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

导读

　　9月17日，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五期线上公开课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创业大街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现场为大家就《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进行主题分享。

　　朱玲教授围绕社会流动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进，村庄人口流动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变化，村民家庭的代际教育流动和住房投资升级和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发展策略及实践，从国际到国内农村，为大家深入浅出的讲解了如何通过满足农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深度的融合。

　　本文是朱玲教授课堂内容的整理，经过朱玲教授审阅定稿。

作   者：朱玲

来   源：辛庄课堂

　　大家好，感谢维迎老师的邀请，很高兴可以在辛庄课堂与现场及线上的企业家学员们共同探讨《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这个课题。在讲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由整个团队共同完成，同时也得到了所有接待方、受访农民、妇女、农村迁移工人（大家把他们叫做农民工）、企业家、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希望通过调查数据，来考察脱贫农户（已经全部脱贫了，所以我就用这个词），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怎样攀登社会经济阶梯。无论是决策、判断都是一种行为，我观察的人群不是企业家，而是农民、农民家庭。但在国际上，例如德国，小农场都是视为企业。无论到哪一家农场访问，都说我这个企业有多少劳动力、多少田地等，但是中国至今没有把农户作为企业。

　　企业家去做一个决策，是为了某个目标。那村民和农村迁移工人家庭要利用市场实现什么目标？在流动过程中，包括在家乡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得到了哪些支持？如果只是通过文件来证明老百姓获取的支持是不够的，我们调查目的就是看一看最脆弱的这些人，最需要支持的这些人，得到了多少服务，得到了哪些保障。例如，在危机、失业、生重病时候可以得到多少帮助，如何获取帮助，不管是公共帮助，还是社区、私人、亲戚和朋友的帮助。我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就是看他们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得到了哪些帮助。正因为我们是调查的整个迁移过程，所以我们既调查农村，也调查城市。

　　通过调查，了解到他们有些需求是得不到保证的。当权益缺失时，他们又承受了怎样的代价？我记得张维迎讲法律法制保护权利时表示，虽然理论上是保护，现实中很可能脆弱人群在遭受危机的时候得不到应有的权益。在这个时候个人、家庭都要付出代价，我后面会用案例数据说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户村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面临的障碍。社会流动中大家都想往上走，在这个过程中障碍是什么？怎么样去弥补社会结构在变迁过程中的制度疏漏，来补齐这些短板？

　　在这个话题讨论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表述。如农户家庭长期分离，只有最强壮的劳动力，最青春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的家中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但有人写文章说，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没有产生贫民窟，认为这种分离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看法是，这是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制度疏漏，这是农村人口在城市中权利缺失一个表现。我们不说做人的良心，作为学者就应发现这些漏洞，找出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合理化它，美化它。即使它存在，也是制度在扭曲下的存在。我们研究的焦点就是这些。

一

引言：社会流动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进

　　开始就要说一说，社会流动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进。我的目的是向读者交代清楚，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它不是空头理论，是从社会现实得来。至少要清楚今天的主题：社会流动到底指什么？

　　什么是社会流动？这个定义我是从经合组织2018年的报告中提炼出来，变成中文又加了自己的理解。社会流动，它并不是一个方向，有向上也有向下。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过程中，一些中产阶级给掉到了下层。而这些事情在这之前就发生了，和疫情没有任何关系，社会固化也发生了。我在好几个著名国际组织的报告中，都看到对社会流动的讨论，所以它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另外，它不仅是研究一个个人在生命周期中，可能进入了某个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或者掉到了下层，它还定义一个直系家庭多代人在经济阶梯的升降。我们会看到世家，多少多少代，就说京剧谭家七代，他们会比较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流动，有纵向有横向。

　　其实，社会流动不只我们经济学人在关注，社会学家最早关注，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也在关注。我上一个月底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卜宪群的网课《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他就讲到秦朝和汉朝怎么控制劳动力和人口流动，最终影响到社会流动。这里我引用了一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注解。古代社会因为流动渠道比较少，凭读书、凭科举，而读书人从乡下来，通过科举然后殿试做官等等，都显示了对社会流动的关注。对社会流动不仅是不同学科关注，在普通人生活中你有意无意都会关注它。虽然不用“社会流动”这个词，但是大家看一看我讲的行为，就能够理解它是老百姓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个家庭决策元素。

　　以下主要讲的是经济学家对社会流动理论的提炼和发展。这个理论的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而来的。社会变化过程中理论也在变化，理论反过来影响了政策，又影响了社会。在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年)生活的时代，欧洲资产阶级兴起而封建等级制尚未瓦解。仅就贵族与平民而言，以血统出身划界分层的社会鸿沟依然不可逾越。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进取行为及其激励因素的分析，便自带这一转型期的特征。斯密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为例说明，国王和贵族并非依靠学识卓越和勤劳坚韧等美德获得社会声望，而是凭借已有的地位履行严格的礼仪，显示特有的风度和威严的优越感，进而以地位权势左右世人。在今天，这种贵族的等级制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大家可能看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把爵位给了许许多多、各行各业、国内国外作出成绩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贵族家庭出身，说明贵族等级制已经有了变化。

