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戴德·盖勒：世界贫富越来越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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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之间出现的巨大不平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最近几个世纪的经济繁荣提升只发生在世界的部分区域？世界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究竟是什么？

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创立了“统一增长理论”，来分析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以及不同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根源。正是这一理论，他被认为是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这本书中，他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重新解读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财富差异性问题”。

作   者：奥戴德·盖勒

译   者：余江

来   源：本文节选自奥戴德·盖勒 所著《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信出版社

几十万年前，在大草原上游荡的早期人类学会了利用火来照明、取暖和烹饪食物，把石头打磨成斧头或者其他工具，人类从狩猎采集部落步入农耕社会。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人口突破式增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全球人均收入提升14倍，预期寿命翻了一倍多，大众娱乐和文化空前繁盛，而我们的祖先对此根本不可想象。

在世界繁荣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几年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加州的经济水平可以抵得上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的广东和江苏相当于世界第13和第14大经济体，超过了西班牙和澳大利亚。

除了经济规模差异，生活水准上各国也有很大差异。2017年,大多数发达国家民众的预期寿命超过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5‰,全体国民都有电力供应,很大部分人有互联网连接。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预期寿命不足62岁,婴儿死亡率超过60‰,不到47%的人有电力供应,不足1‰的人能连上互联网。

地理条件引发农耕文明差异

工业革命前，牲畜是世界许多地方开展工业耕种的基础。在欧亚大陆，牛是农业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非洲东西海岸陆地上的居民却没有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发展核心的技术进步和政治制度，这背后的原因是缺乏牲畜。

那么为何会缺乏牲畜呢，答案在于非洲传播疾病的蚊蝇。一种吸食动物和人类血液并传播疟疾的苍蝇在非洲中部的湿热环境中大量繁殖，使得这里牲畜和人类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存活下来的婴儿很多也患有认知缺陷，迫使父母增加生育子女的数量，削弱了他们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自从农业转型以来，它肆虐的区域一直比临近的其他区域更为落后。

农业发展是进行对外扩张的基础。与上文中提到的非洲地区不同，欧亚大陆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率先完成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大发展，这就让欧亚大陆的人民具备了相较其他大陆人民的巨大优势。换句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是欧洲殖民了非洲、美洲，而不是相反的民族入侵。

除了土地气候资源，其他地理因素同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在铁路与飞机等运输文明发明之前，靠近海洋或有通航河流是开展贸易、传播技术与获取海洋资源的一项关键优势，在世界上44个内陆国家中，尽管有奥地利和瑞士等经济繁荣的例子，但大多数内陆国家依旧贫穷。

不过，除了农业发展、自然资源获取这样的直接影响外，地理还对促进竞争、形成制度以及某些重要文化特征的兴起有深远的影响。

地理对社会竞争机制的影响

地理因素对竞争的促进作用或许可以解释，欧洲为何兴起并跳跃式超越中国等其他文明，创造所谓的「欧洲奇迹」。

中国土地最肥沃平坦的区域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大一统。而欧洲由于众多山脉与河流将大陆分割，给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制造了众多难以逾越的物理障碍，所以欧洲大陆在长期以来一直被分裂为众多国家，由纷繁的政权和语言拼凑而成。有学者认为这种分裂的政治格局导致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推动了制度、技术、科学的发展繁荣。

在像同一时期的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等中央集权式文明中，政府有权力阻止威胁精英阶层利益的技术和文化发展。相反在欧洲，遇到麻烦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可以迁往邻国，继续争取发展自己的商业或者技术革新。

哥伦布美洲大陆探索之旅的资金支持来源就揭示了竞争能够促进发展的本质。哥伦布最早请求的是葡萄牙的若昂二世国王资助他的探险，但遭到了拒绝。后来他转而去威尼斯和英国碰运气未果，最后成功说服了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夫妇获得了资助。

而相反的，缺乏竞争会给技术变革带来破坏性影响，一个典型案例是奥斯曼帝国阻碍印刷术的引进。据记载，奥斯曼苏丹在1485年发布禁令，禁止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可移动印刷机，目的是安抚担心因此丧失传播宗教教义垄断权的宗教领袖。后来直到1727年才允许开设了第一家阿拉伯文字的印刷厂。这种阻碍或许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全体民众的识字率到18世纪初期仍只有2%-3%的可怜水平。

攫取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

不同的地理因素如气候、土壤条件对不同殖民地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社会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咖啡、棉花、甘蔗和烟草，这类作物的高效耕种需要利用大型种植园。因此这些地区在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农业具有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特点，以及普遍实行奴隶制和强迫劳动等掠夺剥削制度，并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即使在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当地精英阶层往往还是会沿用这一套会妨碍经济增长的攫取性制度，继续从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格局中获得好处。

