 2019年，全球 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 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 1%，其中只有 77人死于旱灾。20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上述文字摘自《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陈志武 著，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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