　　在100年之后，已经工业革命了。如果大家看过《资本论》就知道，农奴以自由人身份进入机器工人队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在讨论技术工人培养时指出，一些智力超常的工人所处的地位远低于其天赋。马歇尔认为，这对他们本人和整个国家都是浪费。父母通常让孩子接受与自己的学历相近的教育，然而超越父母学历的普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可能推动代际技能、职业和收入的垂直向上流动。如此不但激励工人努力提高技能和生产效率，而且也促使个人积累资本和创业，结果必将有益于国家经济增长。

　　我接到张维迎邀请的时候，正在看一本书叫《人类之旅》。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书中将英法包括德国先进工业国家的政策都进行了比较，写出他的观点。有一些观点在维迎的书上我也看到过。作者指出，英国是最早提出普及初等教育的国家，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在那儿一点也不奇怪。英国在普及初等教育的时候实行免费且强制入学，父母不送孩子上学会受到法律制裁。这就是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投入。

　　再来说说北美。大家都知道早先移民北美的大多是欧洲人。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给我印象很深刻。他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写进美国历史进展过程中，认为所有变化都需要以平等主义为基调的社会变革和改革。只有经济没有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参与者在其中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产生于1730年的第一次平等主义大觉醒，引发推翻英国皇室殖民统治的美国大革命，推动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向以能力为基础的平等社会转变。第二次大觉醒从1800年开始，焦点事件是废除奴隶制和内战，虽然种族主义还存在，但是奴隶制废除本身是工业社会一大进步。

　　《人类之旅》书中一直强调，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更是社会的进步。社会进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社会更加多元化，社会更加平等。在第三次大觉醒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经济大萧条，1929年开始，罗斯福推出新政。这个时候新政只是其中一部分，美国有了各种各样的福利制度。我们团队在2000年初到2010年做社会保障研究，当时有位武汉大学在美国的校友，把自己的账单寄给我，上面有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和给付比例。我发现，他们的社会保险税率比我们国内企业的个人缴费比率低得多，而他们退休以后能够得到的福利却高于我们。

　　在印象中，大家都称赞从英国到德国的福利水平很高。但一比较，美国其实也有社会保障，而且运转很有效率。它的逻辑是保障底线，所有的就业者，哪怕只挣一个美元，也要交税。无非低收入者在收入汇算的时候，可以退税，还有很多福利，得到很多帮助。大家到退休的时候，纳税人会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让你不会掉到绝对贫困线以下，这是一个社会安全网。同时有企业各种福利安排，退休的时候，你可以享受高于基本线的部分，这是跟企业与个人的责任挂在一起的。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们会认识到原来读的世界史可能有描述偏颇的地方。事实上从1930年开始，美国有了多种多样的福利政策，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的人要往美国跑。

　　第四次大觉醒从1960年到21世纪。福格尔是2013年去世，他曾到访过中国，所以书中例子还涉及到中国。从60年代开始，美国以知识服务为特征的职业显著增多，中产阶级扩大了，律师和医生等等知识服务行业和人数都在增加。大家是否了解“橄榄型社会”，那就是形容中产阶级为主的一种社会结构。处在橄榄最圆最大这部分的人，更多是靠知识挣钱。这种发展和壮大就激励了美国的家庭向高等教育投资。中产阶级对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有着自己追求教育平等的需求。

　　同时，美国社会还存在着种族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年龄不平等。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社会运动。叫它社会促进活动也罢，叫它社会革命也罢。例如有《劳工法》、有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要求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任何一种社会流动障碍的排除，都和人类追求平等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读了福格尔这本书，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我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当过农民和工人，大家对于平均是特别有追求。中国古时候农民起义都呼喊 “不患寡而患不均”，要的就是平均。但“完全平均主义”对社会是起阻碍作用的，完全的平均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人总有能干和不太能干的天然区别，有努力程度不同的区别。在生产队的时候，大家评工分就几个档次，里面还加了很多个人的关系和家族势力，最后生产队就是没有效率。福格尔的书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共鸣。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意味着，一个人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族群（族群在我们国家原来翻译成少数民族），不管是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或者性别是男是女，都不应当因此而造成机会不平等。只要通过勤奋、毅力和正当手段，就有可能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就是机会平等，它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之上。

　　为什么要保证权利平等？因为这是我们公平竞争的基础条件。比如说，文革时候上大学，一些人因为祖上成分不好，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虽然很多人批评高考，但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公平的制度，因为每个人符合了条件，就都可以进考场。我们也很爱看体育运动，因为只要有赛场，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赛道上奔跑竞争。

　　再来看条件平等、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即使我们都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初始条件还是不平等的。

　　我举一个关于“健康”的例子。今天上午我们去参加一位前辈的九十岁寿宴，我说凡是能够健康活到90岁的人，都是幸运者。为什么呢？有40%的遗传因素，有后来的自己的生活习惯、知识、工作条件等等，这么多因素加起来，还要加上社会环境等其他因素，比如说传染病因素、父母和家庭状况、受教育机会和保健机会。我们团队在西藏调查11年，青藏高原气候很严酷，交通很艰苦，它的医疗条件比内地要差很多。村里人如果生病送医院很难，所以生病和恶化的可能性要大过其他地区，这样的个人向上的社会流动，就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