相反的是，北美洲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谷物和驯养家畜，有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网络的成长，可以实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包括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法律公平、保护财产权利等。这些制度可以保障促进经济的长期繁荣。

通常来说, 欧洲人不会大规模移民到有高致命疾病的殖民地,例如疟疾和黄热病等。移居此类地区的多数欧洲人是统治精英，如官员和军人，到那里短期服役, 并建立剥削和奴役本土居民的制度。相反，移居北美的大多数欧洲人属于定居者, 他们大量来到这些致命传染病较少的地区, 建立起更具包容性的制度, 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并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到殖民时代末期，北美洲出现的独立国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保留了那些准包容性的制度，而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许多本土精英则继承与延续了攫取性制度。

地理因素在殖民时代为地区开展不对称贸易提供了可行性，并巩固了攫取性制度。原材料和土地资源丰富的非洲美洲成了不平等贸易的目标，并刺激了攫取性最强的制度，即奴隶贸易。这些不对称贸易的收入加速了殖民强国向持续扩张的现代增长期转型，却迟滞了发展中世界的发展步伐，尤其是奴隶制度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延续到了殖民时代结束的很久以后。

相比于地理对竞争和制度的间接影响，地理对文化特性演化有着更深层次塑造。

文化特性的地理根源

着眼未来、立足长远的心态是实现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文化特性之一，影响着我们对于储蓄、教育、开发和采纳新技术的态度。学者们认为它是各国财富水平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这一文化特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地理环境。

马尔萨斯时代，一个社群在面对土地利用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消费策略」，把整块土地用于采集、打鱼和捕猎来满足日常需求，这样可以保证较低确稳定的年度食物供给；另一种「投资策略」则是放弃当前消费，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这要求具备一定的长远目光，因为这意味着会牺牲短期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消费。

生活中在农作物产量更高的地区的人类，选择投资策略可能受益会更大，于是这些地区会把更大比例用于耕种。定居此类富饶社区的社群确实达到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并在马尔萨斯时代取得了更大的人口繁殖成功，从而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强化了在这里的人类塑造着眼于未来的观念，在代际传递下变得更普及，起源于这个地区的族群也往往更具于长远眼光和前瞻性。

此外还有一种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文化——损失厌恶现象，其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地理，特别是气候环境的影响。

相比同等或相似程度的收益，人们对损失赋予的权重更大，这是一种普遍倾向，经济学家称之为“损失厌恶”心理。

让我们设想有两块大陆，一个是气候恒定的，一个是气候多变的。起先每块大陆都有某些社群高度厌恶损失，有些社群则对损失持较为中性的态度。损失厌恶型社群采用的是平均产量较少但更能抵御气候波动的农耕策略。此类策略能保证人们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获得基本生活水平,使人口数量长期维持稳定。

反之,持中性态度的社群采用的是平均预期产量较高但更易受不利气候条件影响的农耕策略。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 他们会收获富余的产出, 让家族得以壮大,而一旦气候条件恶化, 他们的收获量会少于维持生存所需的水平,让家族面临灭绝的风险。

在气候恒定大陆，极端天气会影响全部人群，可能会使选择冒险农耕策略的中性态度社群走向灭绝。但是在气候波动大陆，部分损失中性型社群将免于极端气候条件的冲击，其中至少有些会经历较长时间的繁荣、丰收和人口增长。这些少数幸运社群的扩张速度将快于周围的损失厌恶型社群，于是波动大陆的人口构成会逐渐改变，使损失中性型社群在人群中变得更普遍。根据欧洲社会调查，学者们发现，波动多变的气候条件确实有利于培养损失厌恶程度较低的文化，而气候变化更为一致的地区更容易产生损失厌恶较高的文化。

破解不平等谜题

应该承认，世界上地区之间存在的地理差异及其导致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会完全消失，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可能会继续在相当漫长的时间持续存在着。

认识到世界财富不平等的真实起源的意义在于，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时候，西方国家给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政策建议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因为这些建议只是在表面模仿与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有关的政策，而没有深入考虑产生财富的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在贫困国家或许就不存在。

无论多么高效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贫困国家改造成发达经济体，因为这之间很大差别根植于数千年以来的漫长进程。起源于遥远过去地理因素带来的制度、文化、社会特征的不同，这些不同又通过独特的历史路径驱动文明发展，导致各国财富水平走向分化。

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贫困和不平等背后的基本因素。最近几十年来,发展快速普及到贫困国家,促使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接纳了有利于增长的文化和制度特征,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潜在好处。如果这些趋势与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实现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性社会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么我们将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

尽管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各国的未来却不是命中注定的。随着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促进未来取向、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将为人类的普遍繁荣发挥关键作用。

（本文节选自奥戴德·盖勒 所著《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

书。）

《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以】奥戴德·盖勒 著

余江 译

 中信出版社

 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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