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
在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写成之前，我不曾想到会有这本书。我只是偶尔觉得自己心中有一股东西要流淌出来，流淌出来的，只是一篇篇文章，没想到它们会汇成涓涓小溪。
我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岁那年离开农村去西安上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后来又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1994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
现在大家称我为“经济学家”，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经济学与我的农村背景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甚至怀疑我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有一次，一位朋友问：“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吗？”我说：“是啊，你为什么问这个？”他说：“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2008年五月初三，我母亲过世了。母亲目不识丁，但一生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这或许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树活皮”，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讲的“声誉机制”的最好概括。
母亲过世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没想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感动了无数人，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我的经济学同人。好友杨利川说：“这篇文章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真诚出于他的朴素的感情，出于对基层民众的热爱，出于他的人文理念，也许很多人不信，但你真的是这样。”
父亲从小爱栽树。回想起来，我在经济学文章中讲的一些经济学寓言和人生哲理都与他的树有关。他曾给我讲过一个“吹湖”的故事，我从中悟出治学之道是“功到自然成”。去年十月初一，是父亲九十大寿，我写了《父亲九十》一文，讲了父亲对我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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