　　这里再讲一下儿童的早期发展差别。儿童早期发展1000天，就是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开始算。那么一个强壮、营养丰富的母亲，跟一个贫困的母亲对后代的影响是什么？1996年我带学生在农村调查，专门调查的是妇幼保健。很多母亲在怀孕期间要去很远的地方背水，整个怀孕期间才吃过一次鸡，几次牛肉，这怎么和营养丰富的母亲相比？如果可以减少这些不利条件，对后代的初始影响是有可能变好的，所以我们始终盯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我们很关切促进社会流动和消除贫穷的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和地区间差距加大。后来，妇女发展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一系列的国际峰会都关切发展中消除贫穷和促进人类发展的主题。1990年，我去纽约的联合国开发署总部访问，他们每年都要发布《人类发展报告》，阿马蒂亚·森（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直接参与了这个工作。他强调，怎么样消除那些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收入分配不可能完全平均，但是即使是不平等，也有公正的收入不平等。如果是合法的、凭借着勤奋、努力、坚持和发现机会，（就是维迎书里所说市场对于企业家来讲是发现机会去创新），你得到收入就算是高收入，也是公平的。如果是用非法手段得到高收入，那是不公正的。如果说因为制度的原因，比如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不准农民离土、离乡，乡镇企业也不准和国有企业争原料争市场，那就是不公平。因为这样的制度原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

　　阿马蒂亚·森参与的《人类发展报告》讲到了怎么比较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发展状况，以及使他们脱离贫困陷阱的政策方向。这如何跟我们中国的发展研究勾连起来，我很焦虑和迷茫，就给前辈赵人伟老师打了电话。他说所有的发展都能够度量，如果不能度量，我们就很难把理论和现实中的发现落地。这一下子点醒了我。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发展的度量》，被很多网站登载过。那时候我们经济所的同事提出，关键是测量谁，不用测量所有人，你去测量低收入贫困群体和最困难的人。

　　因此大家去看，《人类发展报告》里面有一个指数：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很重要，包括性别平等、教育、健康这些指标，能定义发展得怎么样，提醒我们以后要关注社会底层的状况变化。底层的地位提升了，整个社会就改善了、进步了。

　　我们国家讲脱离贫穷也讲共同富裕。世界银行年年发布报告，比如2018年，讲减少贫穷本身就是在促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杀富济贫，而是减少贫穷，抬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这个报告追踪观察各个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穷国、穷人，他们教育健康指标的改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开始，发展经济学家就在关注，怎么借助共同富裕和社会保障措施，来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意思是不能让穷人的子子孙孙都是穷人。因为穷人本身父母营养不良，文化就低，就业渠道就少，收入可能也低，这样他儿子、女儿得到的教育可能也少，他们的营养可能也不良。这就是一种贫穷的代际传递。咱们国家的营养学家陈春明一直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和儿童的营养。她的团队通过贫困妇女儿童营养补充对照实验，敦促政府免费给贫困孕妇发放营养包，发放维生素A、补充叶酸，孩子在两岁之前补充营养包，改善中国儿童的体质。这个做法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穷人状态、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也做出了贡献。

　　国家和社会不但要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惠及穷人，而且尤其要惠及穷人里面的妇女。当粮食缺乏的时候，妇女首先不吃，让家庭强壮劳动力先吃饱，让孩子吃好，最后才是自己。穷人里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都有特殊的需求。针对这些需求，就要有专门的保障项目。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以及科学家，在消除贫穷的过程中就有专门针对女童上学的春苗项目，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国发展基金会做的项目，卫生部的妇幼保健项目，都是针对特殊群体需求设立的。还有老年照料项目，虽然不够健全但已经开始了。

　　进一步讲，如果整个社会流动变缓，那多半缘于阶层固化和不平等加剧。近年来在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中，父母健康状况不良、受教育程度低、从事体力劳动且收入水平不高者，自己大概率会落在同样或相邻层次，机会积聚在社会上层。在中国大陆网上的流行词"躺平"，是对社会流动减缓的一种反应。在欧洲和北美，一旦社会阶层固化，就会产生极端政治倾向，就会出现民粹主义，这是他们国家一些进步力量所担忧的。

　　对社会流动和不平等问题的国别和地区研究显示，所有驱动社会流动性的措施都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所有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流动。基于这些研究的社会流动测度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决定因素重合。例如，世界经济论坛采用的“全球社会流动指数”由10个权重无差别的支柱型要素构成。除了教育、卫生 、就业和社会保护等要素外，还包括科技可及性和包容性制度安排。这其中，与教育相关的因素就上了3席，足见指标设计者对教育的重视。教育指标的设计思想，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发布的未来教育报告取向一致(UNESCO，2021)，尤其强调教育可及性(公平公正的供给)、高质量教育、生源多元化和终身学习机会的创造。

　　本院同事蔡昉给我发来一个文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发布的报告，专门讲教育公平性。在疫情发生之后，城市的孩子很容易能够上网课，农村的孩子未必。其中，批评的就有中国的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悬殊。另外，还有科技可及性的问题。比如有手机的时候，大家就会看谁最先有手机，手机怎么样普及。我们调查中发现，中国是手机最普及的国家。我最近两年访问的农村迁移工人（农民工），没有人不会用手机，而且玩得非常顺，把手机和家里的摄像头连接起来，这就是可及性。如果只有少数人可以利用技术，那就可能产生因为这个技术的能够得到或者不能够得到，使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相比处于不利的状态。如果是更进一步比较，就要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现在我的发展经济学同行，都在关心谁会受到不利影响，谁能够利用这些最新技术，谁可能利用不到，这是一个公平问题。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社会流动报告2020》中，按百分制计算各国社会流动指数并由高到低排序。排在前20位的有17个欧洲国家，其余3名为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北欧五国位列前茅，得分都在82.7以上。其中丹麦得分85.2，排名世界第一；瑞典得分83.5，排名第4位。

　　2017年世界银行发布救灾重建报告，比较了各个国家应对灾害的韧性。“韧性”现在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是指抗灾能力和恢复能力的强大和脆弱，韧性最强的还是北欧五个国家，丹麦第一。可见韧性跟社会流动、社会平等和消除贫穷这些事情都是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社会流动指数排在27位，中国排名第45位，中国的排名在发展中国家很靠前。中国的分值当中最高的是卫生，涉及刚才我说到的儿童营养、公共卫生，中国的卫生服务可及性最高上到80多分。还有就业机会评分也不低，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分不开。教育可及性，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有一个全国推动的义务教育普及。分值倒数第二是公平工资，2006年我们曾经做过农民工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调查，发现他们的小时工资很低，这样的话迫使工人不断加班拉长劳动时间。每个小时的工资连一个盒饭都买不到，那就只能加班。分值最低的是在校生社会多元化。此外，中国收入不均等程度仍处于高位。

　　对收入不均等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城乡差别。现有的调查显示， 2005-2006年影响在40%，现在影响下降到26%。影响收入不均等的有个人、地区、城乡因素，但城乡因素始终是影响最大的。所以，缩小城乡差别就能够降低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用同样的数据做统计分析，我们知道劳动力流动既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原来农村的人都聚集在一小块土地上，后来一部分人出来，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知识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效率也提高了。这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把钱寄回农村的家，家庭收入也提高了。2013和2018年北师大、浙江大学的项目调查发现，收入最低的10%人口外出打工得到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远远超过收入最高的10%的人。收入最高的这一组人，打工收入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比不到1%。可是在最低收入组，这个比重差不多就到1/4了。所以，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就有助于减少贫穷和不平等。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户籍制度在人民公社时代，把城乡社会非常明显地分隔开来。如果不参军和上学，就是结婚也不一定能到城里去。我在很多场合讲到， 1970年的时候，我插队务农的地方每个人夏季只分了70斤麦子。同年10月份我进工厂当了钳工，一个月42斤粮票，当时我要乐疯了，不用担心没有吃的了。所以城乡分隔，对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是多么不公平。改革开放开始，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杜润生领导的农研中心写了不少文章，呼吁“推倒”城乡之间的那堵墙。劳动力流动本身就冲破了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但是隐形分隔依然存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城市常住人口占64%，城市户籍人口大约占45%，相差的19个百分点，统计的就是在城市里居住，但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户口只是一种登记制度，而不是和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存在就未必不合理。正常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北京常住应该有北京户口，如果回到西安就有西安户籍。事实是很多在北京、上海、深圳工作的人，他们的户籍还是农村的。这是城乡隐形分隔的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是农村的家庭分离。从1985年到宣布消除贫穷，我一直在做减少贫穷的研究。2000年左右我下农村，发现很多家庭的贫穷，是因为在矿井打工、在城市打工的人生重病、受工伤回家苦熬。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最强壮的身体放在城市，当他们变弱了就不得不回到农村，不能享受城市福利。也许这个情况没表现在统计数据里，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

　　前些年快过春节的时候，电视上会播放从广东等发达地区回家乡的摩托大军。媒体试图表达社会公众、社会组织一路上给他们提供稀饭、热茶等等这些服务的善举。但媒体可能忘记了，如果没有这样不公平的城乡分隔，成千上万的人是可以把家庭带到城市里去，就不会有这样宏大规模的家庭分离。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也有家庭分离现象，强壮的男人到城里做工，妇女带着孩子在家乡，但她们如果愿意去城里是可以的。这比如，我们这儿有一个空调，我可以不用它，但是用的时候我有，这和压根没有空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几年，农民工的孩子进不了城市的学校，那不回村上学该怎么办？这种分隔就是制度性的分隔。近年的《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中出现了"回迁儿童"这样一个新词。原来留在老家的叫“留守儿童”，跟着家长来城市，没有回老家的叫“流动儿童”。

　　我们在2000年以后的多次农村调查中发现，农村开始出现寄宿学校，很小的孩子都在寄宿学校上学。还有很多儿童进不了城市幼儿园，上学需要多种证件和证明。本来城市公共服务不够，社会保障薄弱了应该增加供给，但各个城市的办法是接受农民工进城劳动，但公共服务不增加，还用“条件限制”把人赶出去。一个城市，就应该像一个自然生态，既有苍天大树，也有低矮小草和中等的灌木，不可以只剩下大树。很多城市的家政保洁等服务行业都是农村迁移劳动力为主，说明城市还是需要人家，但是提供服务的时候又排除了这部分人，这不是隐形分隔是什么？

　　我们利用了杜润生老前辈当时奠定的调查数据基础。在他的带领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建立300多个农村固定观察点，观察内容有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人口变化等等。我们之所以采用2003年以来的数据，是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同一时期我们还做了多种专题调查，既调查农户，又调查迁移劳动者。农户是家乡所在的地方，迁移劳动者出发在农村，落脚在城市。

　　以前很多调查，或者调查农户，或者调查迁移劳动者。2020年以来，我们在同一个省里调查村子以后，又去调查城市，但是城市里不一定都是本省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调查，我们才发现原本认为合理化的东西恰好对他们是不合理。我们调查了劳动者家庭分工为特征的社会流动实践。在家庭分工方面，我们关注了代际分工。老人这一代，中年这一代，年轻这一代是有代际分工的。我们还特别关注性别分工，男的干什么，女的干什么。在这两方面的调查中，我们要看看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短板在哪里，是以建设性的态度，找出来弥补短板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再看针对脆弱群体最紧迫的需求如何去改善。我们会在调查中发现最的脆弱群体是谁，他们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研究途径。

　　在调查中，我们用多种调查组合。既有时间长度，主要利用2003年以来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同时利用课题组本身2006年的社保调查数据。以前做调查的时候，会培训调查员去走访，这次问卷调查全部都是我们课题组成员完成的。这样做的原因很多，首要原因是资源有限，时间也有限，所以尽可能用这些信息组合做分析，去实现我们研究的目的。

二

村庄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化

　　现在来讲一下，村庄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化。在我们调查的11个行政村中，2020-2021年间，村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率最低下探至19.9%。村庄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2018年，农村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29.9%，远高于全国水平(七普:18.70%)。在家有老年的住户中，纯老人家庭占 44.4%。常住人口中的成年组别里女多男少，该组(16-60岁)女性约占52.23%。比较好的情形是，我们调查中的陕北的一些农村，有的从甘肃引来了养羊企业，并建造草场和灌溉设施，让村民在家就可以有更多就业机会。

　　如今农村的常住儿童明显在减少，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外，这是近年来新一代农村迁移工人带孩子进城的一个结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像电影中一样后面跟着很多小孩，我提一个问题，一大堆孩子就抢在大人之前回答问题。2009年，我们给社保部做农村社保调查，发现碰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没有了，上学小孩不多，抱孩子的人也不多。我曾经在湖北大山里调研时发现，这个村里只有一个小孩，有企业家在这儿花20万建了小学，却没有孩子上学，村里人就用空教室来做直播。虽然没有把建筑浪费，但至少说明原有的用途不再需要。还有一些村的小学变成了养老服务站。村庄人口的变化，决定了公共服务结构和供给的变化。

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山西右玉大堡村和杀虎口村，2020年9月） 

　　在调查中，我们大致挑了三个年份进行比较，发现我们中国扶贫成就确实辉煌：解决了基础设施中供电、供水、学校和卫生室不足的问题，有些脱贫村的设施甚至比非贫困村还要完善。40年来中国政府没有停止向贫困村投资，最可喜的是交通的改善，现在的农村人可以坐高铁进城务工。我们以前下乡调查，去一个地方路上至少要两三天，现在一天就能到。在陕北、内蒙一些村子里面还有快递站，移动信号也很好。我在国际交流中做报告时，讲到中国农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进步，都引起良好的反响。

　　但现在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依然存在短板。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中的情感、认知能力刺激依然缺乏，农村老人养老和就医困难依然存在。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的五保户、低保户反而没有一般老人困难，因为有民政给他们兜底，可以免费去养老院。基础设施上，排污设施一直是农村改造的痛点。农村的居住特性造成了排污设施需要分散建设，采用和城市一样的设计和用材会非常昂贵，所以这一点还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鼓励企业发明适合农村的设施设备。

　　在农村老年照护服务方面，一些县财政会予以补助。在民政局加以督办的村庄、村两委通常利用闲置的小学校园兴办“幸福院”，或者专为老人供应午餐。例如，陕西省榆阳区的行政村均设有幸福院,每院雇用一位中老年妇女担任保洁员和炊事员。入住老人床位免费，伙食标准为每日5-8元。入住者只需支付每日3-4元的餐费，差额由财政补足。民政局还按照入住人数，每年补助每个幸福院6.5万元左右的运行经费。幸福院入住条件为本村70岁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至于生活不能自理者，唯有中高收入家庭和政府予以财务兜底的五保老人，可以利用养老院和上门护工等社会化照护服务。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难以利用有偿服务，往往陷入老年照护困境。

设在空置小学校园的村级老年集中照护机构（陕西榆林市榆阳区柏盖梁村幸福院，2020年9月）

　　现有的乡村发展实验表明，投资于村庄儿童和老年服务，既有改善儿童福利和老年福利之效，又能提升当前和未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还可以解除外出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能促进照护产业的发展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老幼照护的收益明显溢出家庭而惠及整个经济与社会。况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家庭功能明显弱化，社会与家庭及个人分担育儿和老年照护责任已势在必行。可是它为何至今仍为公共投资的短板呢？

　　这一是因为社会化老幼照护服务的成效短期难以显现，在地方主政官员的政务优先序中排位靠后。二是儿童早期发展和老年照护服务需要细致而又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和财务支持，这两个条件在村庄层面普遍缺失。正因为如此，当前提供这两类服务的村庄大多属于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合作的试点。它带来的启示在于，社会化的村庄老幼照护服务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投资的重点领域。服务的提供既要有社会组织和村民的参与，又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

三

村民家庭的代际教育流动和住房投资升级

　　住房不仅是物质投资，也是教育投资。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个现象，农村的姑娘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我当时就问，你们县城没有多少工业，为什么非得在县城买房？她们表示，为了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县城的教育水平肯定高于乡镇。由此可见，不仅就业机会和产业发展能吸引人群购房，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也能吸引人。

　　我们把发达国家那种不设制度藩篱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把中国政府将特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落户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就像刚才和大家讲的，即使有那么多的制度阻隔，农村的人口还是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进入城市，这是自主城市化，也是我们调查的重点。我们通过研究农村迁移劳动者落户城市的方式，寻找突破城乡壁垒的缺口。看看制度阻隔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可行的政策从哪里入手？我们发现，无论从心理还是文化来看，农村家庭都认为把孩子送到城市落户会有更好的前途。究其根本，还是村子里的就业机会太少。地少人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初始条件。中国很长时间都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土地太少，怎么保证收入？经营那么一点儿耕地能使家里的人均收入和城市收入持平吗？不可能！所以农村劳动力进城，本身就是农户增收的决策。

　　近年来，工资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刚才我们讲过家庭分工与分离。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离土又离乡”的方式为主。村民家庭的分工决策也不仅仅以性别和年龄划分，而是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越来越敏感，无论是性别分工还是代际分工都蕴含着对劳动者机会成本的考虑。

　　家庭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市场参与能力。何者外出务工、何者留守村庄?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固然复杂，但处在首位的决定因素还在于,谁在他乡的工作更稳定且收入更高，谁能更妥帖地承担“老家”的生产和家务劳动。随着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和照护行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青壮已婚女性甚至低龄老年女性外出就业的势头悄然形成,留守丈夫由此应运而生。

　　湖北省宣恩县某山村的一位留守丈夫解释，妻子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有6000元，他在家务农一年的现金收入9000元，况且女人留在村里独当一面也太辛苦。可见如此安排既有市场取向，也包含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

留守丈夫与留守老人（湖北恩施盛家坝镇枫香河村和宣恩县李家河镇川大河村，2021年3月）

　　为了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同时又保证学龄儿童教育投资，家庭分离不再限于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处，而是呈现多点分居状态。有的人家由祖母陪同孙辈去镇上或县城读书，祖父留守村庄，孩子的父母到县域之外谋生。有的则是未婚的姐姐一面到县城做工，一面照顾弟弟上学。更多的情况是,锁闭村中房屋，母亲到县镇陪读，父亲跨省或跨县务工。虽然现在看是对家庭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从情感上、照料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

　　我们注意到，高龄老人会与子代核心家庭分户分居。一方面借助社会保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实现经济独立；另一方面，以代际接力的方式支持后辈向城市迁移。这种情形在山西省右玉县较为常见。八旬老人构成的纯粹老人户一般都享有低保待遇，2019 年每人总共领取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还领取居民养老金138元。健康良好者既可以从村委会申请环卫公益岗，每月工资500元；也可以去附近的扶贫车间做零工，每日工资100元。逢年过节，镇政府向老人发放粮油。受访者言道：只要生活能自理，日子过得还不错。

　　另外，在村民投资决策中不乏理性取舍。纯老年家庭的决策理性表现为放弃自建新房，将家庭收入支援子女购买基础设施条件更好的商品房。

　　我们做了代际教育程度统计，利用的是全国农村调查系统的数据。我们按照户主出生年份算，50后、60后、70后，把三代人比较，从统计表中会看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最要紧是代际教育流动。他们的孩子从16岁以上算起，每一代人的孩子比自己平均多受三年教育。这是中国普及教育的成绩，也是这些农户进行家庭人力资源投资的行动。

　　回到农村自建房这个事，在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已经有15%左右的农户在城市买房，这跟城市金融向农村人口开放分不开。我们前面讲过，农户社会流动中通过市场实现了什么，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得到了什么支持？我们访问发现，贫困户孩子上本科和大专，都借助了助学贷款。受访者中的一家，有两个女儿，丈夫打工的收入，会首先用于还女儿的助学贷款。我们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专门做过贷款调查，私人贷款还款率比机构和企业贷款还款率高得多。如今的受访农户非常有信用意识，孩子上学贷款一学年8000元，通过对家庭收入合理分配，毕业时就会还清贷款。

　　他们不但通过市场实现人力投资，而且还通过市场实现住房投资，但也有决策失误的情况出现。重庆丰都县天水村受访户中有两位主妇自述买房不当。两家先后在镇上为大儿子买房，不想儿子外出打工后不愿落户本镇。房子空置十多年，既卖不掉也租不出，浪费了打工人的血汗钱。其中一户1998年花费5万元在村里盖了座平房，平时只有这家的主妇、大儿媳和不到1岁的孙子居住。2007年，户主夫妇花费14.5万元，在镇政府所在地为大儿子买了110平米一套房，至今还是未装修的“清水房”。另一户的特殊之处是有3处房：第1处，2000年建在早先居住的自然村(大镰湾)，建房费用8万元。第2处，2008年花费8万元,在镇上买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如今依然空置。第3处，2016 年买在距离县城不远的工业园，面积80平米，家里的主妇带小儿子留守。此处房款 24 万元，银行贷款15万元，已经偿还了8万元。丈夫每月给妻子转账4000元，大儿子给她2000元。这位母亲和小儿子省着花，因为每月至少须还贷1500元，还得给大儿子的婚事攒钱。

　　不难看出，村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相辅相成，投资决策中皆包含代际向上流动的意图。家庭住房投资叠加政府对通电通水通路等村庄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地改善了村民的家居条件，有助于减轻留守妇女的家务劳作、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安全和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村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决策有大量公共信息引导，但购房支出却不然。住房投资失误不但导致家庭财务损失，而且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因此，如何把住房市场信息准确地传递到村，是个留待住建部门和消费者协会介入的问题。

　　我们去过的一些已摘帽的国定贫困县，如湖北的宣恩，部分县域属于国家的生态保护区，所以有希望继续得到国家帮助。但即使如此，也可能达不到最近十年公共转移的强度。这些县的很多服务保障至今都依赖外部资助。怎样让脱贫县自立更生，这是一个关键所在。脱贫的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这是扶贫目标和生活底线。财政资源既要使脱贫县能够支付起这些，也要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基层政权有效运转。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班子合二为一，一个干部承担多种事务，尽可能实现财政的开源节流。

四

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发展策略及实践

　　乡村劳动力迁移大潮以改善家庭福利为前提，没有因为政策改变、城市驱赶而减少。2020年，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迁移劳动者（农民工）的总量仍高达2.86亿人。从全国统计来说，农村迁移工人减少的数量并不多。我们到湖北宣恩做农户调查时，询问新冠疫情的影响。受访者表示，疫情开始的时候，企业一听说是湖北来的就不给工作。他们只好回家，呆两个月又出去，也能找到工作。政府服务的“点对点”复工有帮助，县镇政府为每个外出务工者发放补助400元，并集合大家坐大巴车去广东佛山寻找工作。

　　2008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我们可以从统计图看到，农民工总数并没有因为三年疫情减少很多。从农户的主动性、进取心来看，没有因疫情和政策而改变。那他们到哪儿就业去了呢？大多去了民营企业。从1997年开始，非城市、非国有部门就业不断壮大。可见，凡是促进和有利于非国有部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就是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减少贫穷、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均等的政策。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2018年的外出人口中，84.6%属于16-60岁的劳动年龄组（该组别的男性约占外出人口的1/2，女性约占1/3）。这说明，农村迁移人口中虽有老幼，但仍以青壮劳动大军为主。

　　迁移劳动者因就业岗位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同而明显分层。我们访问的技术工种工资一般在每月5700元以上。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访问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者。各技术层次的迁移劳动者至少更换过两次工作，足见他们获得现在岗位完全出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因此，他们对需要更高学历和技术水平的岗位工资差别毫无异议。

　　在我们访问的企业中发现，年纪越轻的劳动群体学历越高，学历越高的迁移工人则技术层次和工薪水平也越高。他们通过市场寻找工作以后，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并依然在继续学习。对于收入支配，我们发现年纪越大的迁移劳动者，向农村留守家庭汇款越多，用收入带动家庭脱贫并逐渐提高经济地位。通过劳动力流动，改换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

　　越年轻的员工越注重在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之余，投资自身的继续教育。从受访者与随迁家庭的人均消费数据看，娱乐和成人教育加起来仅占每月支出总额的2%。实际上，制造企业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对继续教育的投资远高干平均值。例如，一位1989年出生的理化试验员,拥有计算机信息管理大专文凭。公司资助其考取了现岗所需的4个资格证，他自己还以每年3600元的学费，攻读成人本科工程管理专业。还有一位1996年出生的女性文员，专门选择一所名校的成人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就读，总计缴纳学费1.5万元。他们明确表示，试图通过提高学历增加个人的发展机会。

　　他们很聪明，懂得利用市场利用机会为自己投资，还会用现代技术与农村家庭联络感情。大部分会利用微信视频，有的会在家乡小院安装摄像头，随时可用智能手机观察家中老小的生活，既节约了回乡时间与资金，又稳定了亲情关系。

　　刚才我们说过，稳定的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结构的社会，那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以全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75%作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参见 李培林，2017：《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第5期） ，2020年的最低门槛为20655元（ 32189元*0.75），即人均月收入 1721.25元。在本课题组的迁移劳动者调查中，大约4/5的受访者及随迁家庭跨越了这一门槛。其中，单独外出者在就业城市的月均工资收入为5812元（最低3100 元，最高12000元）；多人外出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为3295元（最低840元，最高 8000 元）。非正规就业者一般达不到本课题受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据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李实团队的收入分配调查，并以中位数收入的67%和 200%为下限和上限，2007年中等收入群体占调查人口的40.0%。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为46.8%（2018年样本：城镇11506户，36259人；农村9239户， 35007人）。我们访问的是正规企业的正规就业者，我所说的正规企业包括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者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

　　关于投资住房，跟2006年我们调查的时候相比，发现2020年在城里面买房的比重增加，约占受访者的1/4。我们访问的城市有南通和昆山，在南通和昆山买房的有很多，但在重庆、武汉买房的较少，这是由于房价影响。买房者几乎都有银行贷款，也有私人借款。一个2000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我说，父母为了他能学好英语，借钱在县城买了房，父母都在县城打工，帮助他在县城上学，他三年以内就赶上学校同年级的英语水平。除去教育投资，一部分购房者是因为子女结婚，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暖住房等原因。

　　这里面注意到，年轻的受访者们遇到的普遍问题为子女进幼儿园和就学问题。城市中性价比高的幼儿园非常难进，需要拿房产证或居住证和积分排队，对于到城市较晚的年轻人，很难排上。如果公立幼儿园因为有城市政府在土地各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优惠，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接纳农村迁移儿童，会解决他们很大的教育困扰。这一代年轻务工者为了不重复父辈的命运，家庭不得不分离。但家庭分离给儿童的成长、给老人照顾造成的损失却很难补偿。

　　2006年，我们跟社保部合作，做过农民工社会保障试点调查。从医疗保险开始到养老保险，一直跟踪做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迁移工人的保险参与率是大踏步进步了。但我们要关心的远不止如此，我们要看到，在他们受到危机威胁的时候，可以从社会保险得到多少帮助。我们在武汉调查时得知，好多地方曾因为疫情封控停产，但真正拿到失业保险金的只有一个受访者。在陕北一个城市调查的时候得知，当地煤矿的农民工全部参加失业保险，但发放失业保险金的时候，地方政府规定，农村户籍的参保者领取的金额为城市户籍的1/2。在昆山，给予救助的前提条件是有本地户籍。外地户籍人员只能通过转换工作和花取积蓄的办法度过危机。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些扭曲的制度需要去改善！

　　恰好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两位大陆学者所写的瑞典和丹麦经验。从中看到，北欧今天的进步和它城市化工业化中的社会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他们遇到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中同样的问题，男人打工、妇女带着儿童在家里，贫穷也有很多。北欧国家经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建立了工农统一的社会保险和普惠制社会福利制度。比如，老人福利到60岁就有，不管穷富与健康。这样的好处在于，它减少运行成本，减少鉴别成本。没有人确保自己永远健康和富裕，所以他们建立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例如补助母婴照护、儿童营养、育幼和教育，等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住房和婚嫁贷款。这是奠定全社会平等发展的基础。今天我们看到北欧五国在全球社会流动指数中名列前茅，和他们100多年前的社会变革、平等主义运动和政策实践是分不开的。

　　在前面我们讲过，中国现在老龄化很严重，长期照护投资不足。农民工和农民家庭普遍实现了代际教育流动，相当一部分家庭利用过助学贷款，还有4/5受访者跨过中等收入最低门槛。与此同时，迁移劳动者在失业期间极少得到城市救助和城市社会保险，随迁家庭也很难得到适合其收入水平的托幼服务。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同样服务，但是基础的服务应该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受访者的需求，提出政策建议。还要弄清楚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走向共同富裕。可以肯定，共同富裕一定要以权利和机会平等为基础。

五

政策性的讨论与结论

　　上述国际经验的借鉴意义在于，采用城乡融合的制度框架推进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基于中国当前国情，勾连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组成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瞄准脆弱群体的社会福利，便可作为连结多轨制社会保障的“粘合剂”。仅就老幼照护不足的难题而言，实行普惠型的老年和幼儿照护补贴，即为其中一个切入点。为此而采取的公共财政支出，属于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收入再分配,完全可以参照城乡居民非缴费型养老金的筹资方式设计。与此相对应，还须在政策环境上消除对民营照护机构的所有制歧视以便激励服务供给。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均须对所有企业和劳动者一视同仁， 继续推行激励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政策，否则任何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都有可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朱玲 

　　女，1951年12月生，安徽寿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国际农经学会（IAAE）执委和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参加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穷研究小组；还曾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1993年（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年（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4年（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8年（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2013年尤斯图斯·冯·李比希世界营养奖（Justus von Liehig Award for World Nutrition ）；2014年